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东亚（代前言）

这部专集内容涵盖唐代东亚贸易关系、汉字文化圈、辽东地区史以及东亚研究史多方面的议题，是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后的史论杂稿，极不成熟，并且带有“学步集”的意味，既是温故结集，也是重新出发。由于全书主题并不集中，只是在唐朝与东亚关系的大框架内打转乱撞，结合编审的意见，索性改书名为《唐朝与东亚》。这样一个宽泛的主题，实在有必要在正文具体问题的探讨之外，约略以唐代为中心阐述东亚史相关的先驱学术史，及作为其续貂之作的本书之主旨内涵，一来收拢全书散乱的结构，增添必要的理论背景；二来节省读者宝贵的时间，便于迅速了解核心内容。

一

“东亚”正如“亚洲”一样，是一种来自外部建构的概念。欧洲人创造了亚洲用以区分他我，而其实亚细亚、欧罗巴和阿非利加是一块连在一起的大陆。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在广义上指的是东北亚与东南亚，也就是“东盟+中日韩”，再加上经济活力稍显边缘化的蒙古和朝鲜；狭义上则仅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其实就是后来从韩国叫开的“东北亚”（“东亚”这一用法在韩国学界不太流行，因为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并大举入侵中国之后，“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记忆无疑使得亚洲各国尤其是经济实力跃升、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韩国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一概念）。本书的东亚取其狭义，等同东北亚，是人为划定的地理范畴而非天然的历史空间。因为有了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亚，便自然生成了所谓的东亚历史。

实际上，古代中国人称呼今日东亚地区时有独特的名词，语义最为接近、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是“海东”，具体又可解释为辽海之东、鲸海之东。“海东三国”则特指高句丽、百济、新罗，大唐永徽二年（651）高宗皇帝在给百济义慈王的玺书中，回顾了海东三国之间疆界交错、互相攻伐的历史：“至如海东三国，开基自久，并列疆界，地实犬牙。近代已来，遂构嫌隙，战争交起，略无宁岁。遂令三韩之氓，命悬刀俎，寻戈肆愤，朝夕相仍。”这里还将三国与三韩相对应。唐承隋祚，初期似曾具有一种将三国视为一体的意识，“高祖既闻海东三国旧结怨隙，递相攻伐，以其俱为藩附，务在和睦”。除了海东，唐代语境中“朝鲜” “辽东”也是高频词，但涵盖地理范畴不如“海东”广阔，具体含义也不稳定。

在东亚史的研究实践中，有一些学者又将与中国关联紧密但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关联十分松散的越南置于东亚考察框架，加之这一区域洎乎近代，先是长期的侵略与反侵略，继而是日、韩、中三国相继经济腾飞，因而民族自尊意识与历史观念葛藤缠绕，导致东亚历史叙述问题争讼不断，这种现状愈发使“古代东亚史”的叙事、共享甚至能否成立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至少单独将古代中国与其东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抽离出来隔绝为一个历史单元来叙述，从最初就具有一种姑且存之的暂时性意味，现在十分有必要重新检验。然而，从方法论意义而言，东亚区域史和将地表分割为或大或小的单位作为研究范畴的一般区域史之间，在本质上毕竟并无不同。东亚区域史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学界绽放满地鲜花，随之受到日本学术影响的中国和韩国学者也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东（北）亚史建构大业，其研究成果之丰、水准之高，学界有目共睹，这也使得东亚史研究日显兴旺。东亚史的研究成绩令人瞩目。近年学界出现了关于区域史长时段学术史的深刻反思性作品，譬如钟焓专门以方法论检视内亚史研究史的力作，功力令人叹服。其实在东亚史领域何尝不是缺乏一部类似的检视性学术史回顾作品呢？在有限的篇幅内，如果要无一遗漏地总结东亚古代史的业绩，其困难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文只能尝试从若干现在看来是无法绕开的代表性议题来梳理先贤论著的学术谱系。

众星璀璨之中，最为首要的当是“东亚世界论”。西嶋定生是无可置疑的东亚世界论学说的奠基者，迄今为止任何一部东亚史学术回顾都要从这位巨匠开始书写。在东亚史研究中，关于朝贡和册封关系的理论最为著名，西嶋定生率先提出的册封体制论便是其中产生较早、影响深远的一种。概括来说，西嶋定生册封体制论基本观点是唐以前的中原王朝通过将东亚各国君长册封为王以与之建立君臣关系，使之名义上获得与中国内地封王爵者相似的地位，从而确立周邻秩序。周邻政治体首领从中国获取王/侯爵号的事实即为“册封”，因结成册封关系而形成的包括文化传播在内的体制则为“册封体制”。东亚古代国际关系以册封体制为基础，各国以汉字、儒教、律令、汉传佛教为基本要素，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影响，由此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区域和历史世界——“东亚世界”。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可以归结为一方面是政治视角的“册封体制论”，另一方面是文化视角的“东亚文化圈论”。

“东亚世界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系统的阐释来自西嶋定生发表的《6—8世纪的东亚》一文，该文是对东亚世界作为具有自我完善性政治构造机理的册封体制的阐述，详细论证了6～8世纪中国王朝通过与东方各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渤海）缔结关系，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政治机制发展为东亚国家互动的基础，明确地规范了东亚各国间关系的政治秩序，即册封体制。这种体制一经实现，就开始了基于其理论的自我运动，同时伴随着文化的传播。西嶋定生随后发表的《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东亚世界论的理论框架，可以看作西嶋所构想的“东亚世界论”的宣言，与前一篇论文形成互补。“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世界，是具有自我完整性的文化圈，并且是一个由独特的政治构造形成的有机关联的区域，是自古以来贯穿于整个前近代时期且具有历史依据的区域性世界。

二

在日本国内，堀敏一较早对西嶋定生的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册封反映的更多是刚性的实力运用，而中原王朝更强调柔性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他因此提出“羁縻体制论”，来补充、完善东亚世界论。他与西嶋定生的分歧主要在东亚国际关系的形式而非本质方面，堀敏一强调在东亚世界相互联系前提下各国社会动态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差异。他认为：“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册封，还包含从羁縻州到单纯的朝贡等多种形式，它们随着中国与各民族之间的实力关系而呈现多种形态，并因此而缔结比较宽松的关系。……宽松的关系是东亚世界的特征。”同时堀敏一也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不能无视与北亚、中亚诸民族的关系，因为中国适用于朝鲜、日本的政策许多是在同北亚诸民族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对于东亚世界的范围，他阐释说：“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伦理、文化性格和社会构造，都与此（指东亚——引者注）不同。因此，可以将他们视为另外一个统一的内陆亚细亚世界。然而，内陆亚细亚世界与其周边的文明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割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就无法叙述东亚世界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学界深刻反省批判无视史实、否定日本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培育起来的理论。前田直典、西嵨定生、堀敏一对东亚世界的探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羁縻体制论”针对西嵨的理论不足而提出，既吸收了西嵨理论的合理成分，又注重中国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更加客观、深刻、全面地揭示了东亚世界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堀敏一注意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譬如对中国州府与羁縻州的比较、唐朝对境内外国人的政策研究，加深了对唐朝世界帝国特性的认识。

继堀敏一之后，金子修一、李成市针对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学说，撰写了一系列反思文章。金子修一将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学说概括为“两种东亚世界论”。西嶋以册封体制的存在为线索，说明划定东亚世界的必要性，显示出其册封体制论始终与东亚世界论存在紧密联系。金子修一认为堀敏一对册封对象的界定比西嶋更为广阔，他承接西嶋提出的问题，但不像他那样强调日本立场，而是坚持中国王朝的观察角度，因此堀氏的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更应引起注意。堀敏一认为羁縻是描述中国统治异民族方式更为合适的用语：中国王朝和异民族之间诸如册封、朝贡、和亲等关系都可概括为羁縻。册封之语意味着臣属，较为适用表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本、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册封在中国的异民族统治全体之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并非通行做法。西嶋从隋唐东亚国际关系视角论证册封体制的存在，而堀敏一则认为册封体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最能发挥效力。“羁縻”一词广为人知，而羁縻州制度的实行是从唐代开始，唐代羁縻府州大为盛行，但不能将汉代形成的“羁縻”一词与羁縻州混为一谈。在何种爵号授予属于册封这一点上，堀氏的见解与西嶋亦不相同，在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的适用范围上二者有差异，堀氏认同唐代授予吐蕃赞普、突厥及回鹘可汗等固有称号也是册封。由于西嶋重视将东亚世界的存在作为考量日本历史发展的条件，没有言及在自己设定的日本、朝鲜、中国和越南北部这一东亚世界以外的地域是否存在册封，堀氏则认为不能将北亚民族与中原关系排除在外考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将西域纳入东亚的历史世界也很有必要。从重视日本地位的西嶋立场来看，将西域及西藏地区都纳入东亚世界来考虑，会有一种过于扩张东亚世界的范围的印象。除了这些分歧，堀氏的东亚世界论中完全没有提及西嶋设定的四项文化要素，即使运用册封、东亚世界这些名词，也与西嶋含义范围迥然相异。西嶋将炀帝远征高句丽的原因归结为从基于爵制秩序的国际秩序中脱离，而堀敏一并不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爵制秩序方面，却重视将爵位以外的可汗等称号的授予作为册封范畴来把握，将中国与北亚诸国的关系作为东亚世界外交的前提。

金子修一认为，正如西嶋引用温彦博之言而指出的那样，历史上的玄菟郡、乐浪郡及带方郡的存在，反映在了隋唐对高句丽的封疆意识上。基于中国王朝和东亚诸国的历史关系，并且将中国与内亚诸国关系纳入视野之中，重新探讨东亚世界设定的意义是有必要的。西嶋主张不应以与日本史研究无关的立场来进行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必须以其直接结果或从中掌握的方法服务于日本史研究。西嶋反复论述日本虽然是被大海从亚洲大陆割裂出来的岛国，但日本的历史不局限于国内，而应划定东亚世界这一区域并从中考察日本历史的发展。日本历史要排除独善其身的观念，与中国史、朝鲜史联系起来理解，因此有必要设定东亚世界。

金子修一从时空范畴批判东亚世界论在实证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西嶋氏所言的册封体制是基于爵制的国内君臣关系向国外的延伸，其界限是否应当限定在东亚诸国？而且，“册封”是在明清时代的国际关系中频见的用语，但元以前的使用事例极少，在唐以前的正史中使用的事例几乎没有。再者，关于册封体制发挥作用的时代，在《6—8世纪的东亚》的叙述中可以理解为4世纪后半期至唐代，但其结语中说册封体制从汉代既已存在。因此，亦有人严厉地批判，西嶋氏首先说册封体制这一政治构造以中国文化向“东边诸国”扩展的事实为前提，然后没有论证就进一步将地域和时代延扩，形成以册封为媒介的文化圈。金子修一最近再次提出以囊括东亚和内亚的“东部欧亚世界”视角，弥补“东亚世界”理论视角的诸多自设之限囿和理论阐释力的不足。

李成市《日本历史学界东亚世界论的再探讨》一文提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可以替代东亚世界论并能够概括性地阐述区域历史的理论”。日本史学界所使用的“东亚”概念，有意无意地都受东亚世界论的影响，东亚世界论对战后的日本史学界起着通用性理论的作用。“东亚世界论”曾受到日本国内外的各种批判，但该理论仍然确定了日本世界史教科书的历史性叙述，以及现今国际学术界相关学术论文的框架，迄今为止学界依然没有提出可以替代“东亚世界论”的理论。大多数论者运用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现象来批驳东亚世界论是难以成立的。当然，一种理论若无法解释个案，其自身也就无法成立。

东亚世界论及其构筑和描绘的历史相，是要求产生理论的时代产物。西嶋在东亚区域的设定方面，首先是着眼于东亚固有的文化圈。该文化圈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的，具体而言，即以汉字为媒介，接受了儒家思想、佛教、律令制等源于中国文化的区域。这个文化圈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区域。倘若“东亚”就是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那么，作为形成该文化圈的前提——以中国为中心与周边各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就存在问题。册封体制忽视了限制国际关系发展的各国间的实力关系，是对国际关系主体及周边各国、各民族主体性外交和发展的轻视。“册封关系”不过是中国帝王与周边关系中极其有限的一种关系，它只是确定了这一关系的一部分，这是册封体制论的本质性问题所在。西嶋所尝试论证的归根到底只不过是6～8世纪的中国王朝与东方各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倭、渤海）的关系，以爵位为媒介将中国文化扩展至除倭国以外的其他四国。

李成市也曾就西嶋定生原本通过魏晋隋唐作为册封体制成立的前提，其后却以册封体制广泛应用于后来的时代，提出异议。如果仔细考察唐代的国际关系就会明了，唐代国际关系重心在于与中亚及西部各民族的关系，唐以后中国王朝的国际关系才波及更大范围。近来日本史学界主张将东亚世界的概念，从这种国际关系的存在方式向东部欧亚区域扩大的见解占据上风。不仅是国际关系展开区域的问题，东亚各国对于儒家思想、佛教、律令等的接纳与中国各王朝形成的册封关系之间直接性关联事例也不多见。最近，李成市又从朝鲜半岛在中日间交流中的角色，对东亚世界论再次提出反思意见。譬如，近年来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石碑及木简等，表明汉字文化与“册封体制”之间并无关系，而是在朝鲜半岛内，或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区域内得以传播和接纳。关于汉字使用的历史和空间范围是否如西嶋氏所言仅限于东亚世界，例如“高句丽—新罗—日本”这种以非中原形式的汉字传播事实。佛教、儒教、律令也同样如此，未必是以与中国帝王的政治关系为媒介在上述区域间传播的。册封关系在东亚是产生政治变化的原动力，但不能认定文化圈的形成只与中国帝王间册封式的政治关系有联系，况且中国文化的传播绝不是通过册封来实现的。东亚世界文化圈的形成机制中虽然包含册封关系，但是仍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邻各国间的传播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总括性的探讨。

东亚世界论的一位重要的实证研究者和推动者是高明士先生，他的天下秩序理论被不少中国学者借鉴和吸收，例如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全面引介天下秩序理论作为探讨唐代初期与新罗关系问题的基石，将唐朝出兵辽东、百济之役、唐罗战争等决策问题视为唐朝追求天下秩序的实践。同时，在东亚学术交流中，天下秩序观念也受到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的理论批判。高明士2008年大陆版专著是在繁体字版《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基础上修订而成，或许是为突出核心理论，索性以《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为题出版。这部专著编为三篇，分别论证中国的天下秩序原理、天下秩序与东亚世界、东亚文化圈与东亚教育圈，可以说是立足东亚政治和教育，研究汉代初步成型、隋唐定型完备的天下秩序及在此秩序影响下形成的东亚文化圈的力作。关于天下秩序的理论阐释，作者注意到上古以来的理想化的天下观、汉唐的羁縻府州制度等问题。作者关于天下秩序的主要观点在于：天下实为中国与四夷，而非现代概念的“国际”。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所构筑的同心圆政治秩序，从圆心算起，基本上分为内臣、外臣、不臣的三层次。内臣指中国本土，外臣为臣属诸四夷，不臣即是敌国者。借助礼的亲疏原理，展开讨论中国与四夷的关系，这种关系自汉以来至隋唐而完备。君主为有效建立政治秩序，乃将部分较亲近者，以内臣原理加以结合，而成为“外臣的内臣化”，实现“君长人身支配”统治原理，此制度也运用于册封四夷君长。到唐朝时，官僚制完成阶（品）、官（职）、勋、爵四要素，此制同样也运用于四夷君长。在制度上，凡是来朝贡者，皆为臣属诸国，也就是外臣，但并非所有朝贡者（外臣）皆有册封。隋唐对天下秩序的贡献，在于致力完成一元化的政治秩序。尤其从礼的亲疏原理建立秩序，乃至有隋唐天子亲征高句丽之事。在建立亲疏秩序过程中，唐朝完成羁縻府州体制，羁縻府州体制实是内地州县制度的延长，大部分建于边地乃至边外，其特色除保有州县制及由都护府作军事监控以外，仍保全其部族或国家，其酋长被任命为都督、刺史，并予世袭，但有华官兼治。兼顾官僚制与部族制，是“外臣的内臣化”。唐朝一元化天下秩序建立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将外臣地区具体再规划为三：“有贡无封”者；“有贡有封”者；“有贡有封”同时又是建置羁縻府州者。羁縻府州的建立使唐朝疆域由正州边界推广至羁縻府州的边境。但这一边境随着国力的消长而变动。唐朝开元以前贡输不绝，维持天下秩序的基本原理是德和力，唐朝天下秩序是礼、刑世界的典范。作者强调德、礼是其重要特色，在思想原则的抽象化理解的程度上也超越前人。关于天下秩序构建的东亚世界，作者梳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东亚关系，隋唐时期的“中韩渤海关系”、隋唐与倭国的外交关系；关于东亚文化圈与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作者从东亚教育的角度推动东亚文化圈走向深入，论述东亚文化圈形成及其与教育圈的关系、东亚古代士人的共通教养、新罗高丽时代“庙学”制等问题。高明士这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宏观总论与微观细考相结合，高屋建瓴地提出抽象理论，而又谨小慎微地列举史料史实，将汉唐东亚史大势中蕴含的天下秩序原理层层剥揭开来：东亚世界因天下秩序而有律可循，天下秩序因东亚世界而彰显外化。显然，作者在西嶋定生、堀敏一等人的理论框架内将东亚世界理论大为细化和具化。

三

从范式意义上讲，日本学者的东亚世界论的两个内核——汉字文化圈与册封体制论目前仍然是中国学术界唐代东亚史研究的基础。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学者没有自己的创建，实际上恰好相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正是几乎从各个方面细化、拆解、阐诠、反思东亚世界论。中国学术界承认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批判了东亚各国不存在结构性关系的见解，从整体上把握具有内在联系的东亚世界，富于推进意义和学术启发力。同时，他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李宗勋认为，在册封关系之外，东亚还存在佛教、贸易等国际关系结构性要素，朝贡名义下有大量一般性非册封外交活动，无强权和隶属含义，并且册封体制只强调中国宗主地位而忽视周围国家的自主性的一面，因此册封体制远非东亚国际关系全部，他着重提出了东亚各国的“实利外交”问题。韩昇认为，册封关系只是君臣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不足以涵盖东亚世界各种形态，东亚存在向中国朝贡但未受到册封的政治体或所谓“属国”。他认为东亚是“依文明截取的区域”，韩昇对西嶋定生以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四要素建构的东亚世界的完整、独立、自律特性予以确认，并补充了教育和技术两个要素。他的理由至少包括东亚作为地理概念虽来自西方，但其所限定地理范畴作为文明区域（包括日本和朝鲜，但排除了越南）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对移民作用的强调使他的研究与前人关于东亚世界形成的见解有着本质区别：“东亚古代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人口迁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的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视角、路径、方法的研究共同点，称为研究范式（paradigm）。本文所谓研究范式侧重于研究之思维方式，不同范式之间也并非不可通约，而是有所交叉。中国学界唐代前后东亚关系史领域是否存在某些代表性研究范式？我认为按照代表性研究专著来看，可以归结为区域整体史（东亚世界史）、区域文化比较、双边关系史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是东亚世界史。发轫于日本学者的“东亚世界”研究，强调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古代形成共同文化要素的历史过程和整体联系。重视从东亚区域整体视角来系统考察其历史进程、总结其历史规律。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对东亚世界史的研究系统全面，是此范式代表。这部著作积二十年之功，“用一块块坚实考证的砖瓦构建而成”。论述时间范围是4世纪至7世纪中叶，其中关于隋唐与东亚关系约占一半篇幅，在前几章至隋朝建国为止东亚局势的演变与各国的互动和文化传播基础上，系统考证隋唐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关系，特别是东亚大博弈——白江口之战前后的东亚局势和各国关系剧烈变动，将新罗统一、日本全面接受唐文化作为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格局形成标志。作者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外交实践及原则、东亚世界基本特点等重大理论问题做了梳理，从宏观视野逐一阐释了先秦至汉代的华夏意识与夷狄观念、大一统、天下秩序，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原则，以及学界长期关注的册封体制、羁縻政策与羁縻府州、朝贡、征伐与和亲等概念，并以教育和技术两大要素补充西嶋定生东亚世界基本文化基础（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强调人口迁徙即移民的重要作用。作者独到之处在于对移民问题的探索，通过移民问题的理论阐释与具体移民事迹的考察，使学界对东亚世界演进过程的理解更加深入。对于相互联系紧密的东亚，作者提倡将中国、日本、朝鲜结合作为整体研究，东亚存在“中日关系、中朝关系、日朝关系”，但实际上三者难以割裂，由此作者对东亚史研究提出很高要求。此外，作者还著有《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两部东亚史作品。《海东集》如副题所示，以魏晋隋唐东亚史具体问题考论为主，如魏晋南北朝册封高句丽所显示的羁縻意义，“新罗统一朝鲜”体现的唐朝对外关系体制特点等，是对传统问题提出的新见；而百济武宁王陵和南朝文化关系、空海过所文书与日本国书问题等，则着眼于新见或新出史料增订史实。《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探讨的重大线索是大陆、朝鲜半岛移民与日本的关系，流动的人群成为研究的主体，凸显的却是古代东亚世界令人惊叹的内在紧密联系。具体史实的考证，如谱牒伪造及其历史内涵、日本佛教传入时间等，给日本学界带来不少颠覆性认知。

第二种范式是唐、新罗、日本文化比较。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是这一范式较早的作品。该范式注意对比历史现象和文化成果，寻找文化传播轨迹，要求研究者掌握三国原始史料和语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要独到地选取适当的研究对象，充分论证三国间历史事项的可比性及其价值，难度较大。近年新著中，李宗勋《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是此范式的代表。该书主体结构是：首先讨论东亚汉字文化圈相关理论概念及“隋唐时期中朝日关系”演变大势，随后依次对中央、地方、军事、官吏四种政治制度进行严格对应的比较，涵盖唐三省制与新罗执事部、日本太政官制，唐州县制与新罗、日本地方制度，唐府兵制与新罗幢停兵制、日本军团制，唐朝官吏制度与新罗官等制、日本官位制等内容，其路径是结合最近研究进展，先分别考释出唐、新罗、日本单项制度，再进行多层次比较。全书最后总论隋唐时代东亚关系的理论以及唐朝、新罗、日本政治制度传播—变异原理，并提出古代朝鲜、日本受中国之影响既深且久“但毕竟走上了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全书所论及的核心理论与概念有：隋唐时期国际新秩序、朝贡关系、册封体制、实利外交、华夷观、慕华思想、东亚汉字文化圈。作者较少使用“东亚世界”来指称以汉字、律令、佛教、儒学等构成共通文化基础的古代东亚，而代之以“东亚汉字文化圈”，并且强调册封体制论及朝贡关系理论固然使东亚各国关系史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用“册封体制来包罗东亚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似乎有些不当”，因此提出“实利外交”概念来补充册封体制论。在对唐、新罗、日本的制度比较中，通过具体微观的政治制度和其他历史现象的剖析，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新罗和日本在引进唐朝制度削弱贵族势力、增强王权的基础上，留存着本民族大量的特有遗俗，如新罗的和白会议、日本的神祇官。作者还着重指出朝鲜和日本的“慕华思想”，认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韩日越等国的传统文化基本相同或大致一样”，东亚各国“除了表层文化、高层文化外，在语言生活习俗、社会结构、宗教思想等方面还存在巨大差异，即使在趋同的文化因素中亦有许多变异、嬗变、本土化的成分”。这对学界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化影响东亚，而不深究或忽视东亚古代邻邦的主体性的做法，有纠正作用。东亚文化比较的研究范式提供了一种周边和中国视角互相结合的路径，应给予重视。

第三种范式是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双边关系史研究是学界盛行的研究类型，中日或中韩（朝）关系都有不少成果。实际上，双边关系研究作为一种具体论证环节广泛应用于三边关系或三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双边关系的研究已趋于论题的细化，它着重考察政治行为体间互动关系的断面或线性变化。拜根兴两部政治关系史著作是这一范式的代表。《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对7世纪中叶“东亚世界大变革、大整合时代”唐朝、新罗交涉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实证分析。上篇分别对真德王时期对唐交涉、新罗与唐联合及征伐百济行动、文武王时期的对唐交涉、金仁问交涉活动、罗唐战争问题予以考论；下篇从唐朝赴朝鲜半岛军将苏定方、刘仁愿、薛仁贵、柴哲威等的行迹考察7世纪中叶的罗唐关系；附篇分别是高句丽与唐关系和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墓志铭的考释。《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从新史料角度对7世纪唐朝新罗关系予以补充，还对8～9世纪唐、新罗关系的关键问题如新罗僧人、使节以及张保皋等进行细密考证。通过大量微观考证，实际上已勾勒出7～9世纪唐朝与新罗两国关系的特征，这标志着作者这一研究范式的成功。作者在方法和路径上特色鲜明：一是实证解决具体问题，以探明历史细节为主旨。比如在《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的金法敏入唐举讼百济事件、苏定方角色与身亡问题、“罗唐密约”问题、金仁问入唐问题、薛仁贵以及刘仁愿活动考；再如《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的白江口之战新考、《三国遗事》所见唐罗关系、入唐僧侣及其影响、唐中后期新罗使者动向、9世纪初唐罗交往与张保皋海洋活动。二是着重以石刻碑志等新史料考察新问题。中国与朝鲜半岛新发现的或以前未曾措意的金石文资料的搜寻和利用贯穿于其著作中。从《刘仁愿纪功碑》、《刘仁愿等题名》摩崖石刻、薛仁贵造像记、《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高足酉墓志》，到《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昭陵真德王石像底座铭文、登州石刻，再到洛阳、西安出土的多方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作者依据金石文进行的研究比重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旧史料的新发现，如《三国遗事》的研究，皆是足见功力的研究。三是极为重视在总览已有成果特别是韩国学者的前沿成果基础上，重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使得他的每项专题研究始终处于中韩学术前沿。作者同样重视综述与书评及翻译相关论文，这些都体现出注意细节问题的实证分析之风，其凡所论者必先追述研究史，穷究其竟，代表着中韩关系史实证研究的较高水准。作者新著《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除对入唐移民研究本身有突破外，在研究范式上也有新进展，正如李鸿宾在《跋》中所指出的，对于朝贡体系的“宗—藩”型解说模式，作者围绕入唐移民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填充，这种从中原看周边的观察视角是传统中原核心说即朝贡体系的进一步伸展。

这三种研究范式在理论、视角、解决历史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前两者从宏观视角和理论上对册封体制论等舶来理论修正和补充，后者注重补充新史料，善于从微观和具体史实对双边关系进行细密考证，三者对东亚关系问题的探究无疑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每种研究范式的代表学者皆精通研究对象国两种或三种语言，并借助于此保持与国外学界密切联系、掌握国外研究动态。其实这与东亚史的国际性有很大关系。新史料的占有、新研究方法的采用、新视角的转换常常是推动研究思维方式整体创新和突破的前提。所谓新史料，有时是新出土、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如金日晟、祢寔进等人的墓志铭），有时是旧史料的新研究（如《三国遗事》的研究），有时也是对前人未曾注意的金石文的考释（如《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所谓新方法，有些是借自其他研究领域，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有些则是历史学本身的新研究理念和取径，有些是借鉴于国外同行（如对日本学界“册封体制” “东亚汉字文化圈”等理论的批判吸收）。所谓新视角，主要是跳出民族国家本位、摆脱既有模式。

王小甫是另一位对唐代东亚史问题做出重要创建的学者，《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及《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两部著作收录的多篇论文，以及作者执笔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部分，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的研究范式——可以归结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的先驱研究。《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是一部王小甫、范恩实等学者合著的论文专集，《中古中国的族群凝聚》则是王小甫先生个人专著。两部书以收录论文的形式对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讨。前书《总论》题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从《新唐书·四夷传》总序对渤海、靺鞨、契丹等东北民族的忽视入手，提出宋元以来东北民族崛兴问题要回溯至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考察的问题，并分

别对中原王朝尚德抑武传统与新罗的外交拉动、唐代周边盛衰连环、契丹的倔强、靺鞨女真之递兴、日本转向内敛五个问题予以阐释，结论与前人大为不同：中国的尚德抑武传统和唐廷关陇本位政策，是紧缩边防、重用蕃将、册封渤海为藩属等一系列东北消极防御政略的根源。加上唐与新罗盟好的制衡，维持东北亚近两百年和平并给予契丹最终勃兴以机会，影响深远。中国因尚德抑武精神而无意于向外做体制性经营，因此不存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只有盛衰连环产生的相互制衡，而学界构造的各种静态体制恐非历史实情。在《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两篇文章中，作者运用同样的宏观视野把握唐朝与统一新罗长时段关系，剖析两国关系的脉络，再次强调唐朝并无体制性建构，新罗发挥了强力的拉动和制衡作用，新罗固守旧三韩地域无意于北上进占高句丽故地，辽东仍属中原王朝，渤海国的地理空间无法构成“南北国”，东北亚全局观贯穿始终，辨析对话的特点也十分鲜明。《汉唐中日关系与唐代东亚新格局的形成》同时强调渤海国成立对东亚格局的影响；《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则凸显《三国史记》的独特史料价值。绝非人云亦云，而是独出机杼，其学术观点本身及其论证中展现出的宏阔视域，使其唐代东亚史研究独树一帜。

中国东北“在地学者”对于东亚史的研究则另具特色。杨军等《东亚史》、《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两部著作竭力构建一种东亚史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体系，运用阶段论大而化之地将东亚史分为早期东亚世界（远古至公元前3世纪末）——区域结构的形成（前3世纪末至8世纪末）——多族多国竞相发展（8世纪末至13世纪末）——封贡体系（13世纪末至1874年），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分为前国际体系、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宗藩朝贡体系等。作者致力于体系化把握东亚史的努力此后也并未停步。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则是近年来从中国东北区域史角度研究东亚史的代表作。该书将朝贡制度作为解读中国中原与东北民族古代关系史的锁钥，在继承四大族系的分类法的实践中，将迭兴递嬗的东北古代民族分别置于“朝贡活动”及其相关政治关系之下予以全面论述，能够感到作者试图在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西嶋定生—堀敏一“册封体制论”、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滨下武志“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之外重新寻找诠释中国古代与东北（亚）民族的独立话语。全书的努力可以解读为以朝贡视角来书写的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和作者此前从地方行政建置视角书写的中国东北古代史《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堪称姊妹篇，是从纵贯的视角将东北民族与古代中原二元联系阐述最为完整和清晰的著作。而朝贡制度的研究最主要的核心观点是以东北亚地区为中心提出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内圈”和“外圈”两种体系，即前者属于王朝内部中央与地方关系，后者则为王朝与邻国交邻关系。不难发现，作者受到世纪初中外历史争端的深刻影响，此论题仍带有明显的与之对话的特性。关于朝贡体制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宋以后所谓朝贡体系的研究，具有将其不加区别地泛化至宋以前时代模糊论述的倾向，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这些学者所追述的费正清、滨下武志的朝贡研究也都是基于明清时代甚至晚清近代的历史，与中古时期东亚关系内涵截然不同。

在唐朝与东亚的关联研究中，除了具有重要范式革新兼具见解创新的宏观、中观研究之外，关于具体人群、地域的微观研究无疑也是大宗。例如关于高句丽、新罗、百济、加耶、渤海国、倭国等研究。在此领域多有斩获的诸多学者，恕不能一一阐发其学术精妙，这里仅选取渤海对外关系研究为例，从一侧面勾勒、揭示其研究理路。我曾针对中韩关系史的研究，从韩国学角度提出“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理念，强调以朝鲜半岛古代政治体为研究主体，考察其与周边世界之间的关系。其实，如果将研究对象从朝鲜半岛一隅扩大到整个东部欧亚古代的其他政治体，这一类研究将形成另一种研究范式，譬如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亚诸邻关系。渤海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事例，因其与周边四邻政治关系的复杂多元而十分富于典型意义。正如铃木靖民所说：“靺鞨、渤海的200余年的对外关系（交流），与唐、日本、新罗、东突厥及其它各部族、各地区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也成为一部东亚世界史。”渤海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品是王承礼的《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和马一虹的《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王著的对外关系部分突出的是唐朝与渤海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册封体制下二者的“宗主国—藩属国”交往，并梳理日本渤海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将契丹灭亡渤海与唐朝此前的衰亡联系在一起，通过都城、陶器、墓葬等考古文化对比，得出渤海文化与高句丽文化有各自渊源，自成序列。马著则在总览中朝韩日俄诸国学术前史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剖析靺鞨、渤海与周邻关系演变，几乎对全部单项议题都有所推进，在这样一部以靺鞨—渤海为中心展开讨论的唐代东亚史中，国际联系的诸多面相得到透视。因此，这是一部以东亚关系史视角写就的靺鞨史，也是一部靺鞨视角的东亚关系史。相较而言，韩国学者韩圭哲的《渤海的对外关系史》注1虽题为渤海的对外关系史，实际上只论述渤海与新罗关系，将其分为渤海新罗交涉关系（可译为外交关系）、对立关系两部分：交涉关系以渤海建国初期交涉（8世纪初）、抗争期交涉（8世纪末到9世纪初）、渤海灭亡期交涉（10世纪初）三部分；对立关系则分别论述渤海新罗武力对抗、唐渤海战争、渤海日本协力攻新罗及其“争长”三个问题。该书其他部分仅涉及渤海国与之前的高句丽靺鞨关系、渤海遗民与之后的高丽关系问题。正如其副标题“南北国的形成与展开”所示，这是一部意在建构所谓“南北国”历史，而非探究渤海国整体对外关系史的著作。

注1韓圭哲：《渤海對外關係史——南北國形成展開》，新書苑，1994。

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唐朝”。在开成、会昌年间入唐求法的日本高僧圆仁的日记中，“大唐”是用以称呼与“本国”“新罗”“渤海”相对的唐朝的称谓。而在唐朝对外正式书写中，也有“大唐”和“唐”并用者，例如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亲撰《阙特勤碑》汉文部分有云：“北燮眩靁之境，西邻处月之郊，尊撑犁之□□，受屠耆之宠任，以亲我有唐也。”文末则落“大唐开元廿年岁次”。实际上在海量的墓志铭文、造像题记等唐人文本中，“大唐”才是正式用语，这些大多数并非涉外场合的语境与唐人对外自称、外国人对唐朝的称呼显然具有一致性。

大唐帝国是一个巨型政治体，幅员辽阔的版图及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那个时代的半部全球史。从这一角度而言，东亚只是唐朝产生联系的一个面向（唐朝还有内亚边疆、西域诸国、吐蕃天竺、南诏南海等其他面向），但反过来，东亚处于极东位置，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因此东亚诸国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是唐朝与东亚关系的基本面。具体史实的展开中，唐帝国在东亚的政策中与其西面、北面的内亚也存在密切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博士论文《隋唐辽东之役与东部欧亚政治关系研究》做了相当大篇幅的讨论。在我看来，围绕唐帝国的东亚史必将迈向东部欧亚史，或许正因为这一学术理路存乎胸中，目前这部专集的内容聚焦点反而更为集中在东亚区域内。

在学术史上，唐朝视域的研究实践也在关怀东亚史。李鸿宾先生对于内亚边疆与唐朝帝国互动关系的研究，极大地启发了我们通过隋唐帝国“对外关系”将内亚与东亚相结合进行研究：唐朝帝国特别是其前期与突厥势力的互动关系中，唐朝与西域高昌、辽东高句丽之关系在东部欧亚区域内的长时段历史脉络得以重新梳理，高句丽、高昌被作为唐朝向东、西拓展的限域，在他的解读中成为帝国北进草原征服突厥从而跨入游牧区域的基石。作者从一开始对于隋朝帝国创建的论述实际上就是从亚洲大陆（后来多使用“欧亚大陆”代之）的宏大视野来对广义的东亚诸族历史联系做出的诠释，因此在其笔下的唐朝与东亚则呈现出不同于上述诸学者描述的面貌：唐朝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及活动主体，欧亚大陆东部的广袤地理范围内的政治联系由此牵出，特别是唐朝突厥的对抗与融合裹挟着帝国东西周邻——其中就包括高句丽、新罗等。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东亚史（亚洲东部史）。当然，作者并未过多涉入辽海区域历史细节，主要的论述重点为中原—草原的二元互动。

作者曾以兼跨长城南北的唐前期为例，分析以汉人为主体建构的唐朝政权超越农耕区进入草原所受到的限制及其因缘，认为农耕王朝兼跨的局限乃在于自身的生计方式与草原游牧生计存在难以兼容的张力。此种衍化的路径似乎暗示“纯粹”的农耕王朝尚不足以跨越南北兼跨的障碍。唐建立兼跨长城南北两种或多种迥然有别的地域及其族群为一体的政权，并成功地实施达50余年，主要建基于传统的天下观的思想意识，尤其是统治集团北方胡系文化血脉的促动使然。而针对农牧交错地带，作者认为唐朝前期北部疆域的变迁蕴含着疆域本质属性特点，在以中原为核心区、周边为外缘区的二元制王朝构架内，北部边疆地区是在唐与草原帝国多方面交往互动过程中以夹处二者之间的定位而存在的。因受制于南北两个性质迥然有别的帝国外层地缘之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不是以明确的间隔线索而是以游移不定的模糊状态呈现出来的，它自然就受制于双方对它的拉动和吸引。唐朝北部边疆之战略地位，就存在于唐与草原帝国的较量与博弈中。边疆地带的模糊性实质上受制于活跃其上的群体，正是出自对群体的控制而产生的制度性设计，边疆的概念才得以萌生和定型。疆域的本质是人群，人群的归属通过行政的设置而呈现。同时，作者也从更大范围的全球史视角，反思唐朝史的重写。他认为以实证为主的唐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亦成为学人考量的重要内容且续有新说，全球史视角的考察能从另一个层面开启唐史研究的新境界。考虑到唐朝拓展幅度及其影响范围对自身限域的超越，尤其是农耕、游牧兼纳所蕴含的南北统合的内外联动，既往的学术研究的观照和讨论已发挥出了中外交相辉映般的效能，这样的基础对确立唐史研究领域的全球史观新范式的形成非但具有可能性且实属必然。

在唐朝历史的大视野下，李鸿宾对拜根兴、苗威几乎同时出版的高句丽移民问题专著第一时间提出了学术反思。针对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撰写的动机，指出高句丽移民的主旨方向与中原勾连，主要出自后者对周边的吸引力；而此种吸引力则系中原中心与周边外围二元制构架中前者具有的主导性所致。这个体系也被学界描述为东亚社会特有的宗藩与封贡体系，体系内外政治体之间存有非均等的差序地位，《高句丽移民研究》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这一范式之上，从而将移民的中原旨向赋予价值论断，契合了主流话语的叙述惯例。但是，“（高句丽）与其东北西各方势力（这些均非中原势力）同样存在着各种交往和争战，因此它的移民旨向就不只是中原一方”。同样，对于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李鸿宾指出，对于朝贡体系的“宗—藩”型解说模式，作者围绕入唐移民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填充，这种从中原看周边的观察视角是传统中原核心说即朝贡体系的进一步伸展。李鸿宾结合农耕与游牧“内外二重结构”王朝形态理论，针对高句丽和百济移民研究涉及的“中心—边缘”书写范式等学术问题有深入剖析，指出了学界盲点所在，如因为“史籍文献缺少相关的记载”，“我们至今还缺乏半岛方面对此——高丽、百济入唐者的相应的描写”。实际上指出非中原视角的必要性。由此不难看到，李鸿宾与前述王小甫两位先生从唐朝与周边关系史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也给唐朝与东亚关系的定位带来广泛的影响和启迪。

五

相对于成绩斐然的唐代东亚史研究前史，本书总体上只是一部未尽去陈言且不成系统的论文汇编，选取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或试做实证考释，或妄加理论阐述，着实难以称得上有什么推进。

本书的第一章是关于唐、新罗、日本三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研究。这是个人最初想在唐代东亚史领域着力突进的一个入口。在东亚文化比较史的影响下，与唐代前期大为不同的后期缘边地方，特别是东部的淄青镇涉外贸易的管理与运营实为一体，新罗的清海镇在张保皋大使的统领之下实际上也有割据一方、军政合一、贸易管理与运营等特点，日本大宰府相应地也在对中国、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独特地位，从制度史角度划分为设置、性质、职能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获得当时唐、新罗、日本以及渤海国经贸关系的一些具体历史实貌。除了作为制度来研究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实际上管理的内容也就是贸易本身折射出相当多的历史内容，例如唐朝淄青镇、新罗清海镇、日本大宰府在东亚海上贸易中的不同分工与角色，再如这种贸易的性质与白江之战以前那种官方有限的朝贡贸易相比蒙上了浓厚的“官商”色彩，等等。研究的一个意旨是在学者主流话语中唐、新罗、日本三国鼎立的东亚政治格局之外寻觅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细节，在东亚制度文化静态比较之外探索动态互动关系内容。

第二章是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几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层面立足于建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流变及其在唐代时的横向构造，这其中固然带有对西嶋定生等人理论的承袭、剖解和变通，但旨趣有所不同，我没有强调东亚是一个历史世界，而是更多地描述以汉字为载体的诸多文化要素的传播共享在某个时期缔造的文化通融特征及其历史现象，也注意到政治体的崩毁导致文化圈的断裂。实际上，文化圈的概念因其高度的抽象化而难以和发生在广袤地理空间内错综复杂的东亚交流历史实际相符契。因此，撷取新罗这一被认为最重要成员来考察其汉字文化的实情，主要基于文献记载中从历时性角度对新罗受容汉字及其承载的具体文明展开考述，因为新罗前后期历史的差异，考察范围也适度囊括了高句丽、百济，进而从共时性角度横向剖析新罗汉字文化的具体形态，新罗国家成长中典章、教育、修史、宗教等最为重要的领域都显示出汉字文化即中国文化的引入及其成效。除通论和个案之外，又借助对《韩国木简研究》一书的评论，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相关学说中似乎不证自明甚至想当然的现象予以揭橥：西嶋定生以降东亚史的总体趋势有两个特征值得警惕，一是日本学者有意无意构建的日本中心视角，二是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中国（文化）中心意识。由此，对居于东亚地理区位中央位置的朝鲜半岛之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迫切性亟待引起重视。朝鲜半岛汉字简牍，钩沉出东亚汉字文化的纵深面相，但细致的比对又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作为中国—日本文化传递的中环在文化要素“传播—变异—再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换言之，朝鲜半岛如同犍陀罗作为印中文化交流中继站一样，使得原生文化羼入本土因子并再次向外传播，接受者获取的汉字文化带有半岛的突变基因。以往学者们也在对比东亚具体文化现象时与之类似地强调过日本和朝鲜等域外民族在吸收汉字文明时有保留本民族传统的一面，但这些都被浓烈的中国文化辐射说掩盖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异”而非“同”的一面或许值得再探讨。

第三章是对极为关心的辽东史问题的“试掘”工作。唐朝辽东史研究牵涉面较大，这里选取了三个面向：一是在中国古代东北管理体制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二是与同时期中原、东亚、内亚的多元联系问题，三是区域内部人群的政治凝聚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历来东北史的撰著皆牢牢拴住一条红线，那就是东北与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或者更浅白地说是中原如何控驭东北、东北诸族如何朝贡中原，笔者也难以免俗，未能跳脱这一窠臼。唐代在灭亡高句丽后首置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后迁辽东、辽西、平州等）与明代置于辽东北部的奴儿干都司之间相比较，在制度表相及其反映的中原—东北政治关系实相即为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安东都护府更大规模的整体研究、对于古代东北行政设置的系统论述后续都不断有学者完成了，十分值得参考。但是至今这两个时代对于辽东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行政措置的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是本人后续细化研究的重点，本章涉及的是高丽与高句丽的区别与联系、渤海国与唐朝关系始末；此外东亚史上屡屡涉及以平壤为中心诸政体，目前尚未有对此给予专门的关注和梳理的论著，本章专题论述自卫满朝鲜以降的行政变化，实际上这是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专门研究准备的极简提纲。关于第三个问题，同样是一个章节篇幅无法容纳的大课题，本章第三节抉出渤海国对外关系的总体特征，着重考察渤海与新罗关系的多面性，梳理并驳斥南北国的历史观。从渤海国与东部欧亚世界的多元关系视角，能够更为超脱地观察渤海与新罗关系的特点。在唐朝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代“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设置初衷便是管理涉及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渤海国通过辐射状的陆海交通线，完成了与唐、日本、突厥、契丹、新罗、靺鞨的多元外交。而渤海新罗关系，经历了从册封关系、和平交往关系到外交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关系的演变和反复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和多面性，而不是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单面性。关于渤海与新罗两国关系性质的定位，朝鲜、韩国是将渤海与新罗纳入“南北国”的历史认识体系，这是一个长期累积、因袭的结果，它源自李朝时代对北方土地的现实考虑与历史想象，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等。渤海国自己的文字记录显示出鲜明的“自尊”意识，而所谓新罗的“同族意识”则并无直接的证据。渤海国对外关系更丰富的细节，仍有赖于今后更多考古资料的及时发布和深入解读，以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上的对话和交流。

第四章集中了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在对朝鲜半岛古代政权对外关系史进行思考的同时，提出一个阶段性的研究理念，就是彻底将前近代时期（自古朝鲜与三韩起一直到李氏朝鲜）作为研究主体，将其全部的对外关系演变作为研究对象，贯通以半岛为中心的东亚史。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要将朝鲜半岛夸大为居于历史活动的中心，而是以中国、日本为中心视角的研究已经大大遮蔽了朝鲜半岛的地位，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目标，是为了克服目前过度强调的中原王朝的文化中心，或者从日本历史与东亚联系的角度建构东亚世界的两种偏颇。也正因为此，我提倡的这种研究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部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历史研究模式具有本质的不同。同时对于中国学界在中韩关系史等领域取得的成绩，理应进行回顾和总结，一方面表彰先进，另一方面发现问题。因为对于唐代东亚的兴趣，专门从朝鲜半岛古代政权中一个备受轻视的百济入手，整理中韩两国学术界近30年（1985～2014）的百济史研究史，包括韩国百济史研究机构与人员、主要研究论著的内容，特别对百济对外关系的研究予以关注。还包括中国学界在不同框架下进行的百济史探索及其成绩。汉唐时代百济对外关系的丰富性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实际，其中蕴含的学术思考催生了本人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对于东北古史，则是通过对《东亚视野中的东北史地研究》一书的评论，阐释从中原视野到东亚视野的学术思路转变的意义，同时注意到林沄先生早已提出的东北史研究中中原—东北二元关系建构的缺失，试图引入草原内亚新视野充实东北史这一原本属于多元文化区域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还包括对一部韩国学者集体完成的《天圣令译注》的介绍和评论，有趣的是，天一阁藏《天圣令》明代抄本残卷发现之后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校证》出版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唐宋社会史、法律史等学科得到巨大的推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学人也展开了各自的解读和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种东亚知识共享的新气象，这本身就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有奇观。韩国学者效率最高，最先出版译注成果，可惜因为韩国语在中国史学界不如日语等那样流行，几乎没有得到利用，因此受到《天圣令》读书班研读时的启发，计划先撰写书评予以总体介绍再逐条翻译出来以供读书班参考。这一领域的研究充满趣味，在这之后台湾也出版了高明士先生领衔主编的《天圣令译注》，渡边信一郎先生一如既往细绎令文、发布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继续稳扎稳打，每年不断推出一两种反复锤炼的研读译注成果。中国史领域的交流对话启示我们，东亚史领域的国际对话同样具备可行性而且应当更为深入。

附章是关于唐代丝绸之路与东亚文明关系的讨论。学界以往对丝绸之路的关注面主要集中在长安以西。在长安之东，作为欧亚帝国的大唐帝国，其境内腹地纵深的文化交流及其向周边的延伸，以及往来于长安的陆上、海上文化贸易通道，构成了丝路文明向东延展的两条“纵贯线”，从而交织成一张文明之网。通过中原视角、草原视角、东北视角审视中国古代帝国及其周边世界构成的东部欧亚世界，可以发现东部欧亚的广域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一元的，而是方向不一、多样文化混融交织。辽东与朝鲜半岛受到内陆欧亚文明的影响，与整个丝路文明发生联系，同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样态。通过幽营区域的东西衔接作用、古夫余国区域的文化蓄积作用、靺鞨世界文明演进的推动作用，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政治体对外多元外交和文化联系带来的内生性涵化作用，促使处在汉字文化圈强力辐射范围内的东亚区域仍然持续吸收汉字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

主要征引文献，基本是本书直接引用的中外论著，为方便读者查阅，有些尽量恢复为日文、韩文；索引，最大限度地收录全书涉及的人名、地名等；作者学术档案，主要是从在韩国发表第一篇论文迄今的学术轨迹和研究成果；彩色插图，除学界友人供图外，多为我近年考察途中采撷，亦有纪念意义。这些辅文配合正文，希望能聊补不足。

总体而言，一如开头所说，本书讨论的议题涉及唐朝与东亚关系史的基本面，通过全书在具体问题上的史实揭示、脉络解剖、关系重组，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些许启示。唐朝与东亚各自成为一个庞大的课题，值得年轻学人将学术生涯投入其中。既然是个人最初的唐朝东亚研究，固然不乏“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恐怕也难免“汲深绠短”甚或“好高骛远”。答卷分数未必很高，但的确没有偷懒，字迹也不敢潦草，坦然呈上，敬请读者师友批评。

未来的未来，像惠果对空海说的那样，“努力努力！”也像崔致远说的那样，“实得人百之，己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