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第1章 导论

组织是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基本载体。与个人或家庭的独立行动相比，人们通过组织可以实现更广阔范围的活动。一个组织只要成功吸引了足够多的人才和资源，就会创造出潜在的社会行动中心。随着人们与组织发生关联或脱离组织，他们就塑造了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他们的行为结果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并为下一代的组织塑造了情境。因此，组织调节着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例如，大众媒体的大部分新闻标题都与各种组织的运作相关，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杯组织委员会和谷歌公司。因此，我们必须对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组织的建立受到历史情境的影响。例如，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建立组织所需要的资源愈加丰富（Stinchcombe，1965）。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城市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分化的结合，促使人们建立具有特殊目的的组织。旨在“保护产权交易和经济参与”的法律制度的盛行，为创业者营造了稳定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业者可以从组织创建中获得收益（Collins，1997）。因此，是组织而非个人或家庭，逐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单元。家庭获得或损失的财富均通过其所隶属的组织进行分配，而非源自历史传承。

对财富的控制权和分配权的争夺等历史进程反映在当代组织中（Roy，1997）。支持性法律、金融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组织结构的创新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大型组织项目的发展。在欧洲殖民大国中，国家能力的增长伴随着特许贸易企业的兴起，例如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Erikson，2014；Wezel and Ruef，2017）。在19世纪的美国，正是人们努力解决货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长途运输这一难题，才促使了大型国家铁路的出现（Chandler，1977）。20世纪，诸如手机和电视等庞大的消费品市场的兴起，也得益于大型垂直一体化制造企业的建立（Lawrence and Dyer，1983）。21世纪，数字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富裕企业家和大型企业。

同样，在公共部门中，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也是通过大型政府机构实施的，这些机构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处理数以千计的事务（Goldberg，2007）。20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在“太空战”中落后时，肯尼迪总统向国家承诺在10年内送一名宇航员进入太空，于是，他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国家航空航天局，来完成此项任务。在很多行业中，职业介绍所和经纪公司影响着工作的配置，并决定了行业的职业结构。例如，好莱坞出色的经纪公司对就业率和电视、电影创作者的收入有显著影响（Bielby and Bielby，1999）。同样，猎头公司现在也可以引导大型公司对CEO的选择（Brands and Fernandez-Mateo，2016；Meriläinen，Tienari，and Valtonen，2013）。

在众多领域中，许多重要项目并非仅由单一组织完成，而是借助许多相互依赖的组织合作完成。由政府机构、公司、政治团体和非营利性协会构成的政策领域，共同影响着政府政策制定和议程设置（Laumann and Knoke，1987）。为了对有益于整个行业的流程或产品进行研究，1984年美国颁布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允许相互竞争的企业共同成立联盟（Aldrich and Sasaki，1995）。大学、初创企业、风险投资者、成熟的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组织已十分普遍，它们有助于将学术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投入商业应用（Powell et al.，2005）。

组织内部权力的集中，虽然有助于实现大规模目标，但也会导致一些引发麻烦的行动（Palmer，Greenwood，and Smith-Crowe，2016；Vaughan，1999）。在正常的商业过程中，有组织的行动的一种负面后果是副产品，另一种负面后果则是对公共利益的公然无视。奥运会、环法自行车赛和其他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问题就是由个人的偏常行为、同伴的影响和正式的组织安排共同造成的（Palmer and Yenkey，2015）。又如，大众汽车公司依靠欺诈手段通过了美国汽车排放标准，富国银行和迈兰制药公司发生的欺诈消费者丑闻进一步佐证了组织既有做出危害行为又有做出良好行为的能力。旨在减少不确定性和偏差的复杂组织系统（如航空运输或核电厂中的系统），则会定期发生“常规事故”，造成灾难性后果（Oliver，Calvard，and Potočnik，2017；Perrow，1999）。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创建和组织解散的比率都很高。所谓解散，指的是一个组织因某种原因不再作为一个经营实体而存在。然而，并非所有边缘的、缺乏竞争力的或陷入困境的组织都会很快解散。许多边缘组织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挣扎、衰败或恶化状态（Meyer and Zucker，1989）。对那些永久倒闭的组织而言，组织破产等重大事件可能会使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蒙上污名（Shepherd and Haynie，2011）。同时，这些事件也可能使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逃避其法律和财务责任（Delaney，1992）。尽管存在蒙上污名的风险，所有者和管理者还是可以从破产与其他组织的失败中学习，帮助自己更好地为将来的创业做准备（Cope，2011）。

受组织解散影响的人不止所有者和管理者，若因为组织衰败或规模缩减而失去工作，对员工来说也是一段悲伤的经历（Cappelli，1997）。因为许多员工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感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的，所以公司倒闭会严重动摇员工的自信心（Fraher and Gabriel，2014）。相反，有些员工，特别是那些在高科技领域就职的员工，已经开始接受与雇主建立更灵活的雇佣关系（Barley，Bechky，and Milliken，2017）。员工不再期望只同某一位雇主共筑自己的职业生涯。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许多员工的职业生涯中包括短期零工、合同制和自我雇用等多种形态。

作为组织参与者和公众，我们似乎对生活中的组织有种双重的情感。第一，我们可能将组织视为使生活更加丰富和充实的仆人。乐观地说，历史表明组织始终服务于我们的需求。第二，我们可能把组织社会的成长视为组织奴役和支配人类的一种历史记录，人们服从于独断的命令，几乎无力反抗（Perrow，1991；Roy，1997）。有些人甚至断言，这个问题在后现代社会中已不重要——因为个体已不复存在（Baudrillard，1983）。这些矛盾的图景激发了学者对组织进行广泛研究。这些学者认为，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可能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也可能是疏远性或破坏性的力量。不管答案如何，组织构成了现代社会景观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