二、“元示”和“上示”

卜辞里面与“大示”相同的称谓有“元示”，请看以下两例：

甲子卜争贞，来乙亥告禽其西于六元示。1364

……于六元示。五月。1365

“元示”的最大数量是六，并且卜辞里有“自上甲元示”1366的记载，所以说元示和大示相同，很可能是大示的别称。

无独有偶，与大示相同的卜辞中的称谓还有“上示”，如谓“禽见百牛……，用自上示”1367、酒祭于“上示”1368等。卜辞中的“上示”，过去多被误为“二示”。甲骨文“二”、“上”、“下”这三个字虽易混淆，但若仔细审视，仍能将其区别。契刻者一般将“二”字刻得两笔长度一样；将“上”字刻得上一笔稍短；将“下”字刻得下一笔稍短。卜辞里面，上示从来不和大示、元示并列于一辞。从上引《合集》102片可以看到，上示享用“百牛”之丰盛祭品，其数量之多只有大示与之相当。因此，上示也和元示一样是大示的别称。

为什么大示、元示、上示三者一致？为什么这同一群先王会有不同的称谓呢？我以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甲骨文“大”、“元”、“上”三个字具有含义上的一致性。“大”字在早期卜辞里的写法是甲骨文的“上”字与习见的作正面人体形的“大”字的组合，或释为“天”字，其实是“大”字之异，后世才变为“天”字，所以卜辞中的“大乙”，《史记·殷本纪》《世本》等作“天乙”。甲骨文里的“元”字，是由作为侧面人形的“人”字与“上”字的组合而形成。从造字方法看，甲骨文里的“大”与“元”实出一途，其区别仅在于一为正面人形、一为侧面人形，然而它们都冠以甲骨文的“上”字，其用义盖指上古之人。

古代文献中，“元”和“大”意义相涵。《诗经·六月》：“元戎十乘。”传：“元，大也。”《易经·坤》：“黄裳元吉。”《正义》：“元，大也。”《尚书·酒诰》：“肇我民，惟元祀。”疏引顾氏之说亦谓“元，大也”。其他如元龟指大龟、元德指大德等，文献习见，兹不备举。另外，“大”与“太”在古代文献中每混用无别，如表示始、极之义的“太”即多由“大”变成。古公亶父被周人尊为“大王”，《诗经·閟宫》所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即此。这里的“大王”，《史记·周本纪》《索隐》引为“太王”。其他如太祖即大祖，太庙即大庙等，均其例。总之，古代文献中的“元”与“大（太）”相通的情况跟卜辞的“元示”与“大示”相通的情况是一致的，这对于我们理解“元示”、“大示”的含义颇有启发。

《说文》训元为“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元”、“大（太）”有初始之义，其根源当在于这两个字在甲骨文里都冠以的“上”。“上”字有初、始之义，如《商君书·开塞》：“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1369这里的上世、中世和下世均指时代早晚。除此之外，古代文献中的上古、中古、下古，上旬、中旬、下旬，上伏、中伏、下伏等亦当如是观。另外，每月上旬的丁日称为“上丁”1370，上旬的辛日称为“上辛”1371，也都表明“上”有初、始之义。

既然元、大、上三个字的古义一致，那么，卜辞的元示、上示、大示的意义也应该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示最初的祖先神。卜辞中的上甲之所以冠以“上”，是因为他是第一位有确切世系可考的先主。卜辞中的“大乙”，又称“上乙”1372，是因为他是殷王朝的开国之君，上甲之所以能够和大乙等并列，纳于“六大示”之列，其原因也正在于“上”字和“元”、“大”古义的一致性。卜辞里的大乙等五位冠以“大”字的先王，往往有冠以“中”若“小”的先王与之相对，如：

大丁——中丁——小丁

大乙——中宗祖乙——小乙

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殷王世系里，凡称“大”者均排列在前，称“中”者排在中间，称“小”者必定排列在后，其次序从不错乱。依此类推，我们可以说，卜辞里的大示、元示、上示即殷王世系里的初期之“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