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淞沪抗战

日僧事件引发一二八事变

就在日本人一步步侵吞东三省的时候，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却下野了。不过他下野并不是因为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而是因为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

自从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获胜之后，蒋介石便有独裁的想法，打算把党、政、军权集于一身。这需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然而当时的立法院长胡汉民拒绝进行这样的立法。蒋介石一气之下，便将胡汉民软禁了起来。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威望很高，他被软禁一事立刻在国民党内引起一场大风波。

国民党中各个派系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独裁，打出“护党救国”的旗号。胡汉民一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粤系、桂系等聚集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并邀请在野的汪精卫来担任领袖。这些人在广州成立了另外一个国民政府，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这次事件史称“宁粤分裂”。

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愤，打算出兵讨伐。然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认为现在应该团结党内的力量来抗日，所以取消了攻打广州的计划，打算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宁粤问题。广州方面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愿意谈判。他们提出，如果蒋介石能够下野，便可以取消广州国民政府。蒋介石同意下野，但要求广州方面“齐集首都，共赴国难”。随后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但是在下野问题上，他却多次改变主意，并与汪精卫秘密联络。广州方面认为蒋介石是在拖延时间，于是给出最后期限，如果蒋介石在11月20日还不下野，广州方面就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这样一来国民党就彻底分裂了。很多人都劝蒋介石暂时忍耐，以免党内分裂。迫于各方压力，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位，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代理，行政院长由陈铭枢代理。不久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这次下野只一个多月便复出了，因为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板垣征四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但国际上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为减少阻力，板垣征四郎打算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以吸引国际视线。当时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如果能在那里制造事端，肯定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板垣征四郎找到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给了他2万元活动经费，要他在上海制造一些事件。

田中隆吉也是一名侵华积极分子，他曾参加日军参谋本部的“支那班”，与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花谷正是一届。他来中国后一直从事情报特务工作，策划过很多阴谋事件，这也是板垣征四郎找他的原因。

田中隆吉拿到经费后便返回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名金碧辉，本是前清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善耆一心复辟满清，将女儿交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抚养，希望将来能借助日本的力量使满清复辟。川岛芳子从小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同时又怀有借助日本复辟满清的愿望，因此积极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了日僧事件，并由此直接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931年1月18日，日本日莲宗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带着三名日本信徒，来到生产毛巾的工厂上海三友实业社，以化缘为名，在门口敲鼓念经。三友实业社位于华界的马玉山路，紧挨着上海公共租界东区。工厂中的工人抗日热情很高，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建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因此三友实业社成为反日运动的一个基地。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选择在这里挑动事端。

这几名日本僧侣边念经边来回走动，还不时往工厂里扔石块挑衅。三友抗日义勇军的人见他们形迹可疑，便拦住他们进行盘查，盘查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川岛芳子事先雇佣了一群打手，穿着工人的衣服混入义勇军当中，趁机对几名日本僧人拳打脚踢，还用石头猛砸。结果水上秀雄被打死，另有两名日僧受伤。打手们见有人死了，立刻一哄而散。这打死人的罪名，便落到了三友抗日义勇军的头上。

很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数千名上海日侨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严厉惩办凶手。田中隆吉认为可以把事态再搞大一点，于是派遣日本浪人团体青年同志会的60多人，在1月20日凌晨，潜入三友实业社总厂，炸毁厂房，烧毁大批物资。上海工部局派出巡捕前去弹压，结果发生混战，巡捕中一人被打死，两人受伤。

上海政府还没来得及对此事作出反应，田中隆吉又于当天下午鼓动上千日本侨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派出军队保护日本侨民。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保护下，这些日本侨民还进行了游行示威，沿途很多中国店铺遭到他们的打砸，电车也遭到他们的阻拦，甚至有执勤的巡捕遭到殴打。

为了揭露日僧事件的真相，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日军陆战队要求《民国日报》就这篇报道道歉，并将涉事记者开除。《民国日报》并未照办。

此前不久《民国日报》曾因另一则新闻被日本要求查封。1月8日，日本东京樱田门外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日本天皇参加完陆军阅兵式后，返回途中经过樱田门，朝鲜人李寿昌在此处向天皇投掷手榴弹。最终手榴弹投偏，天皇没有受伤，李寿昌被捕。此事件发生后，《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为标题报道了这则新闻。日方认为这个标题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道歉，并查封《民国日报》，解散反日组织。

21日，村井苍松再次就日僧被杀事件提出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公开道歉；2、惩处凶手；3、赔偿被害者；4、取缔上海所有抗日组织。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声明，称如果上海市长不答应村井苍松的要求，日本海军就要采取军事行动。

为扩大事端，日本特务人员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然后谎称是中国人所为。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上海的局势，既要应付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又要面对国内要求抗日的愤怒情绪。行政院长孙科深感自己无力应对如此局面，便频频致电蒋介石，请他回来主持大局。国民政府内部见孙科不堪大任，也纷纷请求蒋介石复出。面对南京政府发来的一封封电报，蒋介石认为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给予了答复：“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随后蒋介石来到杭州与汪精卫会合，制定复出计划，决定由蒋介石执掌军事，汪精卫执掌政府。1月25日，行政院长孙科辞职，蒋介石随即邀请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蒋介石本人虽未正式担任职务，但是已经大权在握。

27日，村井苍松向上海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8日18时之前给出满意答复，不然日方将采取必要行动。

此时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参谋本部已经准备好在上海挑起一场战事，来吸引国际目光。他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向上海调遣了大批军舰和部队。到26日时，日军已经在上海集结了24艘军舰、40余架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别驻扎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28日又从日本本土调来2艘航母、3艘巡洋舰和4艘水雷舰。日本大军压境，一场大战已经无可避免了。

19路军通电抗日

从蒋介石复出前给国民政府的回复中可以看出来，他是不赞成与日本对抗的。国民政府也秉承他的意见，命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本人妥协。1月28日中午，吴铁城与村井苍松谈判，表示对日方的要求全部接受。村井苍松则承诺，不会对上海用兵。随后上海市政府迅速关闭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同时查封了《民国日报》。

然而日方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的目的是要挑起一场战事。到了晚上11点，村井苍松又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外交要求了，而是上升到了主权领土的范围。如果让日本人驻军，就相当于把闸北变成了日本领土。面对日方的要求，吴城铁是无论如何都不敢答应的，于是他急忙向南京政府请示。但是未等南京政府有任何反应，夜里11点30分，日军便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一二八事变正式爆发。

此时驻守上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19路军前身是粤军第1师第4团，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中原大战时期，该军为蒋介石出力颇多，被改编为第19路军，下辖第60、第61、第78三个师，共约3万人，军长是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九一八事变之后，19路军被调到南京、上海一线驻防。九一八事变时，蔡廷锴曾向蒋介石请命率19路军全体将士北上抗日，但是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一直不愿轻易和日本人开战。由于19路军抗日意愿强烈，蒋介石怕19路军与日军发生冲突，曾在1月24日派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到上海劝说蔡廷锴。张静江对蔡廷锴表示，中央不希望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旦开战，中国将损失极大，所以希望19路军能后撤到南翔一带。蔡廷锴回答说，上海是中国领土，19路军守土有责，只要日军胆敢进犯，必定予以迎头痛击。张静江见蔡廷锴如此坚持，只好作罢。

1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会上会讨论上海的局势问题，结果蒋介石在会上并没有提起上海的问题，只是讨论了惩戒外交部长陈友仁、恢复新闻检查、改组南京政府三件事，而之所以惩戒陈友仁，是因为陈友仁主张与日本绝交。

不过上海的局势还是要面对。蒋介石怕驻守上海的19路军真的与日军发生冲突，于是命军政部长何应钦派宪兵第6团前往上海，布置在日军和19路军中间，以起到缓冲作用。宪兵第6团很快赶到上海，提出要接替驻守闸北的19路军翁照垣旅的防务。蔡廷锴猜到了蒋介石派这支部队来的意图，于是以局势紧张为由，下令翁照垣拒绝交出防务。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对于日军的企图，其实19路军早有防备。1月中旬，19路军便已经从情报中判断出，日军必将入侵上海。随后各级将领开始积极部署防务，防备日军的突然袭击。1月23日，19路军营级以上军官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抗日问题。与会所有人都表示坚决保卫上海，抗击日本侵略。

军长蔡廷锴在会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滋扰，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即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戴戟也表达了自己抗敌的决心，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蒋光鼐为提高大家的士气，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24日，蔡廷锴又赶到苏州，召集19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开会。各将领也都表示要积极抗日，反对不抵抗的主张。此时19路军已经基本完成了战前动员，随时准备迎击来袭的日军。

事变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于29日凌晨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替死抵抗、尽军人天职之决心：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至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瞩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

面对日军的进攻，19路军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指示的情况之下，果断通电抗日，展现出了中国军队的民族责任感，也展现出了中国军队面对侵略时的不屈精神。

而蒋介石听到日军进攻的消息，仍不知道日军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1月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了自己当时的疑惑：“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不过蒋介石作为实际上的军事领袖，虽然还没有复职，还是要表明一下态度。既然19路军已经通电抗日，他只好也发了一份《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19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虽然蒋介石还是在野身份，不过这份通电还是对全国将士和民众的士气起了极大的提升作用。

日军临阵换将

事变爆发时，5000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分五路向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最先开战的地点是四川北路的天通庵路。驻守此地的是19路军156旅，旅长是翁照垣。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156旅官兵硬是用步枪和手榴弹挡住了日本人的兵峰。翁照垣这样鼓舞将士们：“没有枪，就用我们的刀，没有刀，就用我们的牙齿来咬敌人！”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连夜徒步赶往闸北附近的真如车站，在那里设立临时指挥部，命后方部队按之前的部署向上海前进。

日军刚开始进攻时，盐泽幸一表示，在飞机、大炮、航母的配合之下，日军将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然而他没有想到19路军的战斗意志如此顽强，面对日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击，19路军始终坚守在阵地上。

29日清晨，日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连续发动多轮猛攻。156旅派出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对付装甲车，日军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据日军描述，当时“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午10点左右，1000余日军在火力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发起进攻，打算攻占上海火车北站。北站是上海交通枢纽，如果北站丢了，那么闸北便岌岌可危。下午3点左右，日军利用火力优势占据了火车北站。但是到下午5点，156旅主力支援该区部队，又重新夺回了北站，甚至一度攻占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

一天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日本军队仍然没能突破19路军的防线，占领上海更是无从谈起。说了大话的盐泽幸一觉得非常丢脸，亲自跑到前线。他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防线能够在飞机、大炮加上航母的攻势下屹立不倒。盐泽幸一觉得19路军的血肉之躯不可能抵挡得住飞机大炮的攻势，他们的死守只是暂时的，只要增加兵力，就一定能够突破防线。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增兵。4天时间里，日本海军增派了2艘航母、4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以及陆战队3000人，还运送了大批军火。日军不停地增加空中火力和地面火力，但直到2月4日，仍然没能突破19路军的防线。这使得中日之间的战火始终局限在闸北的弹丸之地。盐泽幸一之前说下的大话，彻底成为了笑话。

对于盐泽幸一在上海的表现，日本内阁和军部都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小小的上海，就应该像是盐泽幸一自己说的那样，4个小时就拿下。东北三省那么广大的面积，关东军没用多长时间就占领了，而上海如此小的地方，又有那么多进攻兵力，居然不能拿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况且国联调查团就要来到中国，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迅速结束上海的战事，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日本政府只好临阵换将。盐泽幸一也像本庄繁一样，成为了日军战争不利的替罪羊。从此之后，“大嘴的盐泽”成为了风靡上海的笑话。

接替盐泽幸一来到上海的是日本皇家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2月4日，日本东京军部电告盐泽幸一，要求他迅速把上海军队的指挥权交给野村。野村随即上任。但是让日本政府、军队以及野村本人都没想到的是，野村的上海之旅也并不愉快，而且时间还非常短，短到他或许都没有好好看看上海这座大城市。

野村和盐泽幸一是一样的人，都属于“帝国武士”，不但十分狂妄，而且在骨子里轻视中国。虽然他没有像盐泽幸一一样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但是对于迅速占领上海也是十分有信心的，他公然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他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已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说这些话的时候野村的态度相当轻蔑。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它给了野村非常沉重的打击。

2月11日午后，野村派出万余名日本士兵，在飞机、大炮、炮舰和坦克的掩护之下，向闸北、蕴藻浜、曹家桥一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野村相信，在如此强大的火力之下，上海已经是囊中之物。但是他没想到，中国军队的防守十分坚挺，19路军的防线依然是血肉长城。连续两天的时间，日军都像是撞到了一堵坚硬的墙，无论怎么样，中国军队都毫不退缩。

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让野村不知所措，作为一个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他甚至有些感动。

13日，野村疯狂进攻却仍没有能够突破防线进入上海。从最初的豪言壮语，到最后的灰头土脸，他无法挽回地步了他的前任盐泽幸一的后尘，在野村的军人生涯中，这9天恐怕是最不堪回首的。

同一天，日本军部终于对野村的表现忍无可忍，再次临阵换将，日本路军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替野村成为驻上海的日本军队的第三任指挥官，随他一同来到上海的，还有精锐的日本陆军一万人和几十架飞机。由此看来，日本对上海的局势真的是不能容忍了。

植田谦吉能够到来到上海上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植田谦吉是陆军中将，而上海的战事在之前一直都是由日本海军部负责的，不论是盐泽幸一还是野村，都是海军部的将领。日本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在东北方面，陆军省已经先拔头筹，海军省当然也希望有一样的功劳，于是占领上海的任务就被他们揽到了身上。但是没想到，上海像是个扎手的刺猬一样，不擅长陆战的海军根本就没有能力拿下，最后只好向陆军省求援。但是，当初日本关东军攻击锦州的时候，遭遇抵抗，兵少将寡的关东军向葫芦岛的海军求援却遭到了拒绝，当时陆军省非常气愤。现在海军省求到了陆军身上，记仇的陆军省当即冷嘲热讽：“海军有强大的舰队，有精锐的陆战队员。大口径舰炮能解决支那军队，求我们干什么。海军连在满洲以内扩大事态都坚决反对，现在竟想把事态扩大到长江沿岸，我们也反对。”就这样，上海的战事就僵持在那里。

但占领上海，毕竟是属于日本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眼见上海战事因为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而僵持，日军参谋本部着急了。最后在参谋本部出面调解之下，陆军省答应出兵上海。当然，陆军本身也渴望将攻下上海的功绩揽入囊中。就这样，植田谦吉来到了上海。

2月18日，植田谦吉到达上海，立即向蔡廷锴重发了最后通牒，开出条件，希望19路军放弃抵抗。在最后通牒中，植田谦吉要求19路军马上撤出战区，停止抵抗，保证日军在上海地区的安全，否则日军将动用武力，一切后果，由19路军负责。

蔡廷锴收到这份通牒后，迅速召集了19路军的高级将领开会。此时，各位将领已与日军苦战多日，看到这份通牒后非常气愤，誓要抵抗到底。最后，蔡廷锴决定，用大炮来回应植田谦吉的最后通牒。

收到大炮的攻击作为答复，植田谦吉决定正面进攻，用强力的进攻粉碎19路军的防线。他打算把江湾、庙行作为主攻对象，先用飞机全线轰炸，然后用大炮重点攻击江湾和庙行，再用坦克和步兵协同突袭张家浜和杨树浦。

随着植田谦吉开始进攻，第一次淞沪会战的高潮正式来临。

第5军增援上海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19路军在上海坚持得非常辛苦。然而蒋介石并不打算派兵支援。蒋介石对19路军一直不太信任，在各方面加以为难。19路军调防上海后，蒋介石就一直以国难严重为借口，扣发19路军的军饷，后来就干脆不发了，到一二八事变之前，已经欠了19路军八个月军饷。另外在装备上也一直不给19路军补充，他们用的还是中原大战时剩下的武器装备。

而且蒋介石始终认为跟日军作战难以取胜，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便一致认为这一仗不能打，打则必败。两人还认为上海离南京这么近，政府办公地点甚至就在长江日军舰炮的射程之内，因此不能继续留在南京，必须把政府转移到其他地方。

1月2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转移政府的问题。参会者多数认为应该转移到其他地方办公，但是对于要迁到哪里，意见不一。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汉口、西安、洛阳。这几个地方各有优点，汉口交通方便，西安便于防守，洛阳在军事上可进可退。最终会议决定迁都洛阳，并且迁移时间越快越好。

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并在迁都宣言中称：“日本所以继续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进而愈厉，其用心不过欲威胁我政府，使屈服于丧权辱国条件之下。政府受国民托付之重，惟知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际信义，决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坚持原定方针，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其条约上之责任。”

宣言发布当天，政府的迁移就开始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党政要员大部分都去了洛阳，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留守南京，蒋介石则大部分时间留在南京。

不过下面的将士们跟蒋、汪等政府官员的想法不同，很多官兵都主张增援19路军。19路军曾向军政部求援，但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抗日和剿共难以兼顾为理由，拒绝派兵支援。后方的官兵们见上海处境艰难，纷纷主动求战。1月30日，第87师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来见何应钦，请求带领全旅将士增援上海。但是何应钦却板着脸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这是不行的。”[2]

宋希濂回去后，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何应钦的态度。将士们都很激愤，有的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3]最后商定，由宋希濂带领全旅营长以上干部，再向何应钦请命。

当天晚上，宋希濂带着三十多名军官来到何应钦住处，再次请求支援上海。何应钦仍然拒绝，还说了一大堆理由，比如日本工业发达，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地方军阀与中央不是一条心；有共产党捣乱等等。总的意思就是跟日本打必败无疑。有一个叫王作霖的营长听不下去了，对何应钦说：“我是部长（何应钦）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说，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

何应钦没办法回答这位营长的质疑，沉默了半晌，只好让宋希濂所部开往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负责江上防卫，然后视情况再决定要不要派他们去上海。见何应钦态度缓和，宋希濂等人终于离开。

第88师师长俞济时也致电蒋介石请战，要求派第88师增援上海：“沪案严重。19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撑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回复称要他听何应钦的命令。

在高级将领中，也有人主张支援上海，其中张治中成功说服了蒋介石。张治中出身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嫡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他正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蒋介石对他非常器重，这次因为上海局势而复出后，蒋介石刚到上海，就召见张治中，询问南京的局势。张治中称目前日军正在疯狂进攻上海，而19路军则在殊死抵抗，由于南京离上海的距离很近，因此导致南京的人心也并不稳定，流言蜚语漫天飞。蒋介石问都有什么样的流言。张治中说，19路军在上海苦战，政府却没有派出任何援军，很多人都认为中央和军政部，尤其是蒋介石，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除掉19路军。

这种说法在当时确实广泛流传，因为军政部曾斥责19路军擅自还击日军，拒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致使沪局无法收拾。还通令各地驻军：“第19军有3个师16个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当时在上海周边地区有很多军队可供国民政府调遣，比如无锡、苏州的上官云湘1个师、驻浙江的戴岳1个旅及在杭州、赣东的中央军嫡系数十个师等，但是这些军队全部都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19路军在上海血战。而且蒋介石还多次限制19路军的行动。1月31日，蒋介石授意何应钦致电蒋光鼐等19路军将领，要求他们接受各国领事调停，严令士兵不得随意射击，并禁止民众参加抗日爱国运动。2月5日，何应钦又致电19路军航空队，要求“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由于缺少武器装备，蒋光鼐向中央致电求援，但是蒋介石迟迟没有答复。过了五天之后，蒋介石才让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要他们主动撤退，避免与日军决战。看到南京中央的表现，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真实目的。

听到这种说法，蒋介石非常气愤，称自己会像《告全国将士电》中说的一样，和所有人民共赴国难，誓死不悔。张治中趁机向蒋介石谏言，称对待流言不能盲目阻止，不如趁此机会派军队去上海支援，这样那些流言蜚语自然会消失。而且张治中还毛遂自荐，表示愿意担任援军主帅。

蒋介石没有立即同意，不过内心已经有所松动。到2月14日，蒋介石终于同意支援上海，下令将中央军第87、第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隶属19路军总部，由张治中担任军长兼第87师师长，立即赴上海参与作战。苦战多日的19路军，终于等来了援军。

除第5军之外，还有一支税警团也加入了上海的战事。税警团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成立的一支隶属于财政部的武装部队。税警团有财政部的支持，使用的装备比国军陆军还要好，而且成员的整体素质也要强于普通的陆军士兵，可以说是一支精锐部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税警团的第2团正驻扎在南翔，第3团驻扎在闸北一带。他们没有驻防任务，官兵们也都没有抗击日军的强烈意愿。当时有士兵问税警团第3团团长张远南，如果日军打过来怎么办。张远南说：“关上大门，不许开枪。”但是税警团也不能撤离上海，因为现在正是敏感时期，如果在开战时撤退，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财政部长宋子文曾留学美国，在国民政府中属于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不合，向来主张对日强硬。这次上海事变，他有意让税警团加入到抗战中。请示过蒋介石后，他将税警团第2团、第3团交由蔡廷锴指挥，张治中率领第5军参战后，这两个团又被划入张治中麾下。不过宋子文考虑到税警团是财政部的武装，如果直接以税警团的名义参战，恐怕会给对外借款造成影响，因此便请张治中将这两个团改编为第5军第87师独立旅。

这支独立旅也算不负精锐之名，在战斗中非常英勇，原第2团第1营的将士们几乎全部牺牲。不过其中也有人坏了独立旅的名声，这个人就是独立旅旅长王庚。有一次王庚参加作战会议，会后带走了会上散发的19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他带着这些文件到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军逮捕，那些作战文件落到了日军手中。他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与美国人关系密切，被日军逮捕后很快就被美国总领事保释出来，但是那些文件没能索回。随后不久，19路军在浏河遭遇失败，上海各大报纸都认为是王庚泄露作战机密，导致了这次失败。上海文化界还编了一出《王庚献地图》的戏剧，来讽刺王庚之类的卖国贼。后来王庚遭到撤职和关押的处分。

庙行反击战

宋希濂的261旅所在的第87师被编入张治中的第5军中，该旅官兵都十分高兴。而且根据命令，该旅还是首先出发的。

14日当天，261旅便抵达了上海，奉蒋光鼐的命令接防蕴藻浜北岸从胡家宅到曹家桥一线。蕴藻浜是一条自西向东的河流，河面不是很宽，但是水很深，没办法徒步过河。在蕴藻浜的对岸，只有少量日军。261旅到达蕴藻浜后，在河岸修筑了工事。宋希濂不时派出一些侦察兵渡河到对岸侦查，与日军警戒部队发生多次小规模的接触。日军炮兵经常向261旅阵地进行炮击。

15日，第88师从沪杭线开到19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南翔地区待命。16日，教导总队乘车抵达南翔，然后下车行军。刚走了不到两里路，就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好在将士们反应及时，利用周边地形和障碍物隐蔽，没有太大伤亡。18日，张治中率领第87师其余部队赶到，根据蒋光鼐的命令开始进行战场布置。

第88师防守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一线，第87师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一线，军校教导总队之一部负责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的警戒。这些防务于18日先后接替完毕。随后根据总指挥命令，张治中担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担任右翼军指挥官，吴淞、宝山、狮子林要塞地区司令谭启秀、翁照垣都划归张治中指挥。

南京方面致电张治中，称：“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沪上地形复杂，敌方或将舍正面之攻击，而向我侧背着眼。我阵地附近河流纵横，到处便于扼守，日军若取攻势，其牺牲非有一与十之比，决难奏效。希望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张治中回复称，必定与19路军团结一致，誓死报国。

从2月20日开始，日军向庙行、江湾地区展开不间断地猛攻。先是用飞机轰炸第88师防守的庙行一带，接着又用重炮和野炮进行炮击。与此同时，第261旅所在阵地也遭到炮击。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向庙行一带发起多次冲锋，但均被第88师击退。

日军的炮声连绵不绝，很多阵地防御工事都被摧毁。19路军和第5军的将士们只能躲在战壕里，等敌人的步兵走近了，再用手榴弹和步枪进行反击。战斗持续到21日，日军多次进攻均受阻，便打算强度蕴藻浜。防守蕴藻浜的261旅早就做好了准备，发现日军有渡河的企图后，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攻击。日军见261旅防守严密，最终取消了强渡的计划。

经过两昼夜的血战，日军死伤惨重，只好暂时停止进攻。到了22日，日军再次发起进攻，目标是庙行镇一带的阵地。这次战斗是整个淞沪会战的高潮。当日上午9时左右，植田谦吉的猛攻终于收到了重大成果，他的军队突破了第5军88师527团第3营的阵地，阵地守军全部阵亡。随后，植田谦吉亲自督战，迅速调集主力猛扑突破，向两翼扩张。庙行方向中国守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形势非常不利，张治中连忙命令作为预备队的教导总队剩下的2个营跟自己到前线，准备向日本人发动反击。同时，命令士兵去19路军指挥部请求配合。

到达88师指挥部之后，张治中迅速下达命令：蕴藻浜北岸的261旅旅长宋希濂率全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87师257旅旅长孙元良立即率所部向庙行镇增援；88师师长俞济时则率全师从正面向敌反攻。与此同时，接到通报的19路军也迅速行动起来，第6师副师长张炎率全军仅剩的两个团，从竹园墩向日军的侧背发动攻击。

张治中的反击非常迅猛，并且目标非常准确，颇有打蛇打七寸的意味。三面夹击的情况一下子就让日军措手不及，慌张的植田谦吉连忙命令刚刚派出去的部队回撤。虽然日军的前线部队已经迅速撤回，但是中国军队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日军一部最终没有来得及撤退，被中国军队包围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嚣张的日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拼死抵抗，坚决不投降。一时间，双方军队陷入到了血战当中。激战一直进行到了当天晚上8点，这一小部分日军最终被中国军队全部消灭。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士气，同时提升了中国守军的士气。

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牺牲的军官就达八九十人，88师262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双双阵亡，牺牲的士兵更达千余。

随着战斗结束，中国军队在庙行反击日军取得胜利的战报迅速被发出去，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2月26日，蒋介石于南京统帅部向张治中发来贺电：“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

在庙行反击日军，对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

19路军危急

庙行反击战重创了日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全面进攻上海的计划。植田谦吉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失败了。面对这种情况，东京方面更加着急了，国联调查团马上就要抵达中国，这会让日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于是日本人决定第三次换帅，2月23日，前日本陆军大臣白川义则被派往上海担任司令官，接替植田谦吉。

29日，白川义则率领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到达长江口，打算在中国军队后方的七丫口登陆。算上他带来的两个师团，日本已在上海投入了约9万兵力，而且在武器方面，日军投入了三艘航空母舰和大批其他军舰，还有一百多架飞机，而中国只有陆军的顽强抵抗。

第5军和19路军原本的兵力总和也不过5万人，经过这么多天的激战，兵力已经折损了不少。而且日军全部都是新近增援的部队，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斗力都处于巅峰状态，而中国军队则身心俱疲，武器匮乏。双方对比之下，中国军队处于巨大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得不到增援，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希望。

白川来到上海，是带着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巨大希望的，同时他也希望自己不要步三个前任的后尘。在到达上海之后，白川迅速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发动猛攻。日军先用飞机轰炸，然后用重炮和舰炮向庙行一带集中射击，借着炮火的掩护，步兵开始发动地面进攻。

对于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的战斗非常惨烈，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19路军只能把战斗了一个月的部队继续投放的战场上，这使得19路军每投入一个疲弱不堪的营、连，就全部都要消耗在阵地上。虽然如此，19路军还是重创了日军，并且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一名。

蔡廷锴知道，这种坚持是不能长久的，他清楚地了解自己和19路军的情况，没有援军，没有弹药补给，最终只能走入绝境。没有办法，蔡廷锴只好再次向南京求援。虽然知道没有希望，但是蔡廷锴还是希望能出现奇迹，或许南京在人民的压力下能够支持他抗战。但是但是蒋介石已经铁了心弃19军于不顾。蔡廷锴不断向南京发求援电，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不过南京方面也不是没人支持19路军。这段时期汪精卫还是主张抗日的，他认为应该与日本一面在外交上交涉，一面在军事上抵抗。他的想法是让驻守北平的张学良向北出兵，造成在南北同时与日军开战的局面，以牵制日军。为此他派出陈公博、李济深到北平劝说张学良。

不过蒋介石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他致电张学良不要接受汪精卫的意见，称这样会扩大战事，让国家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张学良遵从蒋介石的命令，虽然热情迎接了陈公博、李济深，但是丝毫不提出兵的事。陈公博、李济深劝说张学良无果，又去找山西的阎锡山。阎锡山同样不愿出兵，不过他向19路军捐赠了十万个手榴弹。

3月1日，白川再次发起攻击，目标是19路军的浏河防线。此时的浏河，原本的军队早就被调到了正面防线上，剩下的只有一点象征性的正规军和苏北大刀队的200多人在防守，完全没办法抵抗日军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19路军疯狂地向中央军求援，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此时所有的预备队都已经用光，阵地上因伤亡而产生的空缺没有办法再弥补。最终，疲惫不堪的19路军没有挡住日军的进攻，浏河防线被突破。随后，大批日军从浏河进入，包抄了中国军队。当天夜里，被逼无奈的中国军队只好放弃了坚守1个多月的第一道防线，撤至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一线。

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通电全国各界：“……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已后援不继。自2月11日，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此时，19路军陷入了最危急的境地当中。

来自民间的援助

中国军队在上海血战1个多月，虽然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任何援助，但是仍然坚持下来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定的抗日意志，还与海内外中国人的支持离不开。中国军队在上海血战的同时，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发来到上海，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中国军队抗日，他们的行为让在前线奋战的中国军队非常感动。

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上海正处于冬天，天气非常冷。第19路军是广东的部队，本身就没有棉衣，再加上国民政府方面又拒绝给他们提供帮助，连武器弹药都没有，就更不要说御寒的装备了，因此第19路军在上海的日子非常苦。特别是那些伤员，在那样寒冷的天气里只能被安排在大街上，连一个温暖的地方都没有，伤势没办法好转。

这种情况，恰好被冒着战火到前线慰问的“国母”宋庆龄及何香凝女士知道了。第19路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在上海战斗，这让两位女士很心疼。于是两个人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群众，帮助士兵们解决问题。在她们的呼吁下，各界人士不但给士兵们捐赠了棉衣棉被，还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了几十所伤兵医院，让受伤的士兵能够安置在温暖的地方。这让蒋光鼐、蔡廷锴非常感动。何香凝在慰劳前线将士时，写了一首诗《赠前线将士》：“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窥伺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残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应当下得决心争口气！”

与此同时，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组织民众捐款捐物。国内外各界前后捐赠了七百多万现金，还有大批物资积压在抗敌后援会的仓库里。由于存放不下，抗敌后援会还发出公告，要求民众暂时停止捐献物资。

南京国民政府除第5军外不在淞沪战场上增援一兵一卒，但是有人增援。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童子军，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了前线。这完全就是送死的行为。但是这200多名童子军却没有任何怨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作战当中，一直到上海的战斗结束之后才回到各自的学校上学。

上海的一些爱国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两个战地服务团，亲自到前线去帮忙运送伤员和物资。工人们积极参加战地服务团，前后共计两千多人报名。

此次淞沪抗战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可歌可泣的事情。上海有个叫胡阿毛的货车司机，2月26日下午，他正开车送货，路上被日军拦下。日军逼着他用货车运送日军士兵，胡阿毛没办法，只好照做。但他内心恨极了日本人，当车开到黄浦江畔时，他决定跟日军同归于尽，于是猛踩油门，将车开进了黄浦江中，一车人全部被江水吞没。胡阿毛的壮举让上海各界深受感动，人们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悼会，当时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还为他写了一篇祭文。

物资有了，人有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让19路军的将士们心寒，那就是军饷问题。当兵吃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在战争期间，士兵们的军饷不增加就算了，起码不能短缺。但是让人心痛的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问题，19路军在上海战斗期间，没有一分钱的军饷，就连抚恤阵亡将士的钱都没有。所幸在国家大义的感召之下，士兵们没有发生哗变，依然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士兵们虽然没说出来，但是19路军的军官们知道，他们是有怨言的，只是军官们也拿不出钱来。就在这个时候，海内外的爱国人士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他们被19路军的保家卫国、奋起抗战的行为所感动，纷纷慷慨解囊，前后捐款达到700余万元，希望能够用来奖励有功官兵、抚恤阵亡烈士，购买军需物品。

但是，这笔钱却被南京军政部惦记上了，军政部要求19路军从捐款中支出600万充军饷，剩余的上缴。以社会捐款充军饷，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这件事情让19路军的将士非常愤慨。但是也不能在明面上跟军政部对抗，蒋光鼐、蔡廷锴思考再三，最后只能忍痛让军政部宰一刀。不过到手的钱他们坚决不上交，坚持用作伤残官兵和阵亡将士生活、抚恤之用。好在军政部的人还有一点人性，或许也是害怕再咄咄逼人会使19路军发生哗变，因此最终答应了19路军的要求。

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援助，让19路军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沉重打击了日本人。

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本意就是吸引国际视线，这次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各个强国和国联都把注意力放到了上海。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中日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国联强烈要求中日双方必须马上停止在上海的战斗。对于这个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是非常高兴的，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剿共才是大事。而日本方面，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不但没有拿下上海，反而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美、英、法等国在上海均有重大利益，为保护本国利益，这些国家都向上海派出了军舰，同时对日本提出警告，要求日本停止对上海的侵略。日本担心被其他国家孤立，于是接受了国联的斡旋，也同意停战。双方决定，以现有的防线为停火线，双方都转入防御和警戒。此时中国军队驻守在第二道防线，日军则占领了真如、南翔一带。中日双方在上海苦战了一个月之后终于停战，没有让战火继续燃烧。

国联斡旋的结果，或许让中日双方都感到满意，但是对于在上海苦战的中国军人来说，心情却非常沉重。一方面一个月的激战已经让上海这座远东最繁华的城市变得满目疮痍，另一方面日本人并没有撤退，还留在了上海。不能赶走侵略者，这对军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但是，苦战了一个月的他们已经非常疲惫，根本没办法再继续作战，最终只能接受。中国军队在心痛的同时，也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他们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凡是想要灭亡中国的外国侵略者，都必须要承受中国军人的怒火。哪怕是死，中国军人也只会死在抵抗侵略的最前线。

战后，美国博物馆特别将一顶官兵们随身携带的斗笠收藏在了馆中，以此来向中国军人抗击侵略者的无畏精神表达敬意。

上海的战斗虽然暂时停止了，但是战争远远没有结束。为了不让中日双方再次发生战斗，国联进行了积极的调解，世界各国也纷纷出力，在其中积极斡旋。最终在在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下，中、日双方于1932年5月5日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根据协议上的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这样一来，上海在实际上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日军什么时候想来取，就能来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协定实际上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5月7日，蒋介石发布了一份《为淞沪停战协定告全国将士书》，其中称：“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这明显是为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而找的借口。

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19路军完成了自己在上海的使命，必须要开始新的征程。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和19路军算总账的时间也到了。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抗命令”抗日为由，下令除其总部留在南京之外，其余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和安徽。就这样，在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立下无数功劳的部队被肢解了，英雄的19路军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名存实亡。但是在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之下，肢解19军的目的没有能够得逞。

随后，蒋介石又做出决定，命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一向以抗击侵略者自豪的19路军将士们，不得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其中滋味，或许只有19路军的将士自己能够理解。

在此次淞沪之战中，19路军和前来支援的第5军总共伤亡14000余人，上海市民伤亡15000余人。日军方面的伤亡，据中方战报有10000余人，而据日方资料，则只有3000余人。

5月28日，在苏州体育场，第19路军和第5军剩余的将士以及全国各界人士，为在淞沪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人举行了追悼会。张治中为这些牺牲的将士写了一篇祭文：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同全体将士，敬谨致祭于我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之灵曰

呜呼！

蠢彼岛夷，狼子野心，陷我东北，窥我沪滨。

赖我将士，挞伐用申，迭歼顽敌，固我名城。

贼来愈众，我志愈坚，奋勇杀敌，以一当千。

声震陵谷，气壮河山，撼山岳易，撼我军难。

月黑庙镇，风紧江湾，剑光射斗，敌胆皆寒。

再接再励，载守载攻，追奔逐北，叶卷西风。

敌弹如雨，敌机翔空，惟我将士，勇猛精忠。

出生入死，成仁成功。洒血兮化碧，吐气兮成虹。

呜呼将士，渺矣音容！仓皇戎马，诀别无从。

梦萦回兮故垒，泪涕零兮江东。鹃啼兮声若，花落兮飞红。

呜呼将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泉台永隔，怆怀何已！

我与君等，如兄如弟，仰事俯蓄，责在后死。

呜呼将士，从此长眠！此仇未报，衷肠若煎。

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

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尊青酒，再告重泉。

呜呼将死，得其死矣，功昭党国，光耀青史。

人生草草，大地茫茫，忠贞亮节，山高水长。

呜呼将士，庶几来飨！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命令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淞沪抗战中阵亡烈士的遗骸。128位烈士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顽强的中国军民不会任由别国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