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的现实背景

1.1.1　我国企业创新的必要性

创新是对新的或经过重大改进的产品（或服务）、新工艺、新销售方法或商业实践、工作现场组织或对外关系中的新组织方式进行实施。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剧、通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国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均GDP突破1400美元，消费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增长空间也将扩大。其最明显的特征“高度的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创新管理提出了新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国际化需要企业进行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信息通信和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共同体当中。我国企业在抓住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市场机遇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业不仅受到国内市场和政策的影响，还受到人民币汇率、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国际贸易政策和技术壁垒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国际化促进国际间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推动国际分工的立体化和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整合。使得我国企业需要突破原有的生产组织模式，通过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以应对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些不确定性要求我国企业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经营模式，要主动寻求变化，通过持续创新构建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动力。

这一点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体现得格外明显。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我国企业技术基础薄弱，处于生产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生产的产品以贴牌者居多，自主产品很少。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部需求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税收政策调控升级，直接冲击外包生产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许多企业纷纷倒闭。这其中关键的原因是这些企业不具备核心的技术能力。很多企业忽视对社会风俗、消费群体及其心态的分析，忽视技术创新和后续改进，无法进入高端消费市场。于是当环境发生改变时，企业往往无法及时应对。与此相对应，还有一部分企业针对不确定的环境进行创新和调整，顺利渡过了经济难关。例如，2010年上半年浙江义乌玩具厂商由于欧美市场购买力不足导致销售额锐减20%，为应对环境变化，这些企业针对中东、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民俗民风进行产品创新，最终实现扭亏为盈。由此可见，市场国际化要求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

（2）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重视创新

随着我国企业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技术开发周期缩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数量迅猛增长，企业不得不在多个维度上展开竞争，竞争压力日益增大。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13年底我国共有820.8万个企业法人，比2008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增加了324.9万个，增幅达65.5%。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16.6万个，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2%（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激烈的竞争往往引发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那些率先通过技术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往往能够胜出。例如，陕鼓动力集团把技术生产的创新与服务管理创新相结合，使组织效率和柔性兼得，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产业格局。通过创新企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摆脱“价格战”导致的恶性循环，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创新作为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途径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

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大批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国际巨头企业开始入驻或投资于我国市场。2016年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显示，“十二五”以来，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达到19.65万户。截至2015年底，中国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分别为48.12万户、2.67万亿美元和4.54万亿美元，较“十一五”末分别高出3.59万户、1.09万亿美元和1.83万亿美元。从年均增速来看，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分别为1.6%、11.1%和10.9%。从趋势上看，全国吸收外资总体保持增长；投资额较大的企业所属行业既有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飞机零部件、集成电路和芯片等研发生产的制造业，也包括医疗、养老、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服务业；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双增长，高技术服务业增幅较大。跨国公司和资本的进入一方面带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将导致国内市场被挤压，竞争压力剧增，促使我国企业通过创新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和能力。

（3）市场需求多样化引发企业创新

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使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方式发生改变，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是消费的发展方向。在同质化产品的消费上，消费者倾向于追求个性化产品。而多元化的需求会随着流行趋势、季节、明星效应等一系列外界偶然因素而改变，因此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另外，随着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通信网络等服务设施的配套，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以家庭影院的生产为例，消费者已经不单单满足于投影的观看功能，而对其功能提出了多样化的需求，例如，CMMB功能和机顶盒直接看电视功能、内置存储功能，网络连接功能、KTV点歌功能等。再如，随着节约能源资源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向高科技、优质服务和“绿色产品”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推崇小排量、低耗能的“绿色”汽车，自然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节能环保的电动汽车。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生产制造企业就得在产品设计和创新上下功夫。因此，企业面临的消费市场不再具有传统环境下的稳定性，而是呈现出高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的特征。原有传统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产品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企业需要通过不断创新生产符合个人偏好和需求的产品。企业要想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创新。

（4）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吸引企业加快创新

如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酝酿新的历史性突破。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新一代宽带网络、生物技术、新能源、3D打印、系统级芯片、智能传感网、先进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极有可能推动信息产业实现新的飞跃。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信息技术发展带动电子商务、互联网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除此之外，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向农业、医药、能源等众多领域广泛渗透，生物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化的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不断提高。纳米技术开始向应用研究及产业化迈进。可以预测，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正在萌发。未来10~20年，世界极有可能会发生一场以绿色、健康、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张晓强，2012）。在这样的技术发展背景下，环境的不确定给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如果我国企业抓住机会，通过突破和不断创新，就能够抢占新一轮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因此，创新为我国追赶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将对我国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起到关键作用。

1.1.2　我国企业创新的发展现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不断创新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和技术需求。正是这种环境的变化，使得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之一，是企业获取高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创新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

（1）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2015），2014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58.2（以2005年为100），比上年增长3.7%。在创新产出方面，2014年的创新产出指数为177.2，比上年提高8.8个百分点。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指数增速最快，比上年增长15.1%；其中每万名研发人员专利授权数指数值最高，达259.2。从创新成效看，2014年创新成效指数为142.4，比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其中劳动生产率指数值、增速分别为276和9.7%。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期内工业总产值与年平均从业人员之比）首次突破100万元，达到100.7万元／人，比上年增长9.6%。这表明，我国整体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创新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许多创新型企业都是所在区域的骨干或龙头企业，例如，在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生产基地长沙，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联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3家国家创新型企业发挥了龙头作用。形成以3家企业为龙头，带动其他21家主体企业及400余家协作配套企业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类似的还有深圳的华为和中兴通讯，青岛的海尔和海信等。从纵向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整体创新水平在不断提高。

另外，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也在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创新水平的差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Rankings，GII）的数据，我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第25位，较2015年上升4位，同时也是第一个跻身25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创新质量排名中我国升至第17位，缩小了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这表明我国创新体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已经迈出了具有象征性的一步”（GII，2016）。

在82项具体评估指标中，我国在创意产品占贸易总额的比例、本国人实用型申请量及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新型高科技出口比例、知识型员工、青少年能力（阅读、数学与科学）评估、公司培训等10项指标全球居首。这表明我国企业在全球性公司研发投入、知识与技术产出、无形资产等方面优势显著。从图1-1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所有创新支柱上的表现尚无法与前几名国家比肩，但在商业成熟度与知识及技术产出上的得分高于同一群体的其他国家。GII报告显示，从变量的层面看，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多个关键指标上的进步最为显著。

（2）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高

从科技创新投入上看，我国研发投入稳步提升，2015年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财税对科技创新的扶持作用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38.1%，年均增长11.4%；按汇率折算，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0%，比2012年提高0.17个百分点，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水平的提高为科技创新实现“并跑”和“领跑”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整体上看，我国创新投入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基础研究经费增长明显，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670.6亿元，比2012年增长34.4%，年均增长10.4%，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4.7%。其中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347.2亿元和295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26%和49%。“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成绩斐然，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高温超导、中微子震荡、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国家首架大飞机C919、热休克蛋白90α、CIPS干细胞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第二，企业创新资源进一步聚集，企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2015年我国社会研发支出达14220亿元，其中企业支出超过77%，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而言，我国企业研发经费逾1.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40.3%，年均增长11.9%；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为77.4%，比2012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150.9亿元。企业研发人员约为425万人，比2012年增长26.2%。截至2015年底，我国累计认定的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为1187家，比2012年增加300家。另外，据2014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2013—2014年，在我国64.6万家规模（限额）以上企业中，有26.6万家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占41.3%；其中，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8.7%、20%、27.9%和25.8%。这些投入都可以从科技创新中体现出来。例如，我国TD-LTE产业链日趋成熟，2015年末4G用户数超过3.8亿；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速铁路技术世界领先，高铁运营总里程达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并进军海外市场；ARJ支线飞机成功实现商业销售和交付运营；油气开发专项再造一个西部大庆；半导体照明技术加快应用推广，2015年半导体照明产业整体规模达4245亿元，比上年增长21%；第四期“超级稻”创造百亩连片平均亩产1026.7公斤的新纪录；全球首个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以及阿帕替尼、西达本胺等抗肿瘤新药成功上市。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保障。

世界范围内，根据欧盟委员会下属调研机构IRI对全世界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企业的排名数据，我国（不含台湾地区）共有301家企业上榜。其中华为公司以54.4亿美元的研发支出（2014—2015财年），位居全球研发支出第15位。众多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开展研发，研发活动在全球化趋势下更为本地化，我国企业正在以更为多元化的形式参与全球研发，同时更为开放、更注重合作，分布更为分散。

第三，创新投入未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保持稳定增长。我国在2014年约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21%，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研究发现，中国研究人员数量和科学出版物的绝对数量也在迅速赶上。本国人专利申请量等产出指标也是一样，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研究预算仍侧重于应用性的研发和发展。

（3）政府政策在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创新发展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我国也不例外。我国政府已把创新能力的提高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竞争力提高的中心环节。“十七大”阐述了“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之间的本质联系。“十八大”继而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再次立足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出创新是引领我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国家现代化更高阶段的“现实航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和体系的驱动作用非常明显，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性协调作用。然而，政府如何驱动高质量的持续性创新一直是引人关注的两难问题。如果政府过度参与创新，甚至挑选技术，就会降低企业自我维持有机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可能性。因此，我国政府积极从提供创业创新空间和激励政策等角度改善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避免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力量。

1.1.3　我国企业创新的困境及双元创新的提出

由上文可知，在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和转型经济的发展压力下，中国企业创新效果和水平虽然已大幅度提升，但仍面临着许多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创新管理来突破发展桎梏。表1-2总结了我国不同时期企业创新特征的比较。

通过文献调查和企业实际调查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技术底子薄弱、发展严重落后，因此政府引导和推动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策略，即鼓励国外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合资、合作、联盟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试图通过模仿创新的方式推动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从而实现技术上的快速追赶。这种策略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发展，但也埋下了隐患。由于长久实施模仿型创新策略，过多重视技术和工艺的引进，而忽视了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企业的“再创新”、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李垣等，2004）。这导致我国企业创新的策略与路径过于单一，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未能得到协调发展。

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需求量大、市场机会丰富，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发展初期遇到的外部威胁较少。大部分企业在战略选择过程中主要是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生产产品来弥补市场需求的缺口。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企业一直处在“抓机会、抓生产”的规模型增长过程中。外部市场机会的丰富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让中国企业往往执着于现有能力和技术的应用，执着于“投机”而不是“投资”。重视积累应用能力，根据现有的市场机会快速应用和改进现有的技术和能力来获取短期利益，而对应对未来竞争所需要的探索能力关注甚少，对潜在的市场威胁和市场发展趋势关注不够。因此，中国企业在过去的经营过程中主要依赖应用性创新，缺乏足够的探索性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从创新的策略和路径上来看，中国企业创新策略以模仿为主。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调查，超过一半的中国500强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38.81%的企业以集成创新为主，只有10.45%的企业进行原始创新。为了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推动企业的创新水平，中国企业采取了两种路径：合作引进模式和海外收购模式。首先，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采用各种政策鼓励国外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鼓励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通过合资、合作、联盟等方式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试图通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等模式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然而，这种模式下的创新行为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存在多种风险（李文娟和杨乃定，2008；郑铮和杨乃定，2009）。其次，国外竞争对手转移的知识和技术层次较低，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技术封锁。尽管中国企业设想通过合作学习外方的先进技术，但大部分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仅仅在制造环节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很少与中国企业开展研发等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合作。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导致整合困难，真正能够通过海外收购提高技术水平的企业较少。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的衰退，这些关键性问题越发凸显。然而很多企业对此并未充分认识。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是企业不能很好地平衡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程度的创新行为，即没有协调好或者无法协调好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模仿和创新都是企业赶超发达国家创新能力的驱动力，但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了赶超能否得以成功，我国企业正是缺乏相应的平衡能力，这为赶超增加了不少难度（李俊江，2011）。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低水平重复引进，重硬轻软”现象普遍。引进技术以低水平居多，且重复引进现象普遍。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和垄断高端市场，导致国内企业引进技术多以淘汰的低端技术为主；盲目跟风投资市场热点需求，为了抢占市场先机重复引进，近些年风电设备和多晶硅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我国企业引进技术长期以低水平技术居多，引进以成套和关键设备为主，技术图纸、技术诀窍、专利和软件技术引进不足；生产和运行技术引进较多，产品开发、设计和测试技术引进较少。由于引进的技术往往较为陈旧并且处于价值链底端，产业结构仍呈现低技术密集度特征；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技术很快落后，高端技术往往被合作者掌控和封锁，使得我国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企业对外部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创新能力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企业一直处于对现有技术和能力的改进中，没有核心的创新能力，无法进行创新突破。特别是在产业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型企业有很大的差距，导致在竞争中受到掣肘，缺乏议价能力（Li等，2010）。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54%，特别是对硬件技术领域的依赖度更加严重，如固定资产设备投资中设备进口达到2/3（李俊江，2011）。尽管已对创新进行了大量投入，国家政策鼓励自主创新已经很长时间，但因创新发展起来的知名品牌不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仅有华为、阿里巴巴、海尔、格兰仕、比亚迪等少数几个国际品牌，而这些有限品牌与国际创新巨头仍有一定的差距。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引进的技术往往较为陈旧且处于价值链底端，产业结构仍呈现低技术密集性特征。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技术很快落后，高端技术往往被合作者掌控和封锁，企业过度重视显性知识的转移，而忽视人才、管理经验等隐性知识的转移，疏于引进人才培训，导致对外部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创新能力没有得到真正提高。企业往往一直停滞于现有技术和能力的改进环节上，而没有核心的创新能力，无法进行创新突破。

第二，技术消化不良，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比例长期倒挂。大多数企业引进技术后，缺乏对技术的进一步消化吸收，导致技术只能在低水平范围内发挥作用，重复引进率高。据统计，我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费用比例不协调。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的分配来看，2008年我国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的开支大约为4∶1，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则一直保持在1∶5~8（李俊江，2011）。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2013）》统计数据，我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经费分配方面，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显著，这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虽然技术引进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的支出比例从2007年的最低值1∶0.12大幅增加到2011年的最高值1∶0.45，支出比有了较大改观，但同发达国家，如日韩等国1∶3左右、部分重点领域甚至高达1∶7相比差距依然悬殊。企业尽管希望通过学习和模仿提高创新能力，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培养出独立探索和创新的能力，无法实现突破性创新。在当今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技术创新作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的内在推动力，引起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关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三，企业再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策略和路径过于单一。目前，企业更重视以降低能耗和成本为目的的工艺创新，而对技术研究与相关新产品的开发关注度不够。从两个角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其一，由于过去我国市场需求量大机会丰富，企业仅靠“抓机会、增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便可满足成长需要；由于缺乏市场压力，企业更重视根据现有市场机会应用和改进现有技术和能力，即基于“小改小革”的渐进创新，以提高生产率或产品升级，而对应对未来竞争所需要的突破创新和探索关注较少，对潜在的市场威胁和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关注不够。从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山寨手机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应用性学习和模仿、渐进创新方面能力较强，但企业往往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发展，从而造成企业核心创新能力不足。其二，大中型国有企业受公司领导任期、产值和利税要求等制约，大多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缺乏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内在动力。尤其是一些引进先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工作，研发难度大、周期长和持续投入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积极性。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企业经过消化吸收后再创新的产品受到“仿制品”的冲击，进一步打击了企业开展消化吸收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在我国，“大钱搞引进、小钱搞改革、没钱搞消化”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比例较低，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部投资与贸易环境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心不足，以模仿创新进行产业追赶的增长方式基本上已走到终点，需要通过创新来实现飞跃，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2015）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探底阶段、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渡阶段、国际比较优势从劳动向资本和技术转变的重要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要跨越这一阶段，必须通过有效的创新（Phelps，2015），如智利、韩国、新加坡等。而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明确区分多种类型的创新模式，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概念创新、网络创新等多种创新概念认识欠缺，更缺乏对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知识。这就对中国企业现有的创新战略和创新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企业既要关注现有技术、产品的改进提升，又需要开发全新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等，即实现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的平衡，优化创新结构。我们有必要对创新管理进行研究，探讨如何能够有效地促进不同类型的创新方式协调发展。

事实启示我们：简单、单一的创新模式无法满足环境变化，也无法使企业“基业长青”，企业需要慎重考虑创新战略的持续性。无论对国外企业还是中国本土企业，都有必要培养足够的战略适应性，使不同创新行为之间保持协调匹配，实现双元性战略（Ambidexterity Strategy）（March，1991）。作为拥有30多万名员工、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IBM）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洗礼。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短短二十年时间，IBM从成功到失败再到成功，不断超越自我，从一个信息技术公司成功转型为综合业务解决方案提供公司，为创新、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绝佳的企业实例。与其他巨型跨国技术公司不同，如施乐、飞利浦、索尼，IBM通过动态能力成功地将自己的智力资本等资源转化成为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绩效的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不同创新行为能够互相支持、形成良性循环，使企业受益于自身的创新（Harreld等，2007）。再如，柯达作为数码照相技术的推动者，却失败于没有能够及时将这种新技术市场化，坐拥技术却失去了江山，败给了后起之秀柯尼卡美能达（Deutsch，2005）。那么，企业如何才能够应对现有挑战，平衡各种创新之间截然不同的需求，实现创新的双元性呢？企业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采取何种组织结构以实现上述目标呢？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借鉴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突破“模仿—落后—再模仿—再落后”的创新怪圈，构建起独特的竞争优势并在国际竞争中独树一帜呢？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管理实践问题，对企业创新管理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创新还是依靠模仿开展渐进创新，而缺乏突破创新，突变创新和逐渐创新没有能够协调发展。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如2000年以来我国非熟练劳动力供给逐渐不足，伴随着老龄化、用工荒等现象的出现，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开始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突变、人民币汇率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企业要想维持生存并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不能够仅仅依靠改进现有产品与技术，还需要开展突破创新。这对我国企业现有创新战略及其模式提出挑战，既要突变创新与渐进创新，又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构建并优化新的企业创新结构。

1.1.4　组织柔性在我国企业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为企业创新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企业创新及其效果带来了极大的风险（Atuahene-Gima，2005；Li等，2010）。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和技术更新淘汰的速度加快，导致创新的方向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另一方面，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使得企业赖以创新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必须提高创新速度，否则创新的成果就可能很快与市场需求脱节，极大地加大创新的风险。很多企业的创新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甚至有的创新收益根本无法弥补创新成本，反而加重了企业运营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一些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往往出现“创新与亏损并存”的生存特征，遭遇“不创新等死，创新早死”的决策困惑（赵历男，2006）。通过总结归纳，许多企业发现，创新风险的加大主要是由于企业无法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无法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自己难以及时把握市场的变动趋势和预测创新需求，不能有效调整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支撑成功的创新。

一项针对中国300多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资源、能力与环境要求不匹配已经成为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并导致创新的风险大幅增加（何倩，2007）。企业普遍感觉有效管理现有资源和能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并降低创新风险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因此，传统的创新管理模式无法满足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创新需求，客观上要求企业具有相应的动态化管理能力，也就是说，我国企业需要一套应对创新风险的柔性管理模式。企业需要打破传统界限，寻求多种竞争优势，有效组织和更替现有资源和能力，增强对变化的反应能力和灵活性。从本质上讲，企业柔性是针对动态环境提出的命题，其意义在于灵活性、可调整性和企业优势构建，对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和应对创新风险很有价值。柔性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基于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采用非强制方式，把组织意志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组织柔性增强了企业知识系统的弹性和生产作业的柔性，消除了部门间严格的分工界限，实现职能的重新组合，员工获取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履行职责的权利。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为创新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人文气氛和管理体制环境。Hatch和Zweig（1995）在对50家成长型企业调查研究后指出，构建柔性是企业适应环境不确定性，保持企业快速灵活的产品创新、保障企业高速增长的最终驱动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如HP、Boeing、Motorola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普遍将动态管理（Change Management，又称变化管理）的思想引入企业的管理实践中，积极构建组织柔性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以正确迅速的反应，来降低创新中面临的风险（赵历男，2006）。

从实践中可以看到，企业可以通过增强企业资源储备，积累有价值的、更加灵活的战略性资源来增强组织柔性，从而抵御环境不确定对创新的冲击。例如，一些大型企业如IBM、Phillips等采取“基于资源的战略”。然而，研究表明单纯依赖资源积累还不足以使企业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魏泽龙，2010）。企业还需要通过改变组织内部结构、强化沟通等手段增强企业协调运作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快地对环境变化产生反应、调整创新行为。在实践中许多企业仍对组织柔性如何支撑创新以获取更高的企业绩效感到困惑。在创新周期越来越短的时代，基于资源的组织柔性和基于协调的组织柔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究竟构建哪一种柔性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或者双元创新的影响如何？组织柔性和创新之间如何协调匹配才能够更好地抵御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风险，获取更好的企业绩效？企业迫切需要了解如何依赖组织柔性的构建增强其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以降低创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