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贸易条件改变的收入效应——开放条件下收入核算模型文献

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经济学家关注到石油进口国经济核算指标（特别是GDP或GNP）的异常表现，开始研究贸易条件变化对国民收入核算的影响，如Hamada和Iwata（1984）。经济学家发现，当贸易条件发生剧烈变化时，实际GDP指标不仅无法准确测算一国收入的变化，甚至可能完全扭曲实际收入增减变化的方向。为了便于说明，我们需要首先界定本章所讨论的国民收入的概念。在相关文献中，名义国民收入等同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在忽略国外要素净收益等假设下，往往将名义GDP等同于名义国民收入。在衡量实际国民收入时，需要用价格指数对名义国民收入进行平减，生产理论认为实际国民收入指标侧重于反映消费者福利水平（或者收入购买力）的变化，需要用国内支出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具体地说，国内支出价格指数是指国内居民、政府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指数，由于进口产品需要经过国内运输、分销等环节才能被最终使用，因此生产理论假定进口产品全部为中间产品，用于最终消费和投资的产品全部由国内生产，国内支出价格指数是衡量收入购买力变化的适宜指标。名义国民收入经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平减后得到实际国民收入，这一定义在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Kohli（2004）、Feenstra、Heston、Timmer、Deng（2009）和Feenstra、Ma、Neary、Rao（2012）等。本章遵从上述定义，在下文中用GNI表示国民收入。

（一）贸易条件为什么会扭曲收入核算

Hamada和Iwata（1984）、Kohli（2004）等研究指出了贸易条件改变时实际GDP指数可能扭曲收入增减的事实。那么在现有核算体系中，贸易条件变化为什么会扭曲国民收入核算？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用以对名义GDP进行缩减的GDP平减指数实际上是通过对国内支出（最终消费和最终投资）价格指数、出口品价格指数和进口品价格指数通过加权平均得到的，其中进口品价格指数的权重为负值。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进口品价格上升（意味着贸易条件恶化）将会导致GDP平减指数下降，从而导致以实际GDP表示的收入上升，这显然与消费者福利下降的事实相冲突。

与实际GDP侧重关注产出变化不同，实际GNI更多关注国民收入购买能力的变化。因此在考察国民收入购买力变化时采用的价格指数是国内支出价格指数而非GDP平减指数。名义GDP等于名义GNI，如果GDP平减指数高于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就会导致实际GDP低于实际GNI，从而认定为实际GDP低估了收入增长；反之则认定为实际GDP高估了收入增长。贸易条件对收入核算的扭曲实际上就是由于GDP平减指数和国内支出价格指数的差别造成的。Kohli（2004）在一个两国、两种商品的非完全分工模型中说明两种产品在产出和消费中的比例差异越大，GDP平减指数和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差异越大，贸易条件的扭曲效果越明显。而且该研究还发现当技术和生产要素不变时，贸易条件改变也可能导致实际GDP指数变动，因此开放条件下收入增长核算应该将贸易条件连同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一起纳入分析框架之内。

（二）开放条件下的收入增长和贸易条件福利效应核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生产理论和经济指数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从生产和收入的角度衡量贸易条件改变的影响。[2]基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不是直接测算贸易条件改变对效用水平的影响，而是通过测算贸易条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间接反映其福利效用；第二，由于实际GDP不是反映收入变化的完美指标，而且贸易条件改善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完全类似于技术进步，因此基于生产理论的定量研究多是以名义GDP为起点，通过构建国内支出价格指数，是实际GDI作为研究对象；第三，核算过程中进、口商品均作为中间产品处理；第四，该方法能够整体分解出所有影响名义收入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价格、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贸易条件等；第五，在实证方法上可以采用参数估计方法，也可以采用经济指数方法。

具体来说，基于生产理论的收入核算方法往往以GDP函数为研究起点。在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边际产出递减和厂商利润最大化假设下，GDP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z是名义GDP函数，净产出向量一般被分为用于国内最终使用的产品D（包含最终消费和最终投资）、出口品X和进口品M，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分别用y_it和p_it表示，i∈{D，X，M}；要素投入为x_jt，j∈{L，K}，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t表示当期GDP函数的技术特征。[3]在实证研究中，GDP函数往往采取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其优势在于函数形式灵活，可以提供其他形式GDP函数对数的二阶近似，具体形式参见方程（2.2）。[4]

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对超越对数GDP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或者通过构建统计指数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各变量变化对名义GDP的影响。

1.开放条件下的收入增长和贸易条件福利效应核算：参数估计法

Kohli（1978）采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超越对数名义GDP函数进行回归，研究了加拿大进口需求函数和出口供给函数；Fox和Kohli（1998）、Sun和Fulginiti（2007）分别采用该方法估计了贸易条件和技术进步对澳大利亚和台湾地区名义GDP的影响。根据此方法名义GDP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方程（2.3）的形式。[5]

其中s_i和s_h分别表示各类产出和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例，m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各变量均是GDP函数中参数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被定义为方程（2.4）的形式。除了常数项之外还有两类因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一是产品价格和要素投入的间接影响；二是时间因素的直接影响（f_TTt），其中d_it和f_hT可以被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品价格和要素投入的半弹性。

对GDP函数进行回归得到各参数的估计值，就可以据此计算各要素对名义GDP增长率的贡献。该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各类商品和要素收入在总产出的份额不仅取决于GDP函数的参数，还依赖于要素投入量和产品价格，因此各类商品和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进而各因素对总产出的边际影响是时变的。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与要素投入量有关，还与各类产品的价格有关，这为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线索。第三，该方程需要对大量的参数进行估计，从而导致对样本数要求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的使用，导致采用该方法的文献数量相当有限。

2.开放条件下的收入增长和贸易条件福利效应核算：经济指数法（非参数估计）

Diewert（1976，1983）和Diewert和Morrison（1986）对经济指数理论方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参数估计法，经济指数方法计算简便，对样本数量要求较低，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采用。在指数方法中，贸易条件改变对收入的影响可以表示为其他因素固定在某个基准水平时，进、出口价格分别取当期值与基期值时得到的两个不同名义产出的比值。该方法源于Fisher和Shell（1972）、Samuelson和Swamy（1974）为了反映价格变化对名义产出而定义的“产出价格指数”。所谓“产出价格指数”是指给定要素投入和生产技术的基准水平，产出价格分别取当期水平和基期水平时名义产出的比值，其他变量的基准水平既可以是其基期水平也可以是其当期水平。Diewert（1983）发现，如果选择其他变量的基期水平做基准，那么拉氏产出价格指数将是“产出价格指数”的下限；而如果选择当期水平做基准，那么帕氏价格指数将是“产出价格指数”的上限。

既然帕氏指数和拉氏指数分别提供了“产出价格指数”的上下限，那么两者指数平均得到的Fisher理想函数（Fisher Ideal Index）似乎对经济学家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而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Fisher理想指数还具有superlative指数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特定名义GDP函数形式对核算结果造成的影响。[6]Diewert和Morrison（1986）给出了各要素对名义产出贡献的Fisher指数核算方程，其中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可以表示为方程（2.5）的形式，其他要素的贡献也可以通过类似方法得到。

和分别是拉氏和帕氏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尽管方程（2.5）所定义的指标具有极好统计特征，但在实际核算过程中部分指标无法直接观测到，因此在实践中受到一定的影响。

超越对数形式的GDP函数为解决Fisher指数难以直接计算的问题提供了可行途径。Kohli（1990）证明在超越对数GDP函数假设下，名义GDP指数可以分解为方程（2.6）的形式：

其中Z_t，t-1为t-1期到t期的名义GDP指数，P_D，t，t-1同样为国内支出价格指数，R_t，t-1为贸易条件指数，x_L，t，t-1和x_K，t，t-1分别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指数，A_t，t-1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笔者还进一步指出只要GDP函数是超越对数形式，不需要对GDP函数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仍然可以得到名义GDP指数的分解结果，并且证明上述指数均具有Törnqvist指数形式。Törnqvist指数形式的国内支出价格指数可以由方程（2.7）得到，贸易条件指数R_t，t-1、要素投入指数x_j，t，t-1可以通过方程（2.8）和方程（2.9）形式得到。

其中s_x，t，s_M，t和s_h，t分别表示出口、进口和各类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例。

在经济指数方法中，名义GDP指数中未被解释的部分被看作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指数方法中，全要素生产率是名义GDP指数中未被解释的部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黑箱。针对这一问题，有研究结合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指数方法，在具体指标的核算过程中，不以名义GDP的统计数据，而是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中得到的名义GDP估计值作为分解对象，指标核算过程中需要的参数由计量模型得到，名义GDP的预测值与统计值之间的差被解释为未被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Sun和Fulginiti，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