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隐与谜：“不说破”的语言游戏
一 隐、讔、廋辞
隐语是隐去本事而假以他辞来暗示的语言，在先秦时期，隐语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交流方式，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史记·滑稽列传》载有“齐威王时喜隐”“淳于髡说之以隐”等内容。《新序·杂事篇二》载有人“以隐问”，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可见当时有为隐语提供查对资料的专书“隐书”，足可见隐语的流行，且有人专门做了隐语的收集整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杂赋里录有“《隐书》十八篇”，可惜均已亡佚。据颜师古注，刘向《别录》曾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喻。”[202]从这句话的意思看，隐书收录的是一种对谈性的语段，交谈双方彼此猜测对方话语里的意思，话题内容可关涉各类事物，因此，隐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言语文体形式。
隐又作讔、廋（辞），扬雄《方言》:“廋，隐也，谓隐匿也。”《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廋辞于朝。”韦昭注云：“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203]《文心雕龙·谐隐篇》云：“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204]“遁辞”，即故意躲闪之辞；“谲”为隐约其词不直言；以彼喻此曰“譬”，故隐语是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思，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可以说，刘勰给隐下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不过细细推究，隐与譬喻尚有差异，闻一多曾在《说鱼》一文中做了简洁的对比说明：
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喻与隐是对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儿，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事物。[205]
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故意说得不明白，在我们看来近乎一种文字游戏，这也是先秦时期人们喜好说隐的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如果追溯隐语的来历，它在产生之初却与玩笑无关，其最早应用大概在预言谶语上。朱光潜先生就曾说，诗歌在起源时曾是神与人互通款曲的媒介，神谕要隐讳曲折方显其神秘玄妙，所以符谶大多用“隐”诗[206]，这恐怕就是“隐”得以产生的最初的心理根源。沈钦韩《汉书疏证》给“隐书十八篇”作注时说：“盖如今之谜语，掌于叟，卜筮者也。”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在谈到《汉志》中的杂赋时也认为隐与占繇关系紧密：“杂赋有《隐书》者……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繇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207]另外，《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自称“臣尝受《易》，请射之”,[208]以及描述隐谜答案的过程古人叫“占”等现象中，也能得到一些证实的线索。《周易》爻辞当中就保留了一些这样的隐诗，可见隐语产生的久远了。[209]
隐语要“隐”，不能明言、直言事物名称，故只得转换角度，选择词语，隐讳提示，曲为渲染，因此，隐语有明显的“体物”特征，即反复描摹刻画所要呈现的事物。如较早的一则见于《逸周书·太子晋》，其中师旷与太子间的一段对话，就是用的隐语形式：
（师旷）称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闻物□□，下学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谁？”太子应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210]
陈逢衡注云：“师旷盖隐以舜德为问”，太子据以回答，换句话说，师旷和太子分别针对夏禹的德行功绩铺设谜面，问答交流。
又如“大鸟之隐”。《韩非子》载：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211]
进谏者右司马铺设谜面，以三年不飞也不鸣的“大鸟”影射庄王的不作为，可谓巧妙。同样类似的“大鸟之隐”还见于《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史记·楚世家》《史记·滑稽列传》《新序·杂事二》等，只是人物略有不同[212]，可见这则隐确有广泛的流传。
隐语的这一“体物”特征在荀卿《赋》篇中得到完整的保留和强化。《赋》篇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以“赋”名篇的作品，而其“纯用隐语”也是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些赋作中，先由“臣”提问，多方面描述相关事物的特点、作用，然后由“王”或“五泰”作答。后者并不直陈谜底，而是以问为答，对所述事物再作进一步猜测性的发挥描摹，最后才点出描述对象的名称，这和隐语的特征是若合符节的。
据钱南扬《谜史》统计，先秦隐语约有十余则[213]，被史家多次转载，为后人谈及，原因是它们大多具有“意义”，暗含讽谏，故为严肃的史家所看重，得以记载保留。其实，从先秦隐语的实际使用来看，更多隐语是纯粹属于语言游戏性质，是不被人看重的。史载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君主喜好隐语，而尤以齐楚两地为盛，如《新序》载齐宣王自陈“隐，固寡人之所愿也”[214]。而《史记·滑稽列传》也称：“齐威王之时喜隐。”[215]在这些记载中，君主喜好隐语往往与不理政事并列而谈，故隐含着对隐语这一游戏非正统身份的批评。如《吕氏春秋》说“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隐”;[216]《新序》载“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217]因此，整体看，隐语突出的特点就是娱乐性，这也是它得以进入宫廷的首要原因，也是可以借此讽谏进入政治生活的原因。因为蒙着游戏的面纱，进谏就是言辞委婉的“谲谏”，双方不尴尬，被谏的君王们也不至于恼羞成怒。因此刘勰说：“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
在隐语使用过程中，描述解释隐谜答案的过程古人叫“占”“射”。称之为“占”，大概同隐语源于占卜之辞相关，猜出其含义犹如解释卦义，故称之为占。称之为“射”，大概是说出隐语含义犹如以箭中的，描述不知就里，亦即射之不得。最后说出谜底，称之为“归之”，如荀子《礼》《云》两篇赋，其结尾就分别是“请归之礼”“请归之云”。另据《说苑》所载，咎犯对晋平公说隐语，晋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平公问：“占之为何？”隐官不知，平公曰：“归之”，于是咎犯一一说出隐语的含义。[218]此处“占之”与“归之”同时出现，可以看到二者的显著区别。由此来看，作为一种文字游戏，隐语运用过程中的“射”“占”比起“归之”更具意义。
同时，先秦隐语大都采用“问对”的形式。在隐语的游戏规则中，一方进“隐”，被问的一方并不以揭示谜底为上，如果一时不能明了，就再次深入发问，出谜者也不挑明，而是进一步陈说提醒。或者是，被问者明知谜底也不明白说出，而是再刻画一个谜面来影射答案。荀子《赋篇》即最为典型，可以说首次将原先大多“行”之于口头的语言方式“形”诸文字，加以谋篇布局，让读者看到隐语中的“问对”是文体中必不可少的骨架。
隐语是一种你来我往的言语交流、语言游戏，“问对”使其呈现出特别的趣味，借助问答的引导，谜面的铺陈得以多方面展开。问对是个引子，接下来的铺陈描述就“事出有因”，不至于显得突兀和多余，后世为寻找“谜底”而设置的“谜语”游戏，只保留了隐语测智的效果，而更有意味地展示语言你来我往游戏的一面已大大减弱了。
先秦时期的隐语具有娱乐、测智、言理、讽谏等多种功能，其“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219]的用语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想象，说者由此见风趣机智，以旁观对方的懵懂摸索为乐趣；而听者出于本能的好奇，也产生寻求答案的欲望。在几经摸索之后恍然大悟，见出言语凑合中的巧妙，遂有一点惊叹，还有一点成就感，愉悦的心情随之产生，而这些，也是隐语最初为时人所喜爱的心理根据之一。同时，隐语是一种即兴的言语交流方式或语言游戏，一个人善隐，必需思维敏捷畅达且有出众的言语能力，因此，隐语的流行亦显示出先秦时人对于智慧和语言的兴趣，以及对于心性通明的崇尚。
顾颉刚在为钱南扬《谜史》撰写序言时说：“言语是民众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谚语是他们的道德法律；他们的成语是他们的词藻；他们的谜语、隐语是他们的智慧的钥匙。他们可以把谜语和隐语用来表现自己的智慧，用来度量别人的智慧，用来作出种种秘密的符记。”[220]正因如此，隐语才如此盛行，并绵延后世。
二 汉代的隐语和射覆
汉代隐语保留下来的多是语言游戏性质，少有借此讽谏者，参与隐语游戏的也多为君王身边俳优类文人。大约汉代时文体的价值序列渐渐排列清楚[221]，正统和非正统、庄与谐也渐作更清晰的分别，隐语的性质和使用也就更单纯了。此外，汉代隐语还创造了新的游戏形式，即“射覆”。“射”即猜度，“覆”即覆盖。覆者用瓯盂、盒子等器覆盖某一物件，射者通过占筮等途径，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身边的幸倡郭舍人和东方朔以隐谜逗趣争胜、竞相邀宠的故事：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寠薮。”[222]
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射覆”是将隐语游戏和占卜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游戏形式，猜中者不能简单报出所覆何物了事儿，而是要用韵语描摹出来。郭舍人先是覆“蜥蜴”（守宫），东方朔猜中后从其形貌、习性等方面曲为渲染；后又覆“寠薮”令东方朔猜射。此物大约是由一种寄生植物编制的小型托垫，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寠音贫寠之寠，薮音数钱之数。寠数，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寠数荐之，今卖白团饼人所用者是也。”[223]故东方朔才称“生肉叫脍，干肉叫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寠薮。”
在这次射覆游戏中，东方朔胜出，按照前述约定，郭舍人当受罚“榜百”即杖击百下。在惩罚过程中，东方朔和郭舍人再次隐语相戏：
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鷇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定也。狋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224]
“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意思是：“嘴上没毛，叫声嗷嗷，屁股越撅越高。”东方朔以此嘲戏作为阉人的郭舍人被杖击时不胜其痛呼天喊地的狼狈相，郭舍人遂在武帝前状告其“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东方朔转而解释说，自己其实只是又设置了三则隐谜，并逐一解释谜底：“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鷇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意思是嘴上没毛，是狗洞；叫声嗷嗷，是母鸟喂雏鸟食时的叫声；屁股越来越高，是鹤低头啄食的样子。这些话机警谐趣，及时摆脱了干系。郭舍人当然不服，接下来又随意设隐，步步紧逼，信口胡诹，而东方朔或从语词角度加以解释，如“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或者从语词所可能指称的事物及状态来加以解答：“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按：旧时墓旁多植柏树，颜师古注：‘鬼神尚幽暗，故以松柏之树为廷府。'）。涂者，渐洳径也（按：指浸湿的路）。伊优亚者，辞未定也（按：指言语含混不清）。狋吽牙者，两犬争也。”郭舍人信口妄说，东方朔应声辄对，从二人的斗嘴争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宫廷中隐语的游戏实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东方朔对隐语这一语词游戏描摹事物的功能性特点十分熟悉，故能应答从容，乃至引得左右皆惊，主上爱幸。
此外，《太平广记》引《东方朔传》云：
东方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愚憨，名之曰蟁（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裈。”[225]
又《渊鉴类函》引《东方朔传》云：
郭舍人曰：“珠籀文章，背有组索。两人相见，朔能知之为上客。”朔曰：“此玉之荣，石之精。表如日光，里如众星。两人相睹相知情，此名为镜也。”[226]
东方朔同郭舍人一来一往铺设谜面展开隐语游戏。分别对“蚊”“镜”二物铺设谜面，考问对方。谜面描摹生动，隐语“状物”的文体特征、你来我往问答的游戏方式就表现得更为明朗了。
当然，不能排除上述二例有可能出于后人的假托，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就曾谈到这样的问题：“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227]但即便上述二例是后人造语附着，其运用隐谜的方式也当有传统的遗存，我们仍然可以此为参照来考察汉代隐语游戏的特点。
三国时期曹魏术士管辂似乎也是射覆高手。管辂通《易》，善卜筮、相术，习鸟语，相传每言辄中，出神入化。《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载：
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鼅鼄（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县（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举座皆惊。……平原太守刘邠取印囊及山鸡毛著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228]
管辂对器中所覆的燕卵、蜂窠、鼅鼄（蜘蛛）印囊及山鸡毛都以四言加以描述，也是典型的语言游戏。
前面曾谈及隐语或最初来源于占卜之辞，《汉书·艺文志》蓍龟家亦有“《随曲射匿》五十卷”，那射覆的游戏一定程度上也算“认祖归宗”。不过，从根本看射覆还是一种语言和智力游戏，它没有“占射”的严肃性（如上面所载祖饯宴会中的射覆就是一场参与人数颇众的语言游戏大会），但占卜环节使得游戏增加了神秘性，语言游戏遂变得更有趣味，也更迷人，个中高手可以说是出于“技”而达于“艺”了。汉魏以后，射覆游戏则少有记载，盖游戏和占卜各有分野，遂渐行渐远了。[229]
隐语、射覆由神秘的预言变为一般人的娱乐以后，就变成一种“谐”。更多带有调笑谐趣的色彩。刘勰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230]陆侃如等认为刘勰用“皆”字来解释“谐”，一方面是利用字形和字音相近，另一方面也因为谐谈具有普遍性，而“皆”字也含有共同普遍的意思。这些分析都强调了隐语在人群的交流过程中调节气氛的作用。先秦至两汉隐语、廋辞、射覆等都属于“谐隐”,“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231]。
戏谑、发笑、风趣、诙谐、玩笑、滑稽等都是娱乐游戏的特征，这也是隐语精神层面的质素。在所能见到的隐语中，像郭舍人和东方朔之间进行的那种具有非常浓郁的调笑戏谑色彩的隐语并不是很多，这应当看作正统史家筛选的结果。司马迁曾陈述为滑稽者作传的理由：“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232]认为这里所记载的优倡类人物都以暗含讽谏的言语行动而获得历史地位，载之青史的。刘勰也谈及司马迁将这些人物入史传的理由：“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于正也。”但他同时对谐隐之体游戏谐谑的本质有着清醒的理解，认为其“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又说“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233]认为谐隐和小说一样，虽不入正流但也有可观之处。由此可见，在俳优的言语行为中，只有那些讽谏意味较浓含义较为严肃的隐语才得以被史家关注、记载，而更多诙谐调笑、纯粹属于语言游戏的隐语却没有如此待遇，后人也就无从得见了。但我们可以想见，在当时，恰恰这一部分隐语才应当是演出的主角，且数量众多，可以说它们正是“不雅”的隐语的主体。从有关隐语的记载中，仍能很清晰地发现这一持续的传统。对于《史记·滑稽列传》之“滑稽”，古人的解释有大同小异之处，司马贞称：“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又言：“楚词云：“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扬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234]从这些解释来看，“滑稽”者所表现出来的“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等特征，其语言文字游戏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严肃的正统史家对俳优谐隐颇有微词的原因。
三 谜、谶语和离合诗
隐在汉代发展中还有两个流向，一是转化为赋，二是转化为谜。
隐语的核心是描摹状物，在战国秦汉间衍生出赋体，后竟成一代之文——汉（大）赋，相关内容将在第二章《汉代辞赋》中详细讨论，此不赘。而谜则更多是隐语的一个自然延伸。当隐语游戏不再强调问对间铺设谜面，而是着力于“猜”，就成了“谜”。当然，这种游戏重心的变化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从史料记载看，在曹魏之前，隐语主要还是君王身边俳优或俳优类文人如东方朔等讥嘲逗趣的游戏，历来都被正统所轻视，如《汉书》本传评东方朔“逢占射覆，其事肤浅”。刘勰评价东方朔：“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这就有似“童稚之戏谑”，供人“搏髀而抃笑”。因此，“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235]文人对俳优颇有非议，嘲谑之隐的玩法遂发生变化，滑稽调笑的成分就大大减弱了，斗智炫辞的成分增加，这大概是隐与谜之间的微妙区别。
《文心雕龙·谐隐篇》云：“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认为“谜”要闪烁变换其辞，使人迷惑难以猜测。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体目文字”，体，即分解；目，即辨识，即对文字进行离拆描述，可谓拆字谜；二是“图像品物”，即刻画描摹事物的像貌，如今之射物谜语。这两者都是在纤细巧妙处玩弄文思，以炫耀言辞为上，因此，谜语仍不离语言游戏。
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记载，蜀使张奉来吴，宴饮间他“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大概就是通过拆解其姓名作字谜的方式来讥讽当时的吴国尚书阚泽，而被讽刺的阚泽却无法对答，于是薛综上前敬酒，用两则字谜为吴国挽回了面子：
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
薛综拆解“蜀”“吴”二字，根据其字形结构分别铺设谜面，将“蜀”与犬、虫等联系起来，又有“横目苟身”的姿态描摹，由此使得“蜀”成为不堪之词；反之，“吴”与“天”联系，“吴”遂隐含“君临万邦，天子之都”的帝王气象。外交场合人们利用谜语斗智斗勇，在坛坫樽俎间取得外交上的尊严。
图像品物如《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类曹植条引《世说》：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见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亦不得云是非，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即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山土头，峰起相唐突。二敌不惧刚，一肉坠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
曹植图像品物，语言诙谐生动，按照游戏约定，两牛相斗的情形不能明说，故曲为描摹，从艺术角度看，则就显得颇为含蓄细致甚至精巧了。
刘勰认为谜语的出现始自曹魏，可能是因为汉代以前，书上还未出现“谜”字，钱南扬《谜史》认为周秦两汉之书，不载“谜”字，宋刻本《说文解字》有之，则后人增入也。[236]比较早的诗谜如《玉台新咏》卷十开篇有《古绝句四首》，其一曰：
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这首古诗一般认为是汉代作品[237]，句句都是隐谜。《乐府古题要录》称：“藁砧，砧也，问夫何处也。山重山为出；言夫不在也。刀头有环，问夫何时当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当还也。”[238]其中，藁砧句与今略隔。“藁砧”即是说在砧板上铡草，指铡刀，古称“鈇”，谐音为“夫”，暗指丈夫。全诗谜底为“夫月半当还”。此隐诗一、三句用谐音为隐；二句析字为隐；末句则状物为隐，故严羽《沧浪诗话》称：“此僻辞隐语也。”[239]
大约曹魏以后，谜语在文人当中就相当流行了，人们热衷以此斗智炫才。《世说新语·捷悟》载：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复何疑！”[240]
又《简傲篇》：
嵇唐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嵇喜，康兄）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241]
按《说文解字》:“凤，神鸟也，从鸟凡声。”吕安认为嵇喜为凡俗之人，故不与之语，而以字谜示意，显示出魏晋士人特有的孤傲。注引《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齎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干宝《晋纪》曰：“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顾，独坐车中。康母就设酒食，求康儿共与戏。良久则去，其轻贵如此。”
《世说新语·捷悟》又载“黄绢幼妇”之谜：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242]
谜面八字中，“齑”字射“辞”字稍难解。“齑”为捣碎的姜蒜韭等辛辣之物，“齑臼”类似蒜罐子，故称“受辛”。而“辞”字按《说文》解为“不受也”，推辞、辞让之义，从“受”从辛，受辛宜辞之，是个会意字，故与“齑”暗通。《古逸丛书》影旧钞卷子本《雕玉集》引《语林》也记载此故事：
杨修字德祖，魏初弘农华阴人也，为曹操主薄。曹公至江南，读《曹娥碑》文，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蒜臼。”曹公见之不解，而谓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说。祖曰：“黄绢，色丝，绝字也。幼妇，少女，妙字也。外孙，女子，好也。蒜臼，受辛，辞也。谓‘绝妙好辞’。”曹公笑曰：“实如孤意。”俗云：“有智无智，隔三十里”，此之谓也。[243]
此故事又见《异苑》，解谜者则为祢衡：
陈留蔡邕避难过吴，读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帝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僚，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意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244]
这段有似小说家言。此故事多异说，可见曹魏时文人“离合”文字、以谜语斗智炫辞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离合，即分合、聚散，这里指对汉字进行拆析、合并再加以附会解说，既可以用作谶语，亦可为游戏。离合汉字是汉字文化中特有的现象，主要产生在汉代，大约这时候人们对汉字的形意声韵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开始对汉字之点画结体进行操弄和巧说。古人认为，文字的产生本就取法天地，因此，天地万物暗藏的玄机尽可于字之点画中求之。汉代谶纬文化流行，汉人遂通过离合文字转说天命。曹魏之前，离合文字即主要用在谶语、谶谣方面。
如西汉时流行一种辟邪的玉配饰——刚卯，但王莽时期一度被禁止佩戴，只因“刚卯”二字含“劉”字偏旁，与其篡位立王姓废刘姓相冲克。[245]《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的一段话：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246]
颜师古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刚卯因与刘（劉）字有关而被禁绝使用，同样，王莽也因刘字含刀部而禁绝刀形币流通，“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
又《后汉书·公孙述传》载，公孙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247]“八厶子系”即“公孙”，述以为这是当贵之兆，遂称帝。
又《光武帝纪》载刘秀即帝位，燔燎告天，作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248]《宋书·符瑞志上》曾记载一则有关汉高祖刘邦称帝的谣谶，或许也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一则谶语：“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按，刘邦字季，“卯金刀”“禾子”即“刘”“季”的析字，此“刘”暗指刘邦。此外还有些谶谣，如献帝初京都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暗指“董卓”二字，认为董卓以臣凌君，不得生，也是用离合之法为谶。
上述谶言谶谣都可看作字谜，只是不为游戏罢了。故《文心雕龙·明诗》云：“离合之法，则明于图谶。”
另外道教的早期经典如《太平经》中就多有利用汉字的离合谐音以隐语传播思想。[249]如卷三十八《师策文》九十一字全是隐语：
师曰：吾字十一明为止，丙乌丁已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龙勿用坎为纪。人得见之寿长久，居天地间活而已。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绐。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
下卷天师则对此逐句解释，如首句“吾字十一明为止”：
吾者，我也，我者，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负之灾四流，始有本根，后治者悉皆随之失其政，无从得中断止之，更相贼伤，为害甚深，今天以为重忧；字者，言吾今陈列天书累积之字也；十者，书与天真诚信洞相应，十十不误，无一欺者也。得而众贤，各自深计，其先人皆有承负也，诵之不止，承负之厄小大，悉且已除矣；一者，其道要正当以守一始起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乎，大迷解矣；明为止，止者，足也，夫足者为行生，行此道者，但有日益昭昭，不复愚暗冥冥也。十一者，士也，明为止者，赤也，言赤气得此，当复更盛，王大明也。止者，万物之足也，万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乃更本元气，得天地心，第一最善，故称上皇之道也。[250]
东汉以后，文人好离合文字之戏，典型如孔融《郡姓名字》诗，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按：去水，离“鱼”字。）
与时（時）进止，出寺驰张。（离“日”字，合上“鱼”字并为“鲁”字。）
吕公矶钓，阖口渭旁。（吕去口离“口”字。）
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域去土，离“或”字，合为“国[國]”字。）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好”去女，离“子”字。）
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当离“乚”字，合为“孔”字。）
六翮将奋，羽仪未张。（翮去羽，离“鬲”字。）
龙蛇之蛰，它也可忘。（离“虫”字，合为“融”字。）
玫璇隐曜，美玉韬光。（玫去王，离“文”字。）
无名无誉，放言深藏。[誉（譽）去言，离“與”字。]
按辔安行，[按去安，离“扌”字，“扌”即手，与上字合为“举（舉）”字——举字下面是手字。]谁谓路长。[251]
孔融这首离合诗影响很大，后世多以此为离合诗的创始和代表。其实，同时或更早还有其他类似的谜隐，只不过未有人及时解破，影响不大。
如《越绝书》，明代前一直不知作者是谁，《隋书·经籍志》认为作者是子贡，宋代说是伍子胥，也有说是无名氏。中国古书常常托名，书作者不定也是常见的现象，学术界也少不了争论，但多难有定论。不过，明代学者杨慎却从这部书中发现了惊人的秘密。原来作者实为东汉人，相关名姓籍贯等信息恰恰是以字谜的方式隐于其书末尾序外传记中：
记陈厥说，略其有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词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
根据这段文字，杨慎在《越绝书跋》中推断说：
此以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得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文属词定，自于邦贤”，盖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与康共著此书者，乃吴平也。[252]“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应是“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应是“康”字；“禹来东征，死葬其疆”，说明是会稽人，因为大禹死后就葬在会稽。据此，作者应为会稽人袁康。而后杨慎又从“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推断此书由一位姓吴的同乡改定，由“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推定此人名“平”，因为屈原名平。这个吴平，王充《论衡》中多次提及，称作吴君高，还说他曾作过《越纽录》，大约和《越绝书》是同一书。《越绝书》卷二最后称：“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建武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可见，袁、吴二人为东汉时人。《四库全书总目》在该书提要中也将此离合之谜特意做了详细说明。[253]此文通篇四言，朗朗上口。
诗中说“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意思是不明言作者，而欲使后人知之。可是此谜迟迟未有人勘破，至明代方有人发现谜底，恍然大悟，弄清该书作者实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破解了千古之谜，杨慎颇为得意：“蔡中郎、魏伯阳、孔文举，皆后汉末同时人，与袁康、吴平亦同时，隐语离合相似，故详注之，已见《越绝》之出于袁、吴二子也。历千余年而始显，不谓余为千载知音乎？”
又东汉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情况亦相似。《杨用修（慎）集》收录魏伯阳《参同契点后序》云：
郐会鄙夫，幽谷朽生。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湯）遭厄际，水旱隔屏。[254]
此诗面隐“会稽魏伯阳（陽）”五字，亦离合文字为谜。书中解释其中较难解的“魏”字：“古魏字作‘未’，故云‘依托丘山’，宜乎后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发一笑。”不过，今天看来，这则离合诗也仍是有些难解的。
上述离合诗清代周亮工《字触》亦引，文本同。而钱南扬《谜史》引《魏伯阳参同契》，与此有异，内容更丰富：
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沦寂无声，形化而仙。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敷陈羽融，东西南倾。汤遭阨际，水旱隔并。柯叶委黄，失其荣华，各相乘负，安稳长生。
全诗隐“魏伯阳歌”四字。钱南扬引俞琰《集解》：
首四句隐“魏”字；“沦寂”四句隐“伯”字；“敷陈”四句隐“阳”字。委邻于鬼，“魏”字也。“百”去“一”乃“白”字，“白”合于“人”,“伯”字也。“汤（湯）”与“阨”遭，隔去其“水”而并以“阨”旁，“阳（陽）”字也。
又引陶素耜《集解》：
“柯叶”四句，藏“歌”字。柯失其荣，去木成“可”字。乘者，加也，两“可”相乘为“哥”。负者，欠也，“哥”旁附“欠”，为“歌”。[255]
曹魏以后，离合诗大盛，文人乐此不疲。潘岳有“思杨（楊）容姬难（難）堪”六字离合，纯法孔融四言诗；宋帝刘裕有“悲客他方”离合，则为骚体；谢灵运有“别”字离合；谢惠连有“各”字、“念”字、“此”字离合，为五言；此后，齐有王融《“火”字离合》；梁有元帝《“宠”字离合》、萧巡《赠尚书何敬容》；陈有沈炯之《赠江藻》，均为五言。《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明张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都有辑录。隋唐以后，创作离合诗之风稍歇，但文人社交聚会时也多有以拆字相嘲戏的，其中尤其以拆解名姓戏谑为多，虽谈不上是离合“诗”，也是用的离合之法。[256]直至晚清民国时期，离合诗还间有人作，亦有能解者，不过今天看都暗昧难明。[257]
离合诗的写法后来大约也是有规律的，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总结道：
按离合诗有四体：其一，离一字偏旁为两句，而四句凑合为一字；其二，亦离一字偏旁为两句，而六句凑合为一字；其三，离一字偏旁于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续为一字；其四，不离偏旁，但以一物二字离于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续为一物。
对于离合诗这样的文字游戏，重在“巧妙”二字，要让人眼前一亮，意想不到，可又在情理之中，因此，孔融等人的创造之功才会被后人津津乐道。但人们也同时认为，离合汉字更多流为技巧，也是其弊，如叶梦得《石林诗话》称：“古诗有离合体，近人多不解。此体始于孔北海……殆古人好奇之过，欲以文字示其巧也。”[258]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孔融离合体，窦韬妻回文体，鲍照十数体……魏晋以降，多务纤巧。”“析字破读，别有会心，斯道遂留为技巧。”[259]离合汉字而为游戏是在汉字构形中发现秘密，找到有趣之处，但若只在偏旁部首间刨索，甚至拆析过度以致晦暗难解，大约就失去很多趣味了，离合诗后代续作少大约有这个原因。
对古人而言，汉字来自万物，指称万物，其构形音意是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由此，相字（包括拆字、测字、破字等）即通过巧说字之点画结体而随机附会、为己所用，才成为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260]对于离合诗而言，作者拆合汉字隐藏主旨，而读者也据此离合点画探究诗旨，这就好像玩“捉迷藏”，明知藏在那里却一时难以寻解，勘破后又别有一番惊喜，游戏遂充满趣味。清顺治间周亮工《字触》云：“探仓颉之根宗，观象以知文，感幽以著说。”[261]周婴《字触跋》云：“沮诵制文，道因鸟迹，仓颉佐书，义次象形，盈其度，而日为君德，亏其傍，而月为臣规，措笔之间，已寓廋思于结体，而寄谐韵于缀墨矣。”[262]因此某种程度上看，“离合诗”也属于隐喻性作品。而读者有意识的解读这些离合诗，寻求其精微旨意，也是一种“索隐”派。“索隐”是中国古代传统中解读文本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专门研究隐约其词的文本，对文本中“隐”的内容进行索解，寻找弦外之音。在索隐者看来，作者对相关本事和创作目的是故意隐藏的，因此在索解时重心就落在探究作者具体的创作意图或目的方面，而较少关注相关文本的艺术表现或创作规律。离合诗的流行或许对此批评方式的形成有一定影响。[263]
刘勰认为设置谜语关键的技巧是“辞欲隐而显”。“隐”而“显”意义好像相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好的谜语既不能使人一望而知，也不能使人永远猜不着。”[264]这是隐谜成为游戏的关键，谜语在后世虽然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出现了商谜、灯谜等各种形式，取材构思方式也有不同，但作为文字游戏，其核心不离“隐显”间的平衡，失去平衡则就减弱其趣味了。
后世一些谜语论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如清末民初谜家郁庭说：
廋辞（按：此泛指谜语）之道，原主透彻，如匣剑帷灯者，方为合作。若读三万卷之老名宿，亦难问鼎，岂不成黑暗地狱也。故距题太远，非上乘也。[265]
因此，他批评当时谜语制作的不良风气：“盖北派大目录七千，旧以艰涩为超，殊不知病源正坐在此。”又顾震福《跬园谜刊三种》引桐城马振彪题词：“隐语本谐辞，不必尽渊雅。取径太深僻，知音世弥寡。”谢国文《谜论》:“制谜之人，第一要熟读书籍，博闻强记。第二要广阅谜书，善于联想。第三要行文洗练，令丝丝入扣，虽回互其辞，尤不宜晦涩。”[266]
隐谜，是文字游戏，是用文字捉迷藏。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运用，都可引起美感，带来谐趣，能给人以愉悦。从先秦时期的隐语、廋辞到两汉以后的射覆、谜、离合诗，虽名称多样，游戏方式也有差异，但它们处在中国传统隐谜文化的创始期，周作人认为这些属于“原始的制作，常具有丰富的想象，新鲜的感觉，纯朴而奇妙的联想和滑稽，所以多含诗的趣味。与后来文人的灯谜专以纤巧与双关及暗射见长者不同；谜语是原始的诗，灯谜却只是文章工场里的细工罢了”。[267]这在某种程度上道出早期隐谜与后世的差别。
[1]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270页。以下所引《毛诗正义》版本同。
[2]《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57、534页。
[3]杨慎：《丹铅总录》卷25,《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855册，上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642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653、940—941、1709页。以下所引《春秋左传注》版本同。
[5]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7—148页。以下所引《史记》版本同。
[6]王先谦撰：《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4页。
[7]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6页。以下所引《淮南子》版本同。
[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69、30，第2999、1756页。以下所引《汉书》版本同。
[9]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页。
[10]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汉书·艺文志》:“（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第1715页。“本事”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如《管子》《荀子》等，所指多为农桑之事。秦汉时“本事”多为“原事”，即原本发生的基本事实。如高诱注：《吕氏春秋·求人》:“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此五常之本事也。”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93页。
[12]《史记》卷7、8，第333、389页。
[13]《汉书》卷54，第2466页。
[14]《汉书》卷96下，第3903页。
[15]《汉书》卷97上，第3937页。
[16]《汉书》卷53，第2429—2431页。
[17]《汉书》卷63，第2757页。
[18]《汉书》卷63，第2762页。
[19]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10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1页。以下所引《后汉书》版本同。
[20]《汉书》卷30，第1708页。
[21]《汉书》卷24上，第1123页。
[22]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23]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24]《汉书》卷27下之上，第1448页。
[25]胡宁：《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上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6]《后汉书》志24、卷67、60下、76，第3560、2204、1996、2457页。
[27]王符著，汪纪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28]《后汉书》卷57、57，第1846、1855页。
[29]《汉书》卷76，第3210页。
[30]《后汉书》卷31、76、82上、75、60，第1110、2457、2717、2431、1996页。
[31]《后汉书》卷31、29，第1115、1033页。
[32]《史记》卷54，第2031页。
[33]《汉书》卷79，第3305页。
[34]《后汉书》卷43，第1459页。
[35]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页。
[36]《后汉书》卷31，第1100页。
[37]《后汉书》卷31，第1103页。
[38]《后汉书》卷31，第1104页。
[39]《后汉书》卷77，第2491页。
[40]《后汉书》卷77，第2492页。
[41]《史记》卷118，第3080页。
[42]文帝十一年，梁怀王薨而无子，文帝开始贾谊《治安策》的削藩之策，封刘武为梁王；文帝十二年，封刘长子喜为淮南王，追封刘长为淮南厉王。十六年将淮南领地一分为三，赐给刘长三子；吕宗力评价道：“无论是否真的针对刘长事件而发，文帝都会视为来自民间的讽刺，相应调整削藩的步骤与速度，并在不影响终极政治目标的前提下，对刘长的后人略施恩惠，以化解舆论的讥刺，减少削藩的阻力。”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43]《汉书》卷93，第3727、3730页。
[44]《汉书》卷98，第4024页。
[45]《汉书》卷99下，第4175页。
[46]《后汉书》卷11，第471页。
[4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2页。
[48]以上分见《汉书》卷67、72、72、78、77、81、99上、99下，第2913、3066、3066—3067、3290、3248、3352、4086、4175页。
[49]《后汉书》卷83，第2772—2773页。
[50]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51]《汉书》卷73，第3107页。
[52]以上三例分别见《汉书》卷67、81、81，第2913、3331、3352页。
[53]以上八例分别见《后汉书》卷36、28下、54、61、79下、79下、79下、83，第1235、l004、1759、2023、2551—2552、2554、2588、2764页。
[54]《后汉书》卷67，第2186页。
[55]《后汉书》卷67，第2185—2186页。
[56]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57]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104页。
[58]《汉书》卷99上，第4076页。
[59]《后汉书》卷21，第758页。
[6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页。
[61]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116—117页。
[62]分别见《后汉书》卷26、17、57、71，第908、663、1848、2302页。
[63]研究者对此类童谣或称谶谣，或称谣谶。吴承学《论诗谶和谣谶》:“谣谶是以歌谣的形式，预示着上天对于未来国家、政治乃至人事的安排。”《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吕宗力《汉代的谣言》:“谶谣是谶言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以童谣的面目出现……谶谣看上去更像是娱乐性强的嬉戏儿歌，却往往被视为言语异常、暗藏天机、预演未来的隐语式谶言。”第152页。
[64]《后汉书》卷59，第1912页。
[6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11、1460页。
[66]《史记》卷4，第147页。
[67]《史记》卷107，第2847页。
[68]《汉书》卷27中之上，第1395页。
[69]《汉书》卷27中之上，第1395页。
[70]《汉书》卷84，第3421—3422页。
[71]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154—155页。
[72]《后汉书·五行志一》，第3284页。
[73]《乐府诗集》卷34《相和歌辞九》引，第504页。
[74]《后汉书·五行志一》，第3285页。
[75]《后汉书·五行志一》，第3282页。
[76]《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5—1796页。
[77]朱自清：《中国歌谣》，第34页。
[78]周作人：《儿歌之研究》，原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1914年1月。
[79]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22《纪妖篇》，第930页。
[80]《论衡校释》卷22《订鬼篇》，第941页。
[81]《论衡校释》卷22《纪妖篇》，第923页。
[82]《史记》卷27，第1318页注（三）。
[83]关于《为吏之道》，可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谭家健：《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漫论》,《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
[84]王先谦撰：《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457页。
[85]郗文倩：《成相：文体界定、文本辑录与文学分析》,《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8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3年版。
[87]颜师古注，王应麟补注：《急就篇》,《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88]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5页。其他相关研究参见山东博物馆、苍山县博物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考古》1980年第3期。
[89]以上摘自林素清《两汉镜铭汇编》，为目前所见收录汉代镜铭最多者。周凤五、林素清编：《古文字学论文集》，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235—312页。
[90]“猗”相当于“兮”。李学勤：《两面罕见的西汉铜镜》,《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
[91]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45页。
[92]《后汉书》卷80上，第2623页。
[93]杜国庠：《论荀子的〈成相篇〉》,《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9页。
[94]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页。
[95]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96]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8页。
[97]刘师培：《荀子补释》“请成相”条，严灵峰编《荀子集成》（36），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46页。
[9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打字从手从丁”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850册，第576页。
[99]《礼记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538页。
[100]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7页。
[101]货郎摇鼓说唱可追溯到宋代，当也用成相形式。《水浒传》74回燕青扮作货郎，挑着担，腰里别一把串皷儿。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捻串皷儿，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6页。清华广生：《白雪遗音》卷一录“货郎儿”曲：“货郎儿，背着柜子遥街串，鼓儿摇得欢，生意虽小，件件都全。听我一生（声）喊。喊一声，襍色带子花红线，博山琉璃簪。还有那，桃花宫粉胭脂片，软翠花冠。红绿梭布，杭州绒纂，玛瑙小耳圈……”《续修四库全书》17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102]杜国庠：《论荀子的〈成相篇〉》，第160页。
[103]《史记》卷83，第2474页注（五）。
[104]《战国策·齐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396页。“长铗归来乎”历代记载有异，或作“长铗归来兮”“大丈夫归去来兮”“长铗归兮”，详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4页。《辞源》：来，助词，用在句中或句末，表示祈使语气。
[105]《汉书》卷97上，第3937页。
[106]《汉书》卷1下，第74页。
[107]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0页。
[10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五、卷二十七，第1060、396页。
[109]郭沫若：《关于筑》,《高渐离》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116页。
[110]支菊生：《荀子成相与诗歌的“三三七言”》，第135页。
[111]如苏东坡借用此体作《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7页。“三三七”言仍是现今民歌最常见的句式，如“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花灯”“四月里，麦脚黄，家家户户田里忙。”“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等。郗文倩《成相体和货郎调》,《菜园笔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29页。
[112]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9页。
[113]《汉书·艺文志》:“（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第1715页。“本事”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所指多为农桑之事。秦汉时“本事”多为“原事”，即原本发生的基本事实。如《吕氏春秋·求人》:“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此五常之本事也。”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93页。
[114]廖群认为先秦时期各种“说”“传”“语”，包括宫廷赋诵、师授经传和民间传闻等，始于讲述，后被记录。鉴于《韩非子》将选录它们的文章命名为“说林”“储说”，又鉴于它们与先秦“小说家”及后来小说文体的关系，姑且将它们总称为“说体”。《“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115]俞志慧较早对语类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明确将其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记事两个类型，每一类又有结集和散见两种形态，据他统计，散见之“语”即有五百余则。可参看其专著《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
[116]郭绍虞：《谚语的研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钟敬文：《谜语与谚语》,《钟敬文全集》第二卷第二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117]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735页。
[118]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2页。
[119]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569页。
[120]黄怀信、张懋荣、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8页。
[121]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1774页。
[12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23]赵歧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5页下。
[124]此据俞志慧先生统计，见《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附录》，第195—233页。
[125]周作人《歌谣》引吉特生语，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8年，第35页。
[126]郭绍虞：《谚语的研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127]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005页。
[12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4—455页。
[129]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061页。
[130]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061页。
[131]徐元诰撰：《国语集解》，注云：“教之《世》，即《周官·小史》所奠之世系，教之《训典》，即《外史》所掌之书，皆世臣之职也。”第485—486页。
[132]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李学勤：《〈称〉篇与〈周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133]《左传》载“史佚有言曰”有三次，分见鲁僖公十五年：“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文公十五年：“兄弟至美，救乏、贺善、吊灾、丧哀。”襄公十四年：“因重而抚之。”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806、1855、1958页；《国语》载：“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02页。
[134]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01页。
[135]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1958、2012页。
[136]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周语上》，第23页。
[13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38]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11页。
[139]《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页。
[140]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966页。
[141]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第3页。
[142]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40页。
[143]此句话应当引自杜文澜辑《古谣谚·凡例》，原文为：“古人文字本于声音，凡字之由某字得声者，必兼取其义，彦训美士有文，为人所言（注：国有美士，为人所言道。）谚既从言，又取义于彦，盖本系彦士之文言，故又能为传世之常言。”周绍良校点、杜文澜辑《古谣谚》，第4页。
[144]郭绍虞：《谚语的研究》，第4、2页。
[145]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583页。
[146]《史记》卷8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71页。
[147]《史记》卷117，第3054页。
[148]《汉书》卷51，第2370页。
[149]《汉书》卷62，第2732页。
[150]王符著，汪纪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62、71页。
[151]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226《职官部·持书御史》引《风俗通》，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4页。
[152]《汉书》卷83，第3386页。
[153]《后汉书》卷26，第905页。
[154]《史记》卷1777，第1777页。
[155]《史记》卷65，第2168—2169页。
[156]《史记》卷99，第2726页。
[157]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九：“老子曰：‘大直若诎，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1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大直如诎，大巧如拙。”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3页。
[158]《史记》卷62、101、109、73，第2136、2748、2878、2342页。
[159]张纯一编著：《墨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第131页。
[160]俞志慧做过较详细的梳理，参看《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第18—19、53、55页。
[161]韩非子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6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405、580页。
[163]王符著，汪纪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71页。
[164]此据《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统计而出，参见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附录》，第195—233页。
[165]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序》，第11页。
[166]郗文倩：《成相：文体界定、文本辑录与文学分析》,《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167]《史记》卷49、125、126、129，第1984、3191、3208—3209、3255—3256页。
[168]《史记》卷56、58、106、117，第2060、2091、2825、3054页。
[169]《汉书》卷48、73、77、86，第2254、3107、3252、3498页。
[170]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练字》，第1453页。
[171]据简宗梧研究，赋家早期假借形声，后来则因假借而衍加形旁，更有既造形声又另造形声，以至恣改文字的形旁或声旁，以求别树一帜。《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78—81页。
[172]刘歆：《遗杨雄书》,《全汉文》卷40，第349页。
[173]赵歧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35、2775页。
[174]《春秋榖粱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92页。
[175]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583页。
[176]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966页。
[177]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561页。
[178]《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1页。
[179]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941页。
[180]《汉书》卷27中之上，第1381页注（四）。
[181]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52页。
[182]关于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笔者在《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及其影响》（《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有过讨论，又见《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第二章第四节，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18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184]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凡例》，第4页。
[185]《史记》卷71，第2310页。
[186]《史记》卷100，第3732页。
[187]《汉书》卷67，第2913—2914页。
[188]《汉书》卷72，第3066页。
[189]《汉书》卷72、78、77、81，第3067、3290、3248、3352页。
[190]《后汉书》卷12、83，第503、2772—2773页。
[191]《后汉书》卷67，第2186页。
[192]《后汉书》卷77，第2490页。
[193]参见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4]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2—203页。
[195]如《抱朴子·外篇·名实》载门人问曰：“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为贤，塞者为愚。其故何哉？”《诸子集成》第8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36页。
[196]周绍良校点，杜文澜辑：《古谣谚·凡例》，第4页。
[197]《史记》卷129，第3256页注（一）。这里研指计研，一名计然，春秋时越国范蠡师，长于经商；桑指桑弘羊，汉武帝时御史大夫，长于理财。朱自清引作“研、桑心计”。班固《答宾戏》有“研桑心计于无垠”句。
[198]朱自清：《中国歌谣》，第116页。
[199]焦循注：《孟子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73页。
[200]周作人《歌谣》引吉特生语，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页。
[201]郭绍虞：《谚语的研究》，第10页。
[202]《汉书》卷30，第1753页。
[203]韦昭注：《国语·晋语五》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4页。
[204]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39页。
[205]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7页。
[206]朱光潜：《诗论》第二章《诗与隐》，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页。
[207]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208]《汉书》卷65，第2843页。
[209]《隐与古代占爻辞》，郗文倩：《古代礼俗中的文体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210]黄怀信、张懋荣、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4—1025页。
[211]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212]右司马为谁不明，《吕氏春秋》作“成公贾”;《史记·楚世家》作“武举”;《新序》作“士兵庆”,《史记·滑稽列传》又以为淳于髡说齐威王。这些记载或有为传说以托古，足见其流行，倒不必确定其为何人。
[213]刘二安、徐成校主编：《谜史丛谈》，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16页。
[214]刘向撰，赵善诒疏证：《新序疏证·杂事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215]《史记》卷126，第3197页。
[216]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4页。
[217]刘向撰，赵善诒疏证：《新序疏证·杂事二》，第51页。
[218]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正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219]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38页。
[220]刘二安、徐成校主编：《谜史丛谈》，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12页。
[221]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222]《汉书》卷65，第2843—2844页。
[223]《汉书》卷65，第2843页。
[224]《汉书》卷65，第2844—2845页。
[225]李昉：《太平广记》卷174，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92页。又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引其四语：“长喙细身，昼亡夜存。嗜肉恶烟，为指掌所扪。”
[226]张英：《渊鉴类函》卷380，中国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688页。
[227]《汉书》卷65，第2874页。
[228]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卷2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7、822页。
[229]明清两代，射覆成为酒令的一种。清·俞敦培《酒令丛钞》云：“所谓射覆，又名射雕覆者，……以上一字为雕，下一字为覆。”意“酒”字，则言“春”字、“浆”字，使人射之。盖“春酒，酒浆也。彼此会意，余人更射，不中者饮，中则令官饮。”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中写宝玉、平儿过生日，宴席上玩酒令游戏，平儿拈了个“射覆”，宝钗说：“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
[230]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28页。
[231]刘勰更强调其“经世致用”功能，所列举隐语含义也更宽泛，暗语、体态语等似乎也都包括在内了。
[232]《史记》卷126，第3197页。
[233]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29、555页。
[234]《史记》卷126，第3203页注。
[235]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45页。
[236]《谜史丛谈》，第15页。
[237]刘跃进注意到徐陵将这首“古”绝句列在晋代贾充之前，贾充为曹魏末西晋初人，据此来看大约是魏晋以前的作品。刘跃进：《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238]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39]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体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240]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7—318页。
[241]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第412页。
[242]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第318页。
[243]《雕玉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17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244]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第318页注。
[245]郗文倩：《汉代刚卯及铭文考论》,《古代礼俗中的文体与文学》第十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46]《汉书》卷99中，第4109—4110页。
[247]《后汉书》卷13，第535页。
[248]《后汉书》卷1上，第22页。
[249]《太平经》多数学者认为其成于两汉。饶宗颐《〈太平经〉〈说文解字〉》一文考证了《说文解字》中许多过去多不晓解之处均于《太平经》中得到解释。《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50]李敖主编：《朱子语类太平经抱朴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457—458页。
[251]孔融：《孔少府集》，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21，扫叶山房书局影印本，1925年版。
[252]《中华谜书集成》（一），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
[253]《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3页。
[254]《中华谜书集成》（一），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
[255]钱南扬：《谜史丛谈》第20—21页。
[256]《谜史丛谈》所列甚详，见第29—54页。
[257]顾震福：《跬园谜刊三种》引永定张超南题词云：“窃从离合诗，得知君姓字。（味鲈曾作离合诗寄赠，隐君地名及姓字）”,《张黎春灯合选录》即收张起（按上说：起或作超）南（味鲈）《仿孔北海四言离合体隐闽张起南味鲈六字》，又无名氏《四言离合诗》（领表六合词客）等。《中华谜书集成》第三册，1997年版，第2733、3249、3431页。
[258]叶梦得：《石林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18页。
[259]顾震福：《跬园谜刊三种·自序》,《中华谜书集成》第三册，1997年，第2728页。
[260]胡锦贤：《离合相字史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261]周亮工辑《字触·凡例》“几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62]周亮工辑《字触》，第275页。
[263]参看张金梅《索隐批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赖晓琳：《“离合”到“索隐”文学批评方法考证》,《文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264]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谐隐》，第550页注（四）。
[265]郁庭：《谜语选录》,《中华谜书集成》（三），第2715页。
[266]《中华谜书集成》（三），第2734、2976页。
[267]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谜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