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企业国际化

2.2.1 企业国际化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企业国际化问题已经成为涉及一个企业发展的全球布局的企业战略问题，近30年来受到企业研究领域与企业实践领域的高度关注。现阶段的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企业国际化动因（驱动企业国际化的因素）、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以及企业国际化绩效（企业国际化的结果）。为了解答企业国际化的三个问题，学者从驱动因素、路径选择、战略模式、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等众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分析具体企业时，学者们发现一个企业自身的企业因素、产业因素、制度因素与国际化动因和绩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本研究结合迈克尔等学者（Michael et al., 2006）的国际化动因、绩效和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着眼于创新对于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过程，探讨企业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一个企业的国际化动因和绩效的影响。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2—1所示。

具体而言，本章通过企业战略分析的“三大视角”（Peng et al.,2008）来分析创新对于国际化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对企业因素的分析基于资源视角，对环境因素的分析基于产业视角和制度视角。

第一，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resource-based view）。该视角最先由沃纳菲尔特提出。他认为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变成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间是不可流动且难以复制的；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简而言之，资源基础论的基本思想是把企业看做资源的集合体，将研究目标集中在资源的特性和战略要素市场上，并以此来解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和企业间的差异（Wernerfelt,1984）。在该理论视角提出之后，沃尔夫首先从资源基础论的视角来考察跨国企业，他发现企业的出口、对外投资和国内多元化等行为都是利用企业未充分使用的资源的成长选择（Wolf,1977）。企业只有在国内获得充分成长的基础上才会选择国际化战略。而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凯夫斯研究的佐证。凯夫斯研究发现，企业倾向于先在国内扩张，然后再国际化。这是由于在国外运作将带来进入海外新市场的高额固定成本，如信息搜寻成本等。所以只有在国内市场饱和、继续扩张的报酬率将要下降时，企业最终才会考虑海外扩张（Caves,1996）。

第二，产业基础视角（industry-based view）。采用该研究视角的学者以波特为代表。他认为产业因素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并提出了“钻石模型”，即一国国内的要素供给情况、国内的需求情况、相关的支持产业和本行业企业的竞争情况这四个条件影响企业海外扩张的倾向（Porter,1980）。产业基础视角注重从外部因素产生的机会与威胁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企业的国际化决策与其所在的特定行业的竞争程度有很大关系。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竞争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进入退出壁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所处的优劣势地位。国内要素供给紧张、需求饱和、上下游产业对企业的支持不够或者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等竞争优势的缺失都有可能驱使企业向海外扩展业务。

第三，制度基础视角（institution-based view）。该研究视角是将企业制度作为基础来研究探讨企业战略的发展。制度基础视角理论认为，战略选择不仅由传统战略研究所强调的产业条件和企业拥有的特殊资源驱动，而且受决策者在特殊的制度框架下面临的正式、非正式的制约因素的影响。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是由支配个人和企业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制度使企业行为决策面临三方面的压力：一是强制性压力，它源于组织所处环境的正式制度，即法律、规章和规则的压力；二是模仿性压力，它源于组织所处的行业环境及其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和社会所赋予的期望；三是规范性压力，它源于社会的认知和文化，是道德宣传和舆论压力的结果。企业的投资决策是制度和组织互动的结果（Peng et al.,2008），制度不仅仅是背景条件，它是企业如何规划和实施其战略选择以及创造竞争优势的内生变量之一（Ingram et al.,2002）。

2.2.2 创新与企业国际化动因

不同的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可能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驱使。这些因素可以称为“国际化动因”，而企业参与国际化的决定则可以称为“国际化意愿”。本章将研究创新作为国际化动因的条件，即作为企业国际化意愿重要驱动因素的条件。

一、创新的直接效应

21世纪以来，以研究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企业层面的贸易与投资为对象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认为，企业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生产率水平。米利茨（Melitz,2003）提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埃尔普曼等学者（Helpman et al., 2004）拓展了米利茨模型，考虑了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是以出口还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由企业根据其生产率预先决定。而无论是米利茨还是埃尔普曼等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企业生产率差异使得企业可以进行自我选择。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成为跨国公司，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主要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

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研发所产生的新工艺的采用、新生产设备的推广、新生产流程的引入、新产品的开发与试验、新管理体制的容纳以及新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这些提升途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企业创新（Schumpeter,1942）。换言之，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企业的创新。由此可见，当企业鼓励创新、拥有更多创新产品或制度时，企业的生产率就会提高，进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企业的创新会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意愿，对国际化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更好地验证这种直接效应，本次企业调查从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模式和创新产出三个方面对创新给企业国际化动因带来的直接影响进行了考察。

1．创新投入

本次调查中，对于创新投入的测量有两个指标：公司研发投入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下文简称“R&D投入占比”）、研发人员占总员工数比重（下文简称“R&D人员占比”）。在此次调查中，所有企业的R&D投入占比平均为13.74%；所有企业的R&D人员占比为7.04%。国际化企业与非国际化企业的数据对比如图2—2所示。可见，国际化企业平均的创新投入比非国际化企业高。

2．创新模式

对于企业的创新模式，本次调查重点关注了创新（思想、方案）的来源。一般而言，企业创新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的；一种是外部的。其中，创新的内部来源为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专业技能员工、一般员工；创新的外部来源一般有终端顾客、供应商、分销商、行业协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媒体（网络、报纸杂志、电视等）。

本次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在企业创新的外部来源中，国际化企业与非国际化企业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但是在创新的内部来源中，国际化企业与非国际化企业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具体如表2—2所示。

由表2—2可以看出，大多数企业的内部创新来源主要是高层管理者；国际化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专业技能员工的创新思想贡献均比非国际化企业高，但一般员工的贡献较低。一般而言，企业国际化战略和创新行为决策通常由企业高级领导层做出。国际化企业的创新决策涉及企业的资源配置和战略实施，因此创新行为决策更多的是由企业高级领导层掌控的，专业技能员工和一般员工只是战略的执行者。所以非国际化企业过多的底层创新并不利于长期发展。

3．创新产出

本次调查中，关于创新产出的测量包括：全新产品（或服务）、改进的产品（或服务）、新工艺与新技术、与管理改进相关的新措施的数量。由图2—3可以看出，国际化企业各类型的创新产出都比非国际化企业高，其中，与管理改进相关的新措施最为明显。

二、创新的间接效应

基于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存在于具体的产业环境之中，受到整个产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企业创新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程度还受到企业资源、产业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的干扰。

首先，资源基础视角认为，企业内部的物质、信息、资金和知识对于企业在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企业获取与利用资源的能力决定其创造价值的能力，如果企业能够有效地获取与利用资源，则其创新能力也较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资源利用过程能提高企业开发创新性价值的能力。然而，资源并不是直接对企业技术创新施加影响，而是通过转化为企业特有的竞争优势驱动创新性价值的创造。例如，企业规模影响获取资源的能力和市场势力；组织结构的优化程度和管理系统的效率是影响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人员的开发能力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吸收后二次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

其次，产业基础视角主要考察包括市场结构、行业技术水平、产业类型在内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著名假说是市场力量激励创新（或称“熊彼特效应”）：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即时模仿将削减企业的创新回报，从而弱化创新激励；只有那些能够拥有至少暂时垄断力量、能够阻止创新被模仿的企业才有激励创新（Schumpeter,1942）。与之相对，还存在另一种“逃避竞争”效应，即竞争强度增加创新，因为企业创新是为了逃避与对手的竞争，通过创新成为行业领导者将会带来更高的利润。针对这两种效应，阿吉翁等学者（Aghion et al.,2005）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市场力量与企业创新程度呈倒U形关系，即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利于创新，适度的市场集中才可以实现最大化的创新。另外，科恩等学者（Cohen et al.,1987）的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差异中约有50%是由行业技术差异造成的。

最后，根据制度基础视角的观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对企业创新有影响。就正式制度而言，它对创新的支持能够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与投入，是创新成功的保障，而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补贴也能够有效促使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投资来促进创新。此外，正式制度支持还可以帮助企业通过获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而实现创新，如被政府认定的高科技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贷款等。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支持为企业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资源和环境，提高原始性创新的成功率，如成立科技孵化器、促进高校以及研究所等机构与企业结成产学研联盟等。就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和企业管理者与各级政府部门，如行政机构、法律机构、金融机构、审计机构、技术和知识转移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的联系）而言，它的支持作用包括降低企业行政成本、帮助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在政府管理人员制定与企业创新相关政策时产生积极影响、获得外部融资机会、识别政府发展规划中潜在的商业机会，以及获得行业准入的许可等，这些都将推动企业的创新。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资源基础、产业基础以及制度基础这三个视角来分析企业创新对国际化动因的间接影响。

1．资源视角

本部分的研究着重从组织特征（是否上市、是否为家族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年龄、发展阶段等）和高管特征（总经理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进行探讨。

（1）组织特征。企业的组织特征与国际化意愿得分的情况如图2—4所示。

从图2—4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国际化意愿的平均得分高于非上市公司，公司上市意味着较大的企业规模和较强的盈利能力，且拥有更多资金、融资渠道等支持，因此，上市公司的国际化意愿更强。

一般认为，家族企业的企业战略更为保守，因此承担海外市场风险的意愿相对较弱。然而，在图2—4中，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意愿比非家族企业更强，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家族企业更有意愿和实力对家族企业继承人进行培养，包括海外留学及职业培训等，这使家族企业管理者的国际化视野层次较高。因此，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意愿更强。当然，也可能是样本数据的偏误，或其他因素影响了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意愿，这将在本章稍后部分进行探讨。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一年以上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它的国际化意愿更高，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

结合我国民营企业生命发展周期的企业规模（员工数量、营业额、有形资产）、企业发展后劲（资金状况、产品市场前景、管理实力）和企业无形资产（品牌、商誉、技术专利）的实际情况，可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发展期、维持期、衰退期。围绕创新意愿和国际化意愿的主题，本研究就调查企业做统计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访企业中只有2家企业处于衰退期，因此样本的数据结果出现与理论值的偏差。图2—5和图2—6分别展示了企业创新意愿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路径和企业国际化意愿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路径。

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产数量不多；产品结构单一，但市场前景较好；管理方面由于人数不多，企业家高度集权；经营回报率较高，但风险也较大，一旦决策失误，企业很容易夭折。一方面，生产能力的提升、技术优势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因此初创企业的创新意愿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经营不确定性高、风险较大，大多数初创企业的国际化意愿非常低。

处于发展期的民营企业由于初创期的积累而开始高速发展，企业规模扩张加快，资金积累充足，但一些初创期不完善的组织结构也有待优化。此时，由于企业全面扩张的需要，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国际化意愿都比初创期有所提升。创新能够为企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国际化则为企业开拓了市场和渠道。

维持期也称成熟期。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开始稳定发展，企业规模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企业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很高。此时，市场上竞争加剧，企业获利能力开始下降。另外，该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此时通常也到了相应的稳定期，经营稍有不慎，企业就会出现衰退。大多数维持期企业已由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取代传统模式，这使得决策的制定更加科学。一方面，由于发展稳定且已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因此企业失去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创新的意愿在发展期基础上得以维持；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已经发展稳定，行业周期也进入稳定期，企业为了寻求新的增长模式来避免衰退会将目标转入海外市场（出口或者海外投资），因此国际化意愿在发展期的基础上稳中有升。

处于衰退期的企业表现为企业效益逐渐滑坡，财务危机重重，内部管理开始混乱。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企业的老化，包括硬件的老化（如设备老化等）和软件的老化（组织系统老化、思维观念老化、决策模式老化、技术老化等），这致使企业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日趋低下。企业往往不能适应行业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科技进步的变化，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方面，企业面临财务和管理危机，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因此创新意愿开始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已经逐步失去竞争优势，且承担海外风险的能力减弱，因此国际化意愿逐步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的创新意愿在发展期就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国际化意愿在维持期才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的出口和FDI决策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而创新是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的推动因素。企业的创新行为会提前于国际化决策。

（2）高管特征。企业高管特征与国际化意愿得分的情况如图2—7所示。

图2—7显示，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高管所管理的企业国际化意愿更高。这与高管本身的海外经历、对海外环境的熟悉程度有关。有海外经历的高管通常更具国际化意识和全球性视野，更倾向于制定或支持国际化战略。当然，在描述统计中，高管的海外留学经历与工作经历重叠性比较高，因此数值较为接近，尚不能对这两类人群进行区分。

决策者年龄较大的，国际化意愿较高。人们通常认为，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年轻的管理者获取国际化相关信息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在国际化进程中也能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中不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因而能更准确地把握国际化市场的需求，其决策也能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中产生积极的效应。然而，在本次研究中，结果却有所不同，这与我国企业高管上任年龄普遍较大有关。另外，年龄较大的高管，其基层与领导工作经验更丰富，对于国际化决策的把握更高，更愿意实施国际化战略。同时，这与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传统有关，等级制度、辈分在提拔中往往更被看重。因此，我国企业在聘用高管时，在顾及等级的情况下，也应该注重能力、资质等其他方面的特质。

男性高管的国际化意愿比女性更高。通常认为，男性比女性的风险承担能力和挑战意识更强。选择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因此，男性高管的国际化意愿更高。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管的国际化意愿比本科以下学历的高管更低。通常认为，学历越高，对海外市场的风险和机会的认识越深入，这有利于管理者的企业国际化决策。然而，学历较高的高管在做国际化决策时，会经过全面的评估以及深入的了解；学历较低的高管所做的利益导向型的国际化决策有可能更直接、冲动。这会导致在一定时点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管的国际化意愿较低。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研中的样本企业国有企业较少，而国有企业的高管聘任中学历是一项重要的考量标准；私营、家族企业占大多数，而这些企业的高管聘任中学历并没有重要影响；我国东部的私营企业主要依赖于出口贸易。这样的样本选取也会导致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管的国际化意愿较低的结果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仅为从本次研究的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其与实际不相符有可能与调查样本有关。尽管如此，仍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

2．产业视角

基于产业的视角，国内市场的需求和行业竞争强度都是促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调查了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主要关注国内市场）、行业竞争强度。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与创新意愿和国际化意愿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2—8和图2—9所示。

从图2—8和图2—9可以看出，当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程度较低（供不应求）时，企业的国际化意愿较低，而创新意愿较高，这是因为企业必须不断提升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垄断地位，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导致国际化的动力不足。当国内市场相对饱和时，企业的创新意愿稳中有降，企业的国际化意愿上升，这是因为企业已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的饱和状态而开始寻找新的增长机会，因此开拓海外市场，而维持国内市场和开拓海外市场都需要有创新作为技术优势的支持。理论上，当行业内的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时，企业更愿意通过参与国际化来开拓市场，消化产能。但实际上，由于过剩的产能会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逐渐产生市场和财务危机，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下降，国际化意愿和创新意愿都会下降。

行业竞争强度与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国际化意愿的关系如图2—10和图2—11所示。

从图2—10和图2—11中，我们可以看出行业竞争强度与企业创新以及国际化意愿的关系。

首先，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会更加注重品牌作用、技术创新等无形资产的开发，其特定的竞争优势得以增强，同时为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打下基础。有学者认为，竞争强度增加会促进创新，因为企业创新是为了逃避与对手的竞争，而成为领导者将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是“逃避竞争”效应。因此，随着竞争强度的增加，企业的创新意愿增强。

其次，在相对自由的市场条件下，行业竞争激烈，企业往往不得不缩减利润空间来换取稳定的市场份额，其结果是利润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通过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的海外扩张。理论上，随着行业竞争强度的增加，企业的国际化意愿随之增强。

然而，图2—10和图2—11展示的结果是波动的，这可能与样本的选择有关，但总的发展趋势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3．制度视角

这里主要从与政府的关系来研究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和国际化意愿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好坏（由企业高管对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评分）和企业的政治关联（企业高管是否由政府任命）。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与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国际化意愿的关系分别如图2—12和图2—13所示。

从图2—12和图2—13可以看出，企业创新的意愿随企业与政府关系逐渐变好先下降后上升（正U形），但降低的幅度并不大。理论上，在与政府关系不好即缺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随着与政府的关系逐渐转好，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在融资、投资等方面的优势来获得市场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替代机制”的作用，企业的创新意愿逐渐减弱。而实际上，当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好时，通常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来进行创新，如通过促进产学研合作、拨发研究经费等途径；同时，创新也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政府当然会支持与其关系紧密的企业来实现其发展目标，故此类企业的创新意愿非常强。因此，在我国发展国家创新战略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其与政府关系的好坏程度呈正U形关系，这与我国的实践发展一致。但实际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意愿都处于较高水平，这说明企业的创新意愿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会在稍后部分进行探讨。

同时，从图2—13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企业的国际化意愿随企业与政府关系逐渐变好先上升后下降（倒U型），且变动幅度较大。一般而言，企业的国际化需要政府和政策的引导与支持。在与政府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企业的国际化比较困难，因此国际化意愿相对较低；而随着与政府关系的逐渐转好，企业可以获得前述各方面的支持并取得相对优势，进行国际化的障碍和阻力减少，国际化意愿增加。理论上，当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好时，企业的国际化意愿应该更加强烈。然而现实中，这样的企业通常会得到政府的“额外”支持，如政府采购、地方市场保护指定企业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不需要进行国际化也可以获得很好的企业绩效表现，故国际化意愿反而下降。因此，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国际化战略实践中，企业的国际化意愿与其同政府关系的好坏程度呈倒U形关系，这也与我国的实践发展一致。

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企业国际化意愿的关系如表2—3所示。

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政府直接任命高管等方式所形成的政治关联，将有利于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控制，从而有助于其实现一些政治目标。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政治关联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提高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增强企业经营的合法性；第三，降低与政府交往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第四，履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由表2—3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国际化意愿都比无政治关联的要高。目前，我国的企业政治关联还有另外几种形式：被不同层级的政府监管（但不控股）；企业高管由人大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兼任；企业高管直接由政府任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密切程度，同时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和国际化战略。

三、创新与企业国际化动因实证分析

为了达到更科学的研究目的，除上面进行的基础分析之外，我们还运用实证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此次受访企业中的创新与国际化动因问题。具体的分析步骤及结果如下。

1．分析中所使用的变量介绍

表2—4提供了此次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各个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2．实证分析结果

创新投入与国际化动因的关系通过二项分布Probit概率模型来估计，实证结果如表2—5所示。

3．结果分析

受限于样本规模及偏差，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前述理论分析的结论。但从实证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管理实践启示。下面将对本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探讨。

（1）资源因素的调节作用。企业所有权属性、是否上市、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这些组织特征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组织特征对创新投入和国际化意愿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高管的年龄对创新投入对国际化意愿的影响有正向调节的作用，这表明年龄较大的高管更愿意分配企业资源来提高创新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意愿。高管的受教育程度有负向调节的作用，这表明学历较高的高管更倾向于减少创新投入来降低国际化意愿。当然，这与前文所提到的样本选择偏误有关。另外，高管的性别对企业国际化意愿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2）行业因素的调节作用。国内市场的行业产能过剩程度有负向调节作用，这表明产能过剩程度的增加通过影响企业减少创新投入来降低企业的国际化意愿。行业竞争强度有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业竞争强度的增加通过影响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意愿。行业因素变量实证结果显著说明，创新投入对企业国际化意愿的影响条件依赖于行业因素。

（3）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企业与政府关系有正向调节的作用，这表明企业与政府关系好，则能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国际化意愿。制度因素变量实证结果显著说明，创新投入对企业国际化意愿的影响条件依赖于制度因素。

2.2.3 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绩效

一、创新对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效应

内生的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在解释贸易流动和出口中有重要作用，它强调某一行业发展新产品和提升技术竞争力过程中创新的重要性，一个行业的技术特点是对该行业出口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Grossman & Helpman,1995）。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形成两方面的竞争优势：一是降低成本；二是产品创新，包括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满足顾客需求的差异产品。

当不考虑产品差异化时，相对价格水平是影响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出口绩效的直接因素。因此，企业希望通过降低成本来提升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改善出口绩效。但产品价格水平又主要取决于要素价格、生产率、规模经济以及本币汇率水平，所以企业可通过生产流程与制造工艺方面的方法创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获取价格竞争力。然而，非价格因素在出口贸易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格林哈希等学者（Greenhalgh et al.,1994）指出，只有当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βx+βm）大于1，即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时，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才能有效改善出口绩效。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差异化产品的创造与发展逐渐成为企业获取国际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途径。

产业组织学派假设跨国公司能够进行FDI是因为拥有特定的垄断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创新的技术、专利、商标、金融资本、管理能力或排他性的分销渠道上（Kindleberger,1969）。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

综上分析，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对企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创新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机理如图2—14所示。

为了直观展示创新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直接影响，我们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进行说明。但对于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存在多种测度方法。本章参照国内外研究者（Cavusgil et a1.,1994; Jantunen et a1.,2005）利用国外销售总额在总销售收入中的比重（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 FSTS）以及境外投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 FATA）（Ramaswamy, 1992）作为企业国际化绩效的衡量标准。国际化绩效与二者的关系如图2—15所示。

由图2—15可以看出，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境外销售额占比远高于不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这印证了前文创新与国际化绩效的理论预测。而境外投资额占比的区别并不明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其一，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生产率的提升还不足以推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这与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相符；其二，进行海外投资还需考虑产业、制度等各种因素。

二、创新对国际化绩效的间接效应

资源基础观强调技术资源作为企业资源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的无形资源当中，技术资源尤其重要。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期间，利用其无形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在东道国快速建立市场基础，如企业的商誉、品牌等。创新行为通过整合资源优势对企业国际表现产生重要影响。

产业的国际化驱动因素是产业因素中对企业国际化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唐纳德（Donald,2003）通过对行业竞争潜力和压力的分析，建立了产业国际化潜力模型。国际化潜力即国际化战略有效实施的可能性，可以依靠四个驱动因素——市场相似性、规模效应、比较优势和规章制度的整合。其中，市场相似性包括消费者偏好、消费者需求、销售渠道以及营销转换等；规模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新产品开发成本等；比较优势包括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地区）的比较优势；规章制度包括有利的贸易政策、兼容的技术标准、跨国投资规定等。他还认为，应在国家和行业层面研究企业竞争的地域范围，竞争范围越大，竞争压力也越大，国际化潜力越大。

制度基础视角认为，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策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外部环境成为企业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投资母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金融市场、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等对外向FDI绩效有显著影响。例如，如果母国政府没能跟上经济发展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一些企业会寻求出走；由于升值货币购买力的增加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海外投资一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国家，这些就是“制度”的“推出”效用。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仍占重要地位。与政府关系紧密可以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收益：产权保护、信贷便利、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研发支持、危机援助、政府采购、突破管制壁垒。这可以成为政府作用的“互补机制”（另见“资源效应”，江雅雯等，2011）。然而，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的过程也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为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过多地参与政治将花费企业家大量的时间，耗费企业大量的资金，使得企业用于包括研发在内的生产活动的资源减少。这可以称为政府作用的“替代机制”（另见“挤出效应”，江雅雯等，2011）。互补机制和替代机制共同影响了企业的国际化绩效。

接下来我们从三个视角来说明创新对国际化绩效的间接效应。

1．资源视角

结合问卷，本部分的研究着重从组织特征（是否上市、是否为家族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年龄、发展阶段等）以及高管特征（总经理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进行探讨。

（1）组织特征。表2—6表明上市公司的出口绩效比非上市公司的出口绩效差。对于国内的上市公司，由于受到上市条件对于盈利和市场的约束，以及股东（主要是国内股东）对于公司经营情况的监督，必须均衡国内外市场的业务规划和发展。因此，上市公司的出口绩效较低。对于非上市公司，业务范围的选择更具有自主性，甚至会有完全以出口业务为主的企业。因此，非上市公司的出口绩效更高。

与国际化意愿不同的是，家族企业的出口绩效比非家族企业的出口绩效低。一般来说，家族企业的组织管理较不规范，家族继承制也影响了企业人才才能的发挥。虽然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意愿更高，但是上述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们的出口绩效。

高新技术企业的出口绩效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出口绩效基本持平。长久以来，我国的出口以“三高一低”产品为主，产品的同质化导致大多数企业的出口绩效得不到提升。虽然技术创新是推动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在国际上仍不够突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仍不能依靠技术创新来获得更高的出口绩效。

企业组织特征与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如表2—7所示。

由表2—7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的差别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处于较低水平，还没能形成竞争优势，治理结构、开发高新技术仍不能推动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提升。

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与出口绩效和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分别如图2—16和图2—17所示。

理论上，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出口及海外投资）从初创期开始持续增长至维持期，之后的衰退期下降。图2—16和图2—17表明，维持期之前的出口和海外投资绩效与理论基本相符。但由于样本中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只有两家，因此出口绩效的样本值与理论值出现了偏离。

（2）高管特征。高管特征与出口绩效和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如表2—8和表2—9所示。

表2—8表明，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所在的企业能够实现的出口绩效更高。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管所在的企业能够实现的出口绩效更低。海外留学经历以及年龄的差异未在出口绩效上形成差异，这说明留学经历和经验在实现出口绩效上的影响不大。尽管男性高管的国际化意愿更强，但男性高管所在企业的出口绩效却不如女性高管所在企业。

表2—9表明，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高管所在的企业所实现的海外投资绩效高于没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这说明，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高管的海外经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与出口不同的是，海外投资更需要对海外市场风险和机会的把控，更需要与当地的企业、市场、政府打交道，因此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实现海外投资绩效上更占优势。而年龄、性别和学历在海外投资绩效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2．产业视角

企业产能过剩程度与国际化绩效的关系如图2—18所示。

图2—18表明，与国际化意愿相似，企业的国际化绩效与产能过剩程度呈倒U形关系，即随产能过剩程度的增加，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先上升后下降。当产能过剩程度较低时，企业的市场选择是优先满足国内市场，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承担海外市场的风险，同时有利可图。当产能过剩程度逐渐增强时，企业为了摆脱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的局面而开拓海外市场，或出口商品或在海外投资建厂，因而国际化绩效提升。当产能过剩程度很严重时，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会蒙受损失，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也会受到损害，从而会影响企业出口和海外投资的能力。

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强度与出口绩效及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如图2—19和图2—20所示。

图2—19和图2—20表明，随着行业竞争强度的增加，国际化绩效上升，其发展趋势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当国内市场行业竞争强度增加时，一方面国内的市场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因此出口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即出口绩效）上升。此时，企业为了开拓新的市场、新的资源以及新的生产方式，通常会选择海外投资，当行业竞争强度增加时，海外投资绩效也在逐渐提升。

3．制度视角

政府关系与出口绩效及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如图2—21和图2—22所示。

理论上，由于政府作用的“互补机制”，当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逐渐变好时，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应逐渐提升。然而，图2—21和图2—22表明，在企业与政府关系好到一定程度后，国际化绩效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可以认为，当企业与政府关系很好时，一方面是政府作用的“互补机制”，政府通常会给企业提供特殊的待遇，如地方市场保护、税费减免、政府采购等，因此企业的国内市场销售额很高且没有动力推动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用的“替代机制”，企业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与政府的关系，从而影响其开拓海外市场业务，因此出口绩效会下降。此时，国内市场使得企业有利可图，开辟新的市场和生产的意愿下降，从而海外投资的绩效下降。

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绩效的关系如表2—10所示。

表2—10表明，有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出口绩效的差别并不大，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要明显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同时，我们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绩效上的表现更好，这与学者得出的有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有正向影响的研究结论相符。政府作用的“互补机制”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与出口不同，海外投资涉及的资源、资金、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更多，而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扫除“障碍”。因此，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更高。

三、创新与国际化绩效实证分析

同2.2.2节一样，为了达到更科学的研究目的，我们依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创新与国际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1．实证结果

创新投入与出口绩效以及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通过截取Tobit概率模型来估计，计量结果如表2—11和表2—12所示。

2．结果分析

（1）资源因素对国际化绩效的调节作用。家族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性质对创新投入与出口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家族企业是因为需要通过加大创新投入来提升出口绩效从而弥补其组织结构其他方面的缺陷所带来的影响；上市公司是拥有更雄厚的实力来提高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产业是注重研发的投入来提升出口绩效。企业所有权属性的系数仍然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因为本次研究中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

高管性别、高管受教育程度、高管年龄对出口绩效都有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正如前文的分析，虽然男性高管更愿意国际化，但是在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出口绩效上的表现却不如女性高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管在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出口绩效方面的表现较差，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如前文所述与样本选择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历更高的高管更注重企业其他方面的因素而忽视了创新投入。高管的年龄即高管的经验对出口绩效的调节作用是负向的，这说明尽管有经验的高管更倾向于国际化，但是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出口绩效的意识和行为都不如年龄小的高管。

在组织特征的因素中，只有家族企业对海外投资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是显著的。这说明家族企业通过加大创新投入来提升海外投资绩效。其他的组织特征因素不显著，组织特征对于创新投入与海外投资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太显著。

高管性别对海外投资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男性高管在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海外投资绩效上的表现不如女性高管。高管年龄有正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年龄和经验在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海外投资绩效上的作用较显著。而高管的学历对创新投入与海外投资绩效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2）产业因素对国际化绩效的调节作用。无论是出口绩效还是海外投资绩效，行业因素的调节作用都不明显。这说明产业因素对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3）制度因素对国际化绩效的调节作用。与政府关系的好坏对出口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制度因素对于创新投入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可以说明，政府在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来提升出口绩效方面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导致我国出口产品攫取国际市场份额主要靠低价优势而非技术创新驱动的质量优势。

与政府关系的好坏对海外投资绩效的调节作用是正向的。这说明创新投入影响海外投资绩效的条件依赖于制度因素。与其他学者（Chengqi et al.,2012）的研究结果类似，在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而且通过调节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来影响企业的海外投资结果。同理，在本研究中，制度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海外投资绩效，而且通过创新投入来正向调节海外投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