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然而，城市宗教改革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因为接纳新教，热衷于城市改革的正是纽伦堡的早期资产阶级。本书的研究将全面论述这一集团的各个方面，旨在对德国的早期资产阶级有一种新的了解。本书搜集了较为详尽的资料以说明宗教改革时期纽伦堡资产阶级阶层的整个状况，以及这个阶层是怎么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把宗教改革转变成纽伦堡的城市改革的。这将表明，早期资产阶级是一个统治纽伦堡社会的权贵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范畴，从维护城邦的安全到引导城市的内部稳定，从意识形态到发展经济的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和在制度上建立规章的范围。

早期资产阶级与纽伦堡政府的关系远比资本家管理一个自己的企业来得复杂。早期资产阶级的上层中包括一些直接代表纽伦堡政府的城市显贵，他们是市政府的总理或市政委员会的成员。然而，这种权力无论从物质上来看还是从精神上说，都不仅仅代表城市显贵集团的利益，因为作为一种公共的权力，它必须代表和顾及整个纽伦堡发展的利益和策略。这样，一方面，这些官吏需要与代表中央的帝国和皇帝斡旋，并且也要与周边的诸侯发展足以保证纽伦堡安全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承担在纽伦堡建立理性制度的职责，其公信力能够让政府治理下的纽伦堡民众感到满意。纽伦堡的生产、贸易和财政的管理也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如何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提高工商业发展的效益，往往使他们皓首穷经，寝食不安。简言之，这批在政府中承担管理工作的城市显贵乃是一些具有近代政治头脑和发展眼光的社会精英，在是否要接纳新教问题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利弊考虑来进行抉择的。

假如说马克斯·施泰因梅茨（Max Steinmetz）和京特·福格勒（Günter Vogler）的作品——仅提两个名字——教给我们一些东西的话，这毫无疑问是因为学者们相信，放弃传统狭隘的宗教范畴研究，采用宗教改革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们能够得到更为完整、准确的宗教改革的历史图景。1960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发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资本对生产领域的介入导致了工业资本（矿业和纺织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实物地租转变成货币地租和“再版农奴制”的形成，以及货币—实物的组合对农业（以及手工业）生产领域的介入，加剧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国家的进一步分裂……成为更多的……世俗的和教会的领地”，最终使德国成为教皇教会的盘中大餐。施泰因梅茨认为这一危机的三个关节点，是一个“全民族性危机”中仅有的互相支撑的几个方面，成为接踵而至的革命的导因。^[1]与此不同，京特·福格勒则认为：德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所揭示的所有前工业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前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相应阶级结构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相冲突。通过宗教改革，这一冲突遍及“整个”德国，具有“全国范围”的特点。它以“对福音的社会革命式的注解形式”，为阶级斗争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福格勒还在两项广为人知的研究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一项是对革命前起义的研究，在福格勒看来，由于和英、法两国不同，15世纪德国农村的阶级冲突不能在封建剥削中得到缓解，因而德国爆发革命和起义完全是可能的。实际上，正如1525年农民和矿工的合作所证实的那样，由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封建剥削加剧了，在德国更是如此。此外，由于诸多小自治领地政府的兴起，君主制不能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这导致了对教皇越来越多的依赖。^[2]

但是，就纽伦堡的情况来看，这批倾向于新教的早期资产阶级毕竟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使他们更容易从经济利益出发，对政治的抉择做出决策。他们与封建时代的贵族明显不同：封建贵族视政府为一种政治工具，资本家却把政府视为发展工商业的工具。作为领导改革的纽伦堡市政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经营工商业的城市显贵家族出身，他们的改革思想和纽伦堡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纽伦堡的改革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第1号；农民战争是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插曲。”^[3]恩格斯还称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4]，明确揭示出其革命的目标和在制度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另一种区分也是必要的。可以认为，在纽伦堡，许多城市显贵投入新教改革，其中部分人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教皇和罗马教廷。不过这一事实不应导致人们混淆纽伦堡的政治精英与像路德、梅兰希顿那样的宗教精英，这两个群体部分交叉，但并不是一回事。提出新教改革的是像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家，而纽伦堡的政治精英却意在以神圣的名义来进行城市的改革，以便把纽伦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都完全纳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框架之中。纽伦堡精英的力量在于：它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与德国其他类似的工商业大城市一样，发展市民社会和近代工商业是纽伦堡改革的首要目标。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说的一个特点，是把宗教改革与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视为同一场运动，从而带来了研究的新突破。纽伦堡接纳新教的举措是否称得上是宗教改革？这种举措的本质就是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实行由市政委员会领导的修道院、婚姻律法、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改革。在这些改革的帮助下，政治、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这样，宗教改革既是解决宗教事项的改革，又是社会体制的改革。就纽伦堡的研究而言，这种集宗教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为一体的研究非常短缺，在我国学术界，除了台湾学者花亦芬发表过一篇论述纽伦堡艺术的文章外，^[5]几乎没有任何有关纽伦堡宗教改革的论著。在国际学术界，探讨纽伦堡单项改革的论述自然不少，但从整体上专门研究纽伦堡宗教改革的著作非常稀缺。另一方面，纽伦堡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常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一个“极大的意外”，因为它似乎背离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这条主线，只是宗教以外的因素激发了纽伦堡的运动；又因为它是市政委员会推动的，不像其他的南部德国城市，市政委员会相对保守，运动是通过行会和工匠接踵而至的革命来加以推动。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正是纽伦堡改革这种特殊性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实际上，这不仅涉及如何对一个重要城市进行评价，而且还关系到如何对整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理解和定位。对今天的学者而言，这是有关认识宗教改革范畴和目标的一个基本问题：宗教改革是仅仅局限在宗教范畴的一场改革，还是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改革。或者，如前民主德国学者所言，这是“资本主义通过推翻封建主义，包括推翻封建意识形态，而获得解放”^[6]。

早期革命的理论强调资产阶级带有反封建的“革命”的一面，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了第二个谜团上，即早期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审时度势，欢迎并且参与新教的改革。首先，这要探讨路德的新教思想与早期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分析资产阶级是否能够接受新教，并且使自己的目标能够与新教改革的目标相互协调，并且把它纳入自己的城市改造的轨道中去。

与新教改革家不同，早期资产阶级在接纳新教的时候，确实表现出态度多变、优柔寡断的特点，有时甚至十分强烈。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当局本身不可能接纳新教、城市接纳新教只可能完全由下层民众推动的原因。专门致力于研究城市宗教改革的德国历史名家贝尔恩德·莫勒教授认为：“如果我们不算及人文主义者，那么，16世纪上半叶的城市新教运动完全是建立在人民支持的基础上的。法兰茨·劳（FranzLau）所下的那个结论对整个德国都适用：‘宗教改革从来就不是市政委员会的工作。’”^[7]莫勒“强大的行会推动宗教改革”或者“强大的社区推动宗教改革”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事实上，行会的成员和行会的领袖（Schoffen）往往都是倾向于新教的。以1529年的斯特拉斯堡为例，克瑞斯曼教授（Miriam U. Chrisman）做过统计：在一次由300行会领袖进行投票的会议上，有184票赞成废除传统的天主教会弥撒仪式，94票赞成暂缓废除仪式，等到帝国议会结束后却只有1票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不废除传统弥撒仪式。”^[8]

德国历史学家京特·福格勒（Günther Vogler）1982年出版的《纽伦堡：1524—1525年》一书^[9]，也提供了类似的观点：1524—1525年间的纽伦堡这座帝国城市的内部是分裂的。市民和农民之间矛盾深刻并且持续争斗着，而城市内部也阶级对立，这导致了市政府的居中调停——为解决因为群体差异产生的纠纷而最后进行了宗教改革。尽管在福格勒教授那里“民众的斗争”是一个纯粹政治性的术语，但它在揭示纽伦堡宗教改革民众的作用中却显示了非凡的活力。

对于城市贵族为什么会在宗教改革问题上持犹豫态度的问题，布雷迪教授曾经做出过精辟分析：“首先，从感情和象征性的物象上看，这些人与旧信仰有着密切联系，祭坛、玻璃窗户和各种精美设计，无一不在显示自己的家族声誉；……其次，由于受教育的原因，加之经常读书、旅行、经营和外交活动，这些人很知道城墙外面的世界。因此，与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居住在城市封闭自治的环境里；……第三，这些上流人士在城外拥有地产甚至采邑，外面的世界是其物质利益的所在地；……最后，宗教分离会对他们的家族造成较大影响， 因为，这些人家族的纽带既强大又盘根错节，远远胜过了其他的阶层，后者缺乏像贵族家族那样的财富、政治联系和谱系记忆。这些因素造成了城市贵族独有的超越城墙的政治眼光。”^[10]

然而，这样的事实却不能用来反证城市的资产阶级就没有反对封建主义、主动接纳新教的愿望。例如：纽伦堡恰恰是一个行会势力已经遭到完全镇压、而城市显贵即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已经完全掌权的地方，而推动纽伦堡改革的也恰恰正是纽伦堡的市政委员会。因此，这里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里，尤其是在早期资产阶级完全控制城市的纽伦堡，为了自身的利益，早期资产阶级也会积极地接纳新教，以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城市改革。忽略了这一点，仅仅看到早期资产阶级与封建传统的联系而看不到其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就很难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片面、不够全面的偏差。这样，就有必要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利用新的史料，来对纽伦堡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纽伦堡运动丰富的政治、社会内涵，也将由此得到全面的、清晰的展现。

纽伦堡改革的历史，尽管穿插着某些摇摆，市政当局却自始至终在接纳新教的问题上没有动摇过。这就需要对莫勒教授把纽伦堡接纳新教视为一个“极大的意外”（greatexception）^[11]的问题进行解释。根据莫勒的理论，帝国城市的统治权大多掌握在城市贵族手里，在是否要进行宗教改革的问题上，这些城市贵族是犹豫不决的。但是纽伦堡却在第一时间做出迅速决定，其反应之快，让莫勒教授始料不及。其二，在大多数情况下，工匠和行会是推动帝国城市接受新教的关键力量，但纽伦堡早已没有了行会，工匠们地位低下，却为何能够率先成为新教城市？其三，莫勒认同“宗教改革从来就不是市政委员会的工作”的说法，与纽伦堡在市政委员会领导下接受新教的情况非常矛盾。最后，还有一个莫勒教授尚未提及的问题：一般来说，“城市宗教改革”往往爆发于与帝国联系较少而矛盾又比较尖锐的城市，但是，像纽伦堡这样的帝国政治中心和当时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为什么却能够率先爆发宗教改革呢？

---

[1]MaxSteinmetz,Deutschland,von 1476 bis 1648,von der früh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bis zumWestfälischenFrieden（Berlin: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78），pp.45 ff.

[2]GünterVogler,Marx,Engels und die Konzeption einer früh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Ergebnisse und Probleme einer Diskussion（Berlin:VEBDeutscherVerlagder Wissenschaften,1969），pp.197.ff.

[3] Friedrich Engels,“Die ers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这里参见恩格斯：《关于农民战争》，《德国农民战争》附录四《恩格斯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2页。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5] 花亦芬：《宗教图像争议与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纽伦堡接受宗教改革过程为中心的考察》，《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

[6]PeterBlickle,The Revolution of1525 The German Peasants' Warfroma New Perspective,trans.by Thomas A.Brady and H.C.Erik Midelfor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8.

[7]Bernd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ion:Three Essays,pp.60—61.

[8]MiriamU.Chrisman,Strasbourg andthe Reform:AStudy inthe Process ofChange（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172.

[9]GünterVogler,Nürnberg,1524—1525: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orischenund sozialenBewegunginderReichstadt（Berlin: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82）。

[10]Thomas A.Brady,Jr.，“In Search of the Godly City,”in R.Po-Chia Hsia,TheGermanPeopleandtheReformation（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25.

[11]Bernd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Three Essays（Durham:TheLabyrinth Press,1982），p.63.此外，保罗·拉塞尔教授指出：在其他的城市，行会和工匠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城市的经济，并且参与和影响政治，而在纽伦堡，行会自1394年后就消失了，被驱逐在市政委员会的权力架构之外。工匠们在没有行会的组织下，无法与市政委员会进行抗衡，同时也无法发动暴动。因此，纽伦堡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城市气氛。市政委员会实际上也控制了该市两个教区的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通过一位长期代表在罗马教廷的长期斡旋，市政委员会已获得对两个教区教堂神甫的任命权。第二，纽伦堡属于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仅次于科隆）。宗教改革时期，接近40000人居住在纽伦堡，他们普遍贫穷，住房严重紧缺。市政委员对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有着明确的规定，以便掌握。例如，城市里工匠只能雇佣一定数量的学徒，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第三，纽伦堡在帝国政府的运作中是极其重要的。帝国珠宝和最珍贵的圣物都收藏在纽伦堡的圣灵救济院（Holy Spirit Hospital）。帝国圣餐和帝国最高法院在纽伦堡聚会。同时，纽伦堡的国际贸易十分发达。参见Russell,PaulA., Lay Theology in the Reformation, Popular Pamphleteers in Southwest Germany,pp.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