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放条件下中国收入增长核算：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条件

2001年以来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给中国实际国民收入造成了多少损失？采取WDI数据库所公布的中国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对名义GDP进行平减得到实际GNI指数，进而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实际GDP指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贸易条件恶化导致部分年份实际GNI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差异较大。平均而言，2001—2010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3%，实际GNI增长率为9.4%，低于实际GDP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样本期间实际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1.8%，而实际GNI的标准差达到3.7%，见表2—1。

表2—1 中国实际GDP与实际GNI增长率比较（单位%）[7]

由此可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确实已经对中国国民收入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经济“增产不增收现象”，还加大了中国国民收入的波动性。下文中我们将重新构建Törnqvist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对中国国民收入增长进行重新核算。

（一）数据说明

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解需要构建Törnqvist价格指数和要素投入指数，各指数构建过程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章原始数据来自WDI数据库。

国内支出价格指数（P_D，t，t-1）：虽然WDI数据库中有各国国内支出价格指数数据，但收入增长核算需要构建Törnqvist指数形式的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因此本章自行构建该指数。国内支出被分解为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两部分，本章以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在总产出中的比例为权重对最终消费价格指数和资本形成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Törnqvist国内支出价格指数。最终消费价格指数由现价消费支出和固定价格消费支出计算得到，资本形成价格可以通过相同方法得到。

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通过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和进出口价格指数可以构建Törnqvist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进、出口价格指数根据进、出口价值指数和数量指数计算得到。

劳动和资本投入指数（x_L，t，t-1，x_K，t，t-1）：现有研究对劳动投入数据的取值较为一致，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大多数研究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就业人口数。在资本存量的估计方面存在较大分歧，除少数文献依照永续盘存法的基本原理对资本存量数据进行核算（如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外，多数研究采用简化的资本存量估计公式K_t=I_t/P_t+（1-d）K_t-1进行估计，其中I_t是投资，P_t是投资品价格，d是折旧率。简化的估计方法对数据要求相对较低，便于延展；但准确性可能相对永续盘存法低。该方法涉及四个方面的工作：初始年份资本存量的设定、历年投资流量指标的选取、价格指数的选取或构造及折旧率的设定。其中当估计的资本存量序列较长时，初始年份资本存量对后期估计精度造成的影响逐渐减小；但是在其余的三个方面，包括投资流量指标、价格指数和折旧率设定，现有研究存在很大分歧。李宾和曾志雄（2009）对已有研究所采用的资本存量简化估计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Holz（2006）的方法更适宜估计中国资本存量数据。本书亦采用该方法并对其进行必要延展。[8]

劳动和资本收入在产出中的份额（s_h）：在规模报酬不变技术假设下，不考虑间接税的影响，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份额之和为1。以劳动收入份额为例，现有文献大致提供了三种估计方法。一是通过生产函数估计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从而得到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如张军和施少华（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二是利用收入法GDP统计数据核算要素收入份额，如徐现祥和舒元（2009）；三是通过微观家庭调查数据来估计宏观层面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如李宾等（2009）。第一种方法涉及生产函数的估计，必须以要素投入核算为基础，计算较为繁复，同时估算出来的数据多是在样本期间固定不变的；第二种方法由于经济体中或多或少存在劳动力自我雇佣现象（self-employed），会导致数据估计有偏（Gollin，2002和Krueger，1999），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该方法的好处是计算简便；第三种方法涉及众多统计数据细节的选取和计算，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不免包含一定的误差。

就实际数据而言，虽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现金流量表（实物表）”中“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例可直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但该数据仅包含1993—2008年样本。徐现祥等（2009）借助分省收入法GDP数据核算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可以有效弥补全国统计数据的不足，且数据相对容易获得。但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指出该方法所得到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前后数据不可比。李宾等（2009）采用“人均收入乘以人口数”的思路计算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该方法避免了上述方法中由于统计口径调整造成的影响，但是在核算过程中对数据要求较高，难免存在一定的误差。通过比较发现，上述三种方法在估计劳动收入份额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见图2—1。李宾等（2009）的结果在多数年份里远低于根据统计数据得到的结果，但原文作者认为其对劳动收入份额估算的均值与已有文献结果很相近。我们在下文中将分别借鉴李宾等（2009）和徐现祥等（2009）两种方法测算要素收入分配比例并就相关结果进行比较，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见表2—2和附录一。

表2—2 各要素对年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

图2—1 劳动收入份额估计
注：分省数据加权平均方法参照徐现祥等（2009），由于数据缺失，图中2008年数据为2007年和2009年的均值。李宾等（2009）中2000年前数据引自原文，其后数据为笔者根据其方法自行测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测算。

（二）开放条件下中国收入增长核算

根据方程（2.6）可以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增长的绩效进行评估，相关计算结果参见附录一。以李宾等（2009）方法构建的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存量数据为例，图2—2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趋势及其源泉。根据图2—2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2003—2010年几乎全部年份实际GNI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2009年除外），在此期间实际GNI指数平均为109.8%，实际GDP指数平均为111.2%，两者相差约1.4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存在“增产不增收”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条件恶化，在此期间出口价格指数平均为102%，进口价格指数平均为105%，导致贸易条件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指数约为99.1%，即每年贸易条件恶化造成国民收入增速降低约1个百分点。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使中国贸易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实际国民收入增速罕见地高于实际GDP；2010年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使得实际国民收入猛烈下降。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如果未来全球经济进入以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滞胀状态，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将造成较大冲击。

第二，2003年前后中国国民收入增长源泉出现结构性变化倾向。对方程（2.6）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近似计算各源泉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见表2—2。以李斌等（2009）方法得到的数据为例，1981—2002年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条件三要素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分别达到46.8%、40.7%和-0.4%。贸易条件恶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加剧。而2003—2010年三要素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为88.4%、19.8%和-10%。这说明2003年之后国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多地倚重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2006年达到极值后出现持续下滑，这不仅降低了国民收入增长的效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挑战。

图2—2 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增长及其源泉（上年=100）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自WDI（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笔者自行计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