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背景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段被称作“东周”。不过，对于这烽火连天的五百多年，其实还有一个更响亮、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春秋战国时代[2]。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王权的衰落，各国诸侯竞相崛起、图谋争霸，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战国时代，经过诸侯割据和连年的兼并战争，历史的潮流又从分裂逐渐趋向统一，商鞅就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

当我们今天回望历史，那无疑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随着西周统治秩序的式微，没落的周天子傀儡般顶着天下共主的虚名，日益丧失了实际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在这个礼崩乐坏的过程中，旧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王朝的统治支离破碎，随之而起的，是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专权与下层民众的反抗，各国政权在剧烈的内部斗争中陆续更迭。与此同时，在各诸侯国之间，相互的征伐更是紧锣密鼓、接连不断。从繻葛之战的郑庄公一度“小霸”，到齐桓公尊王攘夷，霸业初成，中原地区晋、楚对峙，南方则是吴、越争霸，各诸侯国都想趁此重新洗牌之机独占鳌头、称雄天下。西周建国之时，为了拱卫王朝而分封的数百个诸侯国，经过这三百年的扫荡，绝大多数已是山河破碎，到战国时，只剩下韩、赵、魏、齐、楚、秦、燕七个大国以及若干依存于他们的小国附庸。

“战国”一词原指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韩、赵、魏、齐、楚、秦、燕七大强国，其作为时代之称，是始于西汉末年刘向编汇的《战国策》[3]。这个名称十分准确地总结、概括了七大强国攻城略地、相互兼并的时代特征，而此时，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也从春秋时代的争夺霸权转变为兼并土地。

春秋时代虽然战事频繁，但其兵戎相见的方式，北方主要以车战为主，南方主要为舟船战，军队也多由贵族及低级贵族“国人”组成。车阵会战时，一旦被敌方战车攻破战阵，军队便很难重整旗鼓，因此，这种贵族战争卷入的国家虽多，但规模相对较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进入战国时代，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不但制造出了锋利的铁质兵器，还发明了远程射杀武器——杀人于百步之外的弩，而政治、经济制度的革新又使各国兵员大增，如郡县征兵制度的实行使普通农民成为战争的主力军，军队人数动辄几十万，甚至达百万之多，战争方式也由原来的车阵战转变为大规模的步兵野战和包围战。于是，战争的时间旷日持久，战争的规模和剧烈程度日益加剧，直至达到空前惨烈的地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4]华阳之战、伊阙之战、马陵之战、函谷关之战，一场战役的死伤人数就多达惊人的数字。更有甚者，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竟然下令活埋了四十万赵军俘虏[5]。那已经束手就擒的四十万赵军是四十万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就这样顷刻间在翻飞的黄土中被全部坑杀。当战争的滔滔巨浪席卷而来，强权遮蔽了人类善性的光辉，生命卑贱得如同草芥，脆弱得如同枯枝，轻飘得如同风中飞絮，“福轻乎羽”而“祸重乎地”，危险得像是时刻行走于神箭手“羿”的弓箭射程之内[6]。“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7]，良知、正义，甚至是骨肉之间的血脉亲情，无不被唯利是图的强权政治肆意践踏，经年累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杀戮和劫掠。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这是一个何等残酷、血腥的乱世人间。

但与此同时，凝眸历史，我们却不得不说，那无疑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首先，社会的巨大动荡带来了思想的极大解放。

春秋以前，上天决定人事的神本思想笼罩着整个社会。当周人在殷商故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反思殷人对上天的虔诚供奉和上天最终对殷人的抛弃，周人已经得出“天命靡常”的理性之思。西周后期，周人的血缘宗法制度在天灾人祸的交加中行将崩溃，人间的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极度的纷争和紊乱：早在春秋初年，郑庄公就出兵大败周天子，周王室的权力已为诸侯国所颠覆；春秋末期，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诸侯的大权又接二连三地被卿大夫篡夺。而此间，下层民众推翻执政官的统治，驱逐甚至弑杀国君的事件时有发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8]，往昔不可一世的旧贵族纷纷衰败、消失，被出身贫贱者替代；昨日的一国之君今天则被迫逃奔异国，江山社稷顷刻间就换了主人。当时的人们这样描述他们的时代：“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9]百川都沸腾了，山峰也崩塌了，高耸的堤岸变成了山谷，幽深的山谷瞬间成为崛起的山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天翻地覆的现实世界动摇了上天的权威，人们质疑、进而是产生了对天道绝对神圣性的否定，不再把自身的命运归结为鬼神的意志，而是在天人关系中凸显人的力量。

据《左传》记载，昭公十八年，即公元前524年，夏五月，大火星在黄昏时出现。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天事恒象”[10]，天上发生的事昭示着人间的吉凶，鲁国的大夫梓慎说，七天之内也许就要发生火灾了。果然，风越来越大，宋、卫、陈、郑四国都起了火，大火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实，四国将发生火灾这件事，郑国的大夫裨灶在上一年就根据天象做出了预言，并说用宝物祭祀即可免除灾难，但他的建议被郑卿子产拒绝了。火灾过后，裨灶又站出来声称，如果不听从他的话向上天祈祷，郑国将再次发生灭顶的大火。当郑国人纷纷请求用玉瓒祭天时，子产断然拒绝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11]天道远，人道近，这两者并不相关，怎么能从天道而知人道？子产在关乎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毅然抛弃传统观念，坚持不行祭祀，此后，郑国也并未再次起火。

在子产之前，周内史叔兴曾在与宋襄公的问答中简明扼要地说：“吉凶由人。”[12]挣脱了天命鬼神的束缚，神在暮色中沉沦，人的意志与力量随之积蓄、迸发。这一思想的极大解放、人性与理性的张扬辉映于历史，最终孕育出士人崛起和百家争鸣的恢宏篇章。

其次，政局的大重组为个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无论是争霸还是兼并，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13]。要想在政治格局的重组中脱颖而出、力克群雄，延揽人才对于各国来说，无疑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竞争，说到底都是人才、智力和谋略的角逐。定公曾经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言而丧邦，有诸？”[14]那时候，得一人、失一言确实常常足以或兴邦救国，或丧权辱国。

春秋末年，晋卿智伯联合韩、魏的军队一起攻打赵襄子。智伯联军围困晋阳城，久攻而不克，便掘开晋水灌城。晋阳城内“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人们只能在高处搭巢居住，悬挂着锅做饭，粮食紧缺，士兵病弱不堪。赵襄子迫于无奈，准备投降。此时，他的谋臣张孟谈挺身而出，用离间计策反韩、魏两国。智伯的谋士智过对此有所察觉，提醒智伯注意防范，智伯却不以为然。结果，张孟谈的离间计致使韩、魏的军队阵前倒戈，赵襄子反败为胜；智伯则因错失智过的良言而身死、国亡、地分，被天下人耻笑 [15]。

“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16]，所以，能臣贤士被各国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楚国的王孙圉说，观射父、左史倚相等大臣比稀世美玉“白珩”还要珍贵，是真正的“国之宝也”[17]；齐威王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18]檀子、朌子、黔夫、种首这些人才，才是齐国光照千里的明珠珍宝。

一方面，较之于和平时期，在多元竞争的动荡年代里，国家和统治者对人才和智力的需求更为迫切，各诸侯国招贤纳士、豢养门客成风，如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均超过千人。另一方面，西秦东齐、南楚北燕，众多的诸侯国林立，也使得士人可以纵横驰骋于列国之间合纵连横，游说诸侯，朝秦而暮楚，拥有宽裕的选择余地和生存空间。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即知识阶层，突破了殷周世族世官制的限制，突破了世袭制对血统的要求，“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以贫贱的出身，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才能，在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和开放的上升通道中大展身手，不仅拥有车马衣食的优厚待遇、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而且还保有与君主分庭抗争的独立人格。《战国策·齐策四》记载：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一次，齐宣王召见隐士颜斶。当齐王令颜斶走上前来时，颜斶却直截了当地让齐王到他的跟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齐王左右的人指责颜斶，颜斶说，大王上前是亲近贤士，颜斶上前是趋炎附势；与其我趋炎附势，不如大王你亲近贤士啊。齐宣王怒，忿然地质问道，大王和士人谁尊贵？颜斶毫不含糊地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像颜斶这样傲视王权、屹然自立的士人风骨和气概，在先秦典籍中可谓屡见不鲜。自从秦军的铁骑踏碎了六国的夕阳，始皇帝振长策而一统宇内，在中国大一统历史的专制统治中，便再也没有几个人能直面皇权，将大丈夫的腰杆，如此这般，笔直地挺起。

最后，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同时，也为各诸侯国的奋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当西周的王朝统治轰然崩塌，辽阔的大地上群雄逐鹿，最终必然矗立起另一座更加雄伟的帝国大厦。此时，旧的统治秩序、思想观念和生活状态统统被打破，现实向何处去，家国向何处去，士人探讨着理论，政治家则进行着实践、从事着建设。不是生存、强大，就是衰落、灭亡，历史行至此处，摆在人们面前的既是你死我活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尖锐的斗争，僵化的旧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为了富国强兵，在竞争中克敌制胜，各国陆续拉开了变法图强的改革大幕。春秋战国之交，韩、赵、魏三家经过田亩制度的改革发展壮大，进而瓜分了晋国；李悝变法又使魏国一跃成为当时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随后，楚国任用吴起、齐国重用邹忌、韩国起用申不害，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摧枯拉朽，裹挟着历史向前发展。

所谓乱世出英雄，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英雄豪杰，也的确产生了英雄豪杰的时代。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继承了君位。其时正值战国中期，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韩、赵、魏、齐、楚、秦、燕七大强国马不停蹄地进行着愈演愈烈的攻伐和兼并。韩、赵、魏先是共同伐齐，之后又陷入相互之间的混战，并与秦、楚你争我夺，展开逐鹿中原的较量。残酷的战争急需强大的国力支持，眼见已经变法的国家纷纷走强，尚未变法者更加迫不及待。登基伊始，秦孝公便颁布“招贤令”，招募能使秦国迅速强大的贤人和良策。一个士人从东方应征而来，他，就是和秦王同样年轻的商鞅。也许当初，君臣二人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场相遇对于各自的人生、对于秦国的未来、对于中国历史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