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寻找真相

当我们从纽伦堡的经济、社会背景出发来研究纽伦堡的改革，一幅栩栩如生的纽伦堡早期资产阶级的形象就突显出来。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为了自己的利益，披着市政委员会委员外衣的纽伦堡城市显贵是如何周旋于皇帝、诸侯、知识精英、市民、农民中间，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这种透视马上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便利：我们能够突破以往把纽伦堡改革纯粹当作宗教事务改革的狭隘思维，在一种更广阔、更真实、更具深度的范围中去考察发生在纽伦堡的事情。以下是本书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

1.“城市的宗教改革”，能否仅仅靠农民或下层市民的推动来加以解释？或者换一种说法，简单地赞同莫勒把城市接受新教归因于利用新教来重建一套维系宗教生活的市民群体的身份认同，这样做是否就已经足够了？

2.如何揭示马丁· 路德的新教思想与纽伦堡改革目标之间的联系？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如果没有一致性，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所有前工业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相应阶级结构的发展、”包括其新教意识形态“对福音的社会革命式的注解形式”和“为阶级斗争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 ”？

3.在“城市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城市的资产阶级究竟是如何表现的？换言之，除了被动地接受新教之外，是否还存在出于自己利益、主动进行改革的情况？

4.纽伦堡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是一个简单的“接纳新教的事件”，还是“城市的宗教改革”，抑或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

这些问题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研究纽伦堡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能够澄清许多旧的疑问和开辟出新的研究途径。

选择纽伦堡进行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项研究拥有较多的原始史料。第一种原始史料是新教思想家的论著。路德的神学和茨温利、闵采尔思想的区别。笔者想要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路德的思想最符合纽伦堡市民阶级的需要。

第二种史料是制度改革方面的史料。笔者考查了路德对婚姻的看法，对穷人救济的看法，和纽伦堡市政府在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关系。^[1]

通过解读纽伦堡市政府颁布的法令，来寻找制度上改革和路德改革的相关性；笔者特别重视路德一些原则性的话，宗教性的话是怎样被纽伦堡市政委员会变成他们所要的社会制度的。

第三种原始材料是纽伦堡的改革家的著作、书信和日记。笔者注意到，路德的一些话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他们用的一些话都是经过自己再诠释的东西，把宗教改革思想变得更符合自己的要求。这就涉及另外一些史料，这些史料包括当时一些很活跃的俗人改革家的重要东西。这里面主要有市政府秘书长斯宾格勒、法律顾问舒伊尔、市政委员皮克海默以及他的姐姐圣佳兰修道院院长卡瑞塔丝，他们所写的书信、著作、日记以及他们和马丁·路德、其他宗教改革家和纽伦堡市政委员会之间的通信。^[2]

通过对这些原始史料的整理，笔者企图建立对新教思想、早期资产阶级特征的新诠释，以及城市怎么利用新教建立其所需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从而避免了：一、 仅仅把纽伦堡宗教改革看成是思想上的一种接受，一种局限于思想史研究的缺陷；二、 也避免了把纽伦堡宗教改革仅仅看成是否定旧制度的行为，如关闭修道院，停止弥撒仪式。笔者真正意图是要通过原始史料，把思想、解读与制度改革联系起来考察，以便揭示宗教改革与德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宗教改革对德国现实改革所起的作用，并且阐明其实质、进步性和局限性。

在研究方法上，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第一点，过去研究宗教改革运动都把重点放在怎么打击封建主义方面，但现在一个新的潮流是把它和建立新的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制度具体怎么建立起来的，研究却不多，值得我们再研究。第二点，他们的解释都越来越脱离了把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相关性考察。换言之，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市民的要求、需求、利益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被忽略了。本书将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突破口。当前国外学者走向了对社会发展合力的研究，致力于探讨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和自下而上的普通人革命是如何互动的，却有把两者过于混合在一起的弱点。这种调和式的研究导致一种后果，要么把人民的目标说成是乌托邦主义，要么把它说成是在诸侯的议会里参政，否定了人民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人民自己的共和国的目标。本书却注重对于革命两重性的分析（反对封建主义和建立近代体制），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这里简述一下本书的安排。第一项研究题名为“资产阶级的纽伦堡”，旨在揭示纽伦堡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早期资产阶级接纳路德新教的背景。在纽伦堡，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控制市政府。这些纽伦堡掌握大权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主动接纳新教，要进行改革，是一个需要诠释的重要问题。纽伦堡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城市之一，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完全掌权，而且有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一切障碍的愿望。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已经进入了市政委员会，他们的权力是由传统和法律赋予的，并且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在该研究中还考察并评价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职责，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第二项研究名为“通向改革之路”，是一项关于新教与纽伦堡关系的分析。提出纽伦堡的知识精英与路德之间早有联系，纽伦堡当局对路德颇有好感并能够接纳新教思想。一方面，路德的新教思想与纽伦堡的早期资产阶级比较一致，另一方面，16世纪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剧变，也使纽伦堡的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朝廷的腐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与帝国的关系的变质，都使纽伦堡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充满着极大的不安。通过路德与纽伦堡的互动与联系，特别是纽伦堡的两位知识精英舒伊尔和斯宾格勒是如何参与和推动纽伦堡改革，纽伦堡通过系统的改革筹备工作，终于成功在1525年3月举行宗教会谈，率先成为新教城市。

第三项研究为“修道院改革”。这项研究表明对于纽伦堡当局来说，作为路德宗教改革核心之一的修道院改革，在纽伦堡就是要把宗教事务完全掌握在世俗政府手里。 16世纪初期，帝国城市纽伦堡在接纳新教后迅速展开改革行动，废止宗教节日、驱逐天主教支持者和关闭修道院。圣佳兰修道院作为唯一的抵抗力量，其院长卡瑞塔丝留下的翔实丰富的日记手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材料，展现了在市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修道院改革现实。

第四项研究为“社会救济制度改革”，通过改革，纽伦堡当局把不合自己脾胃的中世纪慈善制度全部摧毁，建立起由政府掌管的社会救济制度。

第五项研究探讨纽伦堡的婚姻制度改革。新教改革起源于宗教分歧，但涉及婚姻问题，却又势在必然。新教领袖对婚姻的看法与罗马教会迥然有别，尤其对“婚姻是圣礼”的说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纽伦堡的婚姻改革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把天主教会提倡的“圣礼婚姻”变为新教的“秩序婚姻”。美国学者约翰·维特（JohnWitteJr.）指出：改革家着迷于婚姻问题，是受到了神学、法理学和政治学的驱使。^[3]这在学理上是说得通的。不过，新教改革家关注婚姻问题，从根本上看，还是因为传统婚姻观与新教提倡的“圣经至上”“惟信称义”“凡信徒皆祭司”相悖，也不符合路德“婚姻是一种秩序”的看法。因为，婚姻具有三种独特的功用，“它限制淫行、乱交和其他公开的性犯罪，这是它的社会功用。它向人类揭示他的罪性和他对上帝婚姻恩典的需要，这是他的神学功用。它教导爱、克制及其他公共美德和道德，这是它的教育功用”^[4]。纽伦堡市政府在天主教会、新教神学家和世俗法庭三者之间权衡利弊，最后采取了所谓官府对待婚姻管理的现实态度，从而折射出婚姻管理中传统变革与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六项研究为改革之后的纽伦堡。通过对纽伦堡政府权力的扩大、政府控制纽伦堡行业的生产、强化新教意识形态及对激进宗教改革的限制，突显出纽伦堡改革的要旨是强化纽伦堡实力、捍卫纽伦堡安全和增进纽伦堡财富。纽伦堡资产阶级改革的大政方针，正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章还讨论了纽伦堡改革的方式，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此保障了纽伦堡改革的顺利进行。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结论，阐述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纽伦堡的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是能够进行主动改革的。就本书考察的范围看，宗教改革时期纽伦堡逐渐获得了近代社会制度上的四个特征：行政权与教会相分离，政府收回了教会干预世俗社会的所有权力，开始全面掌控宗教事务；政府承担起社会救济等行政职责；政府在教育、婚姻方面进行立法，体现出政府公权力的力量；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方面，逐渐摆脱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约束，走上了近代的体制。纽伦堡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在调整国家与教会关系方面、特别是在进行城市改革方面所创建出来的一系列理论、方法、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揭示宗教改革运动的性质和德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实质，具有政治意义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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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部分的史料包括：a） 婚姻观：如《对婚姻生活的讲道》，1520;《教会被掳于巴比伦》1520;《论婚姻生活》，1522;《论自由——婚姻与神像》，1522;《基督教大教义问答》的第一篇《论诫命》的《第六条诫：不可奸淫》，1528;奥斯堡信条的《第二十三条 论教牧的婚姻》，1530;《父母不应包办压制儿女婚姻，儿女不应背着父母自结姻缘》;b） 救济法，如：《论重利盘剥》，1519;《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公款法令》，1523;《致莱比锡市政委员会》，1523;《论贸易与重利盘剥》，1524;c） 教育，如《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为设立与维持基督教学校致德意志各城参议员书》，1524;《坚持儿童上学的讲道》，1530;d） 节日，如《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e） 市政委员会的权力如：《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教会被掳于巴比伦》，1520;《劝基督徒莫起变乱书》，1521;《论世俗权力》，1522;《有关严斥农民的一封公开信》，1525;《福音讲台》三位一体后第二十三主日；《论善功》，1520;《诗篇八十二篇注解》等。

[2]如a）关键人物的日记和信件：CaritasPirckheimer, Caritas Pirckheimer: A Journal of the ReformationYears,1524—1528（Cambridge:D.S.Brewer,2006）;Lazarus Spengler,Lazarus Spengler Schriften,Schriften der Jahre Mai Jahre 1509 bis Juni 1525（Heidelberg:Verein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2010）;Lucas Cranach,LucasCranachderÄltereim Spiegel Seiner Zeit,Aus Urkunden,Chroniken Briefen,Reden und Gedichten（Berlin:Rütten&Loening,1953）;Mary Margaret Heaton,TheHistoryoftheLifeofAlbrechtDürerorNürnberg（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0）。b）纽伦堡市政府颁布的法令：Nürnberg,Geistliche,“Appellation und Berufung der Pröpst und des Augustinerpriors zu Nürnberg,1524,”inHans-JochimKöhler,Bibliographie der Flugschriften des 16.Jahrhunderts,Teil I Das frühe 16.Jahrhundert（1501—1530），Band3 Druckbeschreibungen M-S（Tübingen:Bibliotheca Academica,1996），3508.“23.Juli 1522,Nürnberg,New Ordenung der betthler halben In der Stadt Nurmberg hoch vonn notthen beschehen,Winkelmann,S.258—280,”in Ruth Kastner（Hrsg.），QuellenzurReformation1517—1555（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4），pp.330—335.

[3]JohnWitteJr.，From Sacrament to 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 Law in the WesternTradition（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97），pp.199—200.

[4] 约翰·维特：《法律与新教：路德改革的法律教导》，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