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 “这个社会，我不想要了”

深圳毗邻香港。先看看这样一组数据：2010年，深圳面积20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35万人；香港面积109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09.76万人；香港政府盈余713亿港元，深圳政府赤字159亿元；香港GDP为17847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税收占GDP比例不足12%；深圳GDP为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税收占GDP比例约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港元，医疗预算399亿港元，共占税收45%；而广州、深圳两地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约占税收3%。因此有深圳网民“吐槽”：“你在香港，我在深圳；你每月工资两万多港币，我每月两千多人民币，而你的物价比我们的还便宜；你拿着香港护照，去140个国家免签证，我拿着中国护照，连香港也进不去……”

再问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生得逢时，生命繁盛期内正赶上自己的国家经济迅猛发展，你因此变得富有，那么，你一定感到幸运、安心和满足，并深深依恋这个让你生存、发展、发达的社会吧？

可用脚投票的现实状况令人沮丧。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内地富人已累计将36万亿元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人中，27%已移民海外，另47%正在考虑移民。中国银行和胡润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亦显示，拥有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人，14%已经移民，另有46%在计划或正在办理移民手续。等到后者也完成了移民，则每5个有钱的中国人，将有3个是外籍。

以上还仅仅是“投资移民”的人士，若算上改革开放30年来高学历、高技艺的“技术移民”家庭，以及数量逐年递增、学历层次从研究生递减到大、中、小学生的留学群体及其前去陪读的母亲（据胡润《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270万人中，85%拟送孩子出国留学；亿万资产以上的6.35万人中，90%拟送子女出国留学），加上为数众多的“祼官”海外亲属们，数量不知还要高出多少倍（当然，以上群体有重叠之处）。

也就是说，国人一旦有了选择到哪里生活的财务自由或才智条件，七八成以上的人都在做出移民选择。正如家境不错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后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现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的薛涌回应声称景仰中国文化的美国医生时所说：“我愿意我和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指美国)，你希望你或你的后代生活在那里（指中国）吗？”

我们的“国”，是蓬勃发展、越来越富裕的国；我们的国人，是勤劳、聪明、有进取心的族类，但为何人们一有条件就选择“适彼乐土”到他国？《新财富》杂志有文章根据专业机构的调研和社会观察总结说，驱使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因素包括：

•法律风险。中国的法律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较薄弱，司法独立性欠缺，令人产生不安全感。

•高税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是世界上最高的个税税率之一。

•子女教育。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过于死板僵化，重考试唯分数，忽视了对学生创造力与全面素质的培养。

•医疗条件。除了看病难、看病贵，人们还对现有医疗服务的质量与可靠性缺乏信心。

•食品安全。毒奶粉、地沟油等接连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更愿意移民海外，为了吃得放心。

•环境品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使中国富人无法再忍受自己国家的环境品质。

如果说高净值人口这类“得势的一群”对中国当下社会尚有“民生多艰”之感，那么中产者和普通人呢？

2011年10月，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不满金融资本的掠夺，气势汹汹占领华尔街时，中国内地的同龄者正在互联网上争先以“屌丝”自居。有学者分析说，“屌丝”是当下中国赤贫人群的一部分，包括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者等社会中、下层。他们当中有的十载寒窗考上大学，工作后却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有的初中辍学，进城务工，领着微薄薪水，过着唯有以方便面、火腿肠果腹的生活。“屌丝现象”所反映的集体焦虑，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折射。它并不是简单的青春情绪，而是现实社会矛盾不断堆积的征兆。而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看来，今日社会利益集团成形，令大量中下层社会出身的青年挤不进上升通道，他们焦虑既没有退路又没有前途，加上物质贫穷，压缩了年轻人的视野和雄心，只有以“屌丝”自嘲。

2012年，CCTV《新闻联播》就民众是否“幸福”开展了一系列“随机访谈”。而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洁早在前几年就指出，普通人的幸福有“三层衣服”：社会公平、收入公平、个人实现的公平。当今，前面两层衣服已被彻底剥光，后面一层衣服也基本被剥光。“如果你是一位普通公民，社会不公，政府官员腐败，商人唯利是图，你会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中国百姓缺乏幸福感。”

身边琐事、街头见闻、社会万象让不少人在微信中感慨：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这个国家能不能承办奥运、世博，也不在于它的主权基金有能力买回多少美国国债，更不在于其某类国民消费了世界占比达到多少的奢侈品，而在于普通公民想吃什么不用担心有毒，上学念书不要接受愚民教育，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汽车撞……遗憾的是，我们平常必须要面对上述种种“失常”的现实。而这些现实的叠加，曾让一位中科院院士早在几年前就说出一句“盛世名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可是中国，是中国人的家啊！一般情况下，家永远是人们身体和心灵愿意栖息的地方。如果不是他国的境遇太好，或自己的处境太坏，或对前途有着太多负面预期，哪块土地上的人们，会愿意大规模地迁徙（至少是国籍上的迁徙）他国？

这是谁的责任？

还是针对普通人的“幸福三层衣”：社会公平、收入公平、个人实现的公平，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洁指出，“中国百姓普遍缺乏这 ‘三层衣’构建的幸福感，而要给回其幸福感，政府须重新给百姓穿上这三层衣服”。国内亦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指数由六要素组成，分别是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而提供全面、系统的幸福六要素的责任主体，唯有向社会公众收取税款因而须向社会提供等价的公平、安全、秩序、福利等公共产品的政府部门。公众以税收的形式向政府缴纳了购买这些幸福要素的服务，因而，政府应等价地负担起保护弱者，增强人们普遍幸福感的社会责任。

那么，作为社会财富创造主体的企业，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公民，又需要为社会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又如何？

本报告就是一份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报告中所涉及的企业，包括深圳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所讲述的故事，是产生于总营业收入过万亿、创造利润逾千亿元、实缴税收总额超过利润总和、雇请员工达到124万人的一组企业的真实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