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典礼那天的雨下得格外安静。我站在礼堂门口，看周砚的白衬衫洇出深浅不一的水痕，像他永远藏在镜片后的情绪。
“林小满，你还要躲我多久？“他的声音混着雨珠砸在地面，惊飞了台阶上啄食银杏果的麻雀。我攥紧帆布包带，指甲掐进掌心——那里还留着三年前替他抄笔记时，钢笔漏墨渗进皮肤的蓝黑色印记。
第一次注意到周砚是在高二的深秋。我抱着一摞作业本撞进图书馆，整叠试卷散落在穿校服的男生脚边。他蹲下身帮我捡，指腹擦过《五年高考》封面上我用荧光笔写的“林小满必上重本“，镜片后的眼睛轻轻弯了弯。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总坐在靠窗位置的男生，是全年级公认的冰山。可他会在我趴在课桌上补觉时，悄悄把我的保温杯换成温水；会在运动会我跑完三千米后，递来印着他名字的薄荷糖；甚至在我因为数学月考砸了躲在器材室哭时，举着错题本说“一起再算一遍“。
我们最默契的时刻是在晚自习。我解不出立体几何，就用橡皮在课桌中间画条歪歪扭扭的三八线，往左推推草稿纸。他总会在纸的另一端画个戴圆框眼镜的小人，旁边标着辅助线的解法。那些被橡皮擦淡的铅笔画，在毕业大扫除时被值日生用湿抹布擦得干干净净。
变故来得毫无预兆。妈妈的诊断书摊在厨房台面，消毒水的气味混着中药香缠住每个深夜。我开始在课间啃冷硬的馒头，把周砚塞给我的牛奶藏进书包夹层。他在某天放学拦住我，从纸袋里掏出保温桶：“我妈熬的山药排骨...“
“不用了。“我打断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周砚，我们不是一类人。“
他的睫毛抖了抖，像被风吹乱的银杏叶。后来的日子，他的课桌旁再没出现过我的影子。直到毕业典礼前一天，我在储物柜发现本夹着银杏叶的笔记本，扉页是他工整的字迹：“林小满的错题集“。每道题旁边都贴着便利贴，写着“这里可以用更简便的方法“或者“下次带你去吃巷口的生煎“。
此刻雨还在下，周砚伸手想替我撑伞，我后退半步，帆布包上的金属挂饰叮当作响。那是他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银杏形状的书签，背面刻着“愿君常似少年时“。
“我听说了。“他突然说，镜片上蒙着水雾，“阿姨的手术费，我可以——“
“够了！“我提高声音，有眼泪混着雨水滑落，“周砚，你难道不明白吗？有些距离，不是靠解几道题就能缩短的。“
礼堂里传来散场的铃声，毕业生们穿着学士服涌出门。周砚的白衬衫彻底湿透，贴在背上显出单薄的肩胛骨。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盒子，打开是支钢笔，银色笔帽刻着细小的银杏纹路。
“你总说我的钢笔漏墨。“他的声音轻得像飘落的银杏叶，“这支不会了。“
我接过笔的瞬间，他转身走进雨里。毕业礼炮在头顶炸开，金色纸片纷纷扬扬，像极了那年深秋我们在银杏树下捡落叶做书签的午后。温热的泪水滴在笔帽上，才发现盒底还有行小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抄笔记时故意让钢笔漏墨，只是想在我手上留个印记。“
五年后的深秋，我在市重点中学的教师办公室批改作业。窗外的银杏正盛，有个戴圆框眼镜的男生敲开办公室门，手里攥着张数学试卷：“林老师，这道题我想了三种解法，您看看哪种更合适？“
他校服口袋里露出半截银色钢笔，笔帽上的银杏纹路在阳光里闪着微光。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雨天，那个没说出口的秘密——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每次“不小心“碰倒我的保温杯，只是想确认我有没有好好喝水。
办公桌上的台历被风吹翻，露出夹在里面的银杏书签。背面的字迹已经泛黄，却依然清晰：“愿君常似少年时，愿君常伴灯火前。“
窗外的风掠过银杏枝头，有片金黄的叶子落在打开的备课本上。我拿起银色钢笔，在教案空白处画了个戴圆框眼镜的小人，旁边是道永远解不开的几何题——就像有些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写下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