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对于不同人而言，命运的写法不一。如果以命运为主题，我所在家庭成员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许多内容。但让我有了动笔的欲望，想真实记录下来的，是我的一个远亲堂姑，由于她家住在我家的西南方，于是我们姐弟自小就以南边大姑称呼她。
南边大姑与我父亲是表亲，在农村，亲属关系有时十分牢靠，有时却也十分薄弱。就连亲兄弟姐妹反目的都较为常见，何况是一个村子的表亲呢，按常理来说，大多都是普通之交，或许要比其他的乡亲要亲近些，但两家往往也不会亲近过多，但南边大姑和我家算是例外。
“恁南边大姑，非常的快活。”母亲总这么讲。在北方，至少在我的老家，“快活”并不是多么快乐的意思，而是形容一个人做事情极为麻利。母亲平日里做针线活或做饭比较缓慢，因此她很欣赏干活“快活”的人。“有一年冬天她来咱家玩，看见你大姐穿着薄衣裳，心疼得不得了，她非说要回家给超超（大姐）做套厚衣服，我也没当回事，结果不一会儿她就又来咱家了，拿着一件用你贵侠姐穿旧的衣服改过的棉衣。她真是快活，干活快得很！”母亲眼光望向别处，思绪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冬天。“你南边大姑年轻时是村里的妇联主任，很有权力，帮了咱家很多忙。”母亲说的这些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自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从母亲的叙述中，能听出对南边大姑的亲近和对她现状的惋惜。
我小时也常和母亲去南边大姑家串门，因此对她家里的情况倒也颇为熟悉。她有八个孩子，五男三女。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超生家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倒不少见。五个儿子全部成了家，最大的几乎与我父亲同岁，是父亲自小的玩伴。最小的儿子振业哥，大约比我大十多岁。三个女儿都加到了别村，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子女。南边大姑与振业哥夫妇同住，其他的孩子都各自置办了家业，成家后便逐渐与南边大姑分家了。
“你大姑的命真苦！”母亲常这么讲，我也这么认为。每次从外地回家，我们姐弟会相约着去探望大姑，一则是母亲的叮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姐弟着实想给她些许安慰。
在2023年的春节前，我和爸妈、大姐、四姐一起去茨芭探望南边大姑。原本以为她住在茨芭镇卫生院里，结果找了许久都没找到，后来父亲给保山哥（大儿子）打电话，才得知她现在在贵侠姐上班的凤凰宾馆里住。准确地说，并不是她自己，同住的还有国山哥（老三）和新力伯（南边姑父，由于他和我们一个村子，于是便按照父亲这边的辈分称他为伯，各自称呼在农村倒也常见）。大姑的命运，或许从十五年前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姑的八个孩子成家之后，或许她和新力伯该过上子孙满堂的安逸日子了，但命运却给她重重一击——国山哥瘫痪了。国山哥是南边大姑的第三个儿子，不擅交际却勤劳肯干。二十多年前，打工潮尚未流行起来。在家的劳力们赚钱的门路有两个，一是下煤窑，一是拉石头。下煤窑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除非山穷水尽，否则大多数家庭都选择拉运石头卖钱。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从村民们知道原来村子北边的山可以挖石头卖钱，村里拖拉机和汽车轰鸣的声音便再也没停过。村子里的石头一般会被卖到隔壁的黄道镇，被工厂加工成水泥后售往各地。许多村民，都靠卖石头积攒了家业，买了大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拖拉机等。听母亲说，国山哥和玲嫂子两个人非常能干，两个人拉石头一天连饭都顾不上吃，能跑好几趟，就连玲嫂子家待客会，都是挤中午的时间去的，串完门子就赶紧又去拉石头。他们的辛勤自然获得了丰厚的汇报，在那个年代，国山哥的家庭算是富裕的，有成套的家具，还摆放着各种漂亮的假花，家里有两个儿子，日子过的非常红火。但就是这么一个眼看就实现小康的家庭，却因为家庭顶梁柱的倒下而轰然倒塌，支离破碎。大约是我上高三时，有一个周末回到家中，我妈告诉我，国山哥瘫痪了。我十分惊讶，虽然他平时总板着脸，但因为他的大儿子刘孩没比我小几岁，所以我常去他们家玩耍，印象里玲嫂子对我也不错，总把家里的好吃的拿出来招待我和四姐。“他是累的了。”母亲叹了一口气总结道。“那怎么办呢？”我关切地追问。母亲说：“现在你南边大姑把你国山哥接到老家了。”“那玲嫂子呢？”“她在黄道水泥厂打工养家。”我央求着母亲带我去探望，于是我们带了一些鸡蛋去了南边。
南边大姑一见到我和母亲来访，霎时便红了眼睛（在那次之后到现在的十几年里，我和大姐或母亲一道去探望过她许多次，没有任何轻松的时刻，每次离开她家内心都倍感沉重，也更加深刻理解了命运的重量）。彼时我很难将眼前坐在轮椅上手脚拘挛、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重病患者与记忆里瘦削而充满力量的国山哥对应起来，我不知该如何开口和他说上一句话，任何的言语在那时好像都显得多余。国山哥瘫痪了，但他大脑始终清醒，他就在一旁听着他母亲和我母亲的对话。南边大姑哭诉着她的遭遇，母亲数次别过头去擦眼泪。十八岁的我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南边大姑，于是我便将目光投向国山哥，我们就这样对望着。他用并不顺遂的手拍打着轮椅，更是言语不清地说着什么。我最初只是充满同情地看着他，后来看他拍打得厉害怕他再将自己弄伤，于是连忙上步制止，他把头转过去，最开始是无声啜泣，后来声音渐渐变大，再后来，干脆像一个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我不记得母亲和我在南边停留了多久，只记得回家的时候空气异常沉重。我问她：“妈，国山哥还能好吗？”她叹了一口气，并没有回我。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就不再问了。
我后来学了医，每每看到医书上有关于治疗偏瘫或中风的疾病时，都想着或许应该把这个方法应用在国山哥身上，说不定就能治好他的病。
2023年春节我和家人去探望南边大姑的时候，国山哥已经瘫痪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玲嫂子又找了几个人家，刘孩也成了家有了娃。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年，玲嫂子非但没有承担照顾国山哥的责任，甚至禁止孩子们去探望他们的父亲。对于这里面的冤仇或结节我并不清楚，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国山哥已经当爷了，他错过了儿子的婚礼，错过了孙子的百日宴。我不知道当爷对他是一种幸运还是一个恶毒诅咒。他在我们提起刘孩时，时而无声痛哭，时而面露微笑，十五年的病痛折磨或许让他的思维发生了混乱。大姑、贵侠姐和我大姐、母亲他们在一起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大姐和母亲也仅仅是聆听者的角色。我给国山哥按摩着手上的穴位，一边审视着他的床铺，他的母亲把他照顾的很好，果如我母亲所讲：“如果不是你南边大姑的细心照顾，你国山哥早就死了，哪儿可能活这十五年！”我给国山哥按摩时，不经意看到了坐在床边的新力伯脚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在腰间系着。我十分不解：“为啥绑这么一根绳子啊？”正在和母亲聊天的大姑将头转向我说：“别提了，我现在照顾两个瘫子，你新力伯早在几年前腿脚就不灵便了，在脚上系个绳子是为了走路的时候能用手把脚提起来，走一步，提一步。”“十五年了，我总想着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就不用受这么大罪了，我真想买点药把你哥闹死，但他也是一条命啊，我今年八十四了，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现在我拄着拐杖照顾你国山哥和你新力伯，我们三个废人就应该死了才对，现在想死也死不了，还净给别人找麻烦。”大姑哭着说。母亲和大姐早已泪流满面，贵霞姐哭着说：“娘，你别说这些话，你们如果没了，我也没有亲人了。”她们母女牵着手，头抵着痛哭。我内心极度压抑，想找些轻松点的话题转移一下，于是问贵霞姐她两个孩子的情况。没想到，却进一步放大了大家的悲伤。
如果南边大姑的不幸有100分，来源于国山哥的有50分，剩下的大抵与贵霞姐相关。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果然是不变箴言。与国山哥一样，贵霞姐原本也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也许受了大姑的遗传，她对裁剪衣服有着极高的天分。据母亲说，贵霞姐年轻时很厉害，不管什么样式的衣服，只要看一眼，就能自己做出来。后来，到了家人的年纪，她嫁给了葫芦套村的艳伟，婚后两人买了几套机器，把家里变成了小型加工厂，赚了些钱。后来为了更好地改善生活，他们两口子去了苏州，却没成想，苏州务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贵霞姐他们到苏州后，凭借着一双巧手，她很快成为了制衣工厂流水线上的骨干。有段日子，她总是牙痛，于是找了一个同乡开的口腔诊所去看病。医生诊断后拔取了她的病齿，之后在患处放置了特制药棉，便结束了治疗。许是命中终有此劫难，贵霞姐拔完牙回家后，医生因为家中有事于是回了老家，等半月之后医生回到苏州，贵霞姐复诊时，医生惊讶地告诉她，药棉在拔完后第二天就应该取了，怎么到现在都没取？之后又告诉她由于药棉没有及时取出，患处的组织已经全部坏死，而且甚至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更大的风险是什么，医生并没有明说，贵霞姐也并未放在心上，都是同乡，她也并未过多责怪医生。许是这次医疗事故，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在不久之后，“更大的风险”终于还是来了。贵霞姐被确诊为乳腺癌，所幸发现及时，她做了切除手术。事情好像还没变得那么糟糕，然而之后，她的命运也开始难以控制地走向了另一个悲剧，艳伟离家出走了。他们夫妻之间有了什么矛盾，已不得而知。最终的结局是她的老公，抛下了病床上的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家，无影无踪。贵霞姐回到了葫芦套，开始养病和照顾两个孩子。待身体稍微恢复，就开始到处找艳伟，大概想问个为什么，只是他竟然像突然消失了一样，他甚至没和自己的父母联系。悲情的故事，更容易让人共鸣，贵霞姐的事情在同乡中疯狂传播，于是那段时间，许多在苏州务工的同乡，都不断转发《寻找李艳伟》的推文，甚至有热心老乡帮忙联系了县电视台，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助贵霞姐。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几年后，艳伟终于回家了，并不是因为迷途知返，而是因为要将老家的房子变卖。最终在乡亲的声讨中，他并未得逞。走时告诉贵霞姐，他已经在外有了家庭，以后将不会和她有任何联系。最终，贵霞姐也死了心，在乡邻的撮合下，她又嫁到了山前李村，重新建立了一个家庭。那人对贵霞姐很好，难得的是对两个孩子也视如己出。他们一起生活了一年，一年后，那个男人意外去世，他的兄弟将贵霞姐和两个孩子赶了出来。
贵霞姐在镇上宾馆找了个工作，老板同情她的遭遇，于是给她准备了宿舍，就这样，她和两个孩子都在宾馆里安顿了下来，两个孩子放假的时候也会在宾馆帮忙。
贵霞姐过的不好，最心疼她的，就是她的母亲，我的南边大姑。只是她已经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照顾国山哥和新力伯身上，并无余力来为女儿遮风挡雨。相反，年老的她也不得不依靠贵霞姐。由于带着国山哥，其他的儿子们并未给予多少帮助，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几百块钱。年前由于她身体不好无力照顾两个病人，贵霞姐便将他们三个接到了宾馆方便照顾。
已经记不得那个下午大姐他们哭了几场，天黑了之后，贵霞姐起身说要去做完饭，让我们一定吃了饭再走。最终我们还是拒绝了，半天的对话已经让我们每个人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过气。在离开之前，南边大姑流着泪牵着大姐和四姐的手，我很难从她的表情里读出什么内容。她或许是想多看两眼小辈们，或许是感动于我们对她的惦记，又或许是其他什么。总之，最后在她的注视中，我们离开了宾馆。
几个月前，新力伯去世了。
命运是一个猜不透的谜题，任谁都无法参透。如果佛教的因果学说是真实的，我很难想象南边大姑上辈子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她这一生过得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