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距离《哈佛看中国》出版已届十年，作为美国最高等学府之一的学者集中探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系列专访，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本书的读者一方面是中国国家智库、媒体、高校等长期关注中国特定研究的知识分子、媒体人等，他们研究或关注的问题与本书的篇章甚至多篇有重合之处，哈佛教授们对具体问题的观点或能启发他们，或让他们表示赞同，或能引发争鸣和深入思考，读者对哈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都颇为推崇和赞赏，认为应在研究工作中借鉴学习。另一方面的读者是普通大众，相较于专家学者，他们带着兴趣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全面广泛的阅读，并认为获益匪浅。一般读者缺乏了解国际知识界观点动向的窗口和平台，而且太过艰深晦涩的学术术语、模型等也让他们望而却步。本书在与哈佛相关的，充斥着“成功励志学”的出版物中冲出重围，给广大读者深刻认识中国问题的契机，和采访者一样带着问题和世界上最睿智和乐于思考的一群人进行思想交流，因而收到了大量好评。近年来，图书市场亦较少类似出版物能够继续将哈佛学者的看法意见带回中国，因此本书计划再版以飨读者。

距离首次出版，国内外形势近年来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八大、十九大的召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中国也面临如何相对平稳地管控潜在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如何管理好国际关系，如何掌控国内政治演进等挑战，特别是近几个与持续不断的疫情下中国政府的应战等。对于这些问题，有些哈佛学者或给出评价，或给出预测，并相应地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这是再次出版的另一层原因。由于本书篇幅有较大增加，内容有了进一步丰富。可以说，稿件所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有学者认为，该书堪称哈佛大学中国学的全面展示，故再版时更名为《哈佛中国学》。本书新增收录了24篇稿件，大约相当于原书三分之一的内容，其中《政治与历史卷》7篇，《经济与社会卷》8篇，《文化与学术卷》9篇，一部分是当初原版中计划收录的拾遗之作，另一部分是其他学者、记者新近对哈佛教授的访谈稿。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中所收入的篇章，无论是采访者，还是受访者，其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等都有所不同，有的可能有不正确、不妥当的地方。请读者朋友在阅读、参考时注意甄别、取舍、扬弃。

《政治与历史卷》新增各篇稿件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在《中国的新形象》中认为习近平主席国际认可度排名高，这说明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习主席访问了那么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习主席来访特别重要，所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都记着习主席的名字，同时他们觉得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他们也很有影响。未来五年，如果中国政府领导人继续推进改革进程，城市化比较顺利，5%—6%的增长速度应该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达到7%。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齐布拉特在《国家建设与民主经验》一文中认为，从历史的视角看来，同样的制度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却可能对国家能力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宪法对行政机关的限制可能使国家瘫痪，国家不再有决策能力。经济上的不平等对国家能力影响很大。当经济不平等时期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国家可能更负责、更有力。在某些转型期，可能更需要资源的集中。也许导致强国产生的因素与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或放缓的因素并不相同。国家需要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国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性组织，垄断是指资源的集中。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阿肯·冯在《参与式协商与中国的民主》一文中指出，赋权参与更接近公民真正决策的直接民主的理想，通常情况下可能是更成功的参与方式，因为在很多的咨询式参与的协商过程中，人民经常会懒得去真正参加这一过程，即使参加也不真正参与进去，因为人们知道他们说的话实际上可能既不具有效力又不重要。但如果参与讨论的公民被赋予实际权力，由政府做出承诺的话，那么情况会好很多。因为这是一种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换：在赋权协商的过程中，政府给予人们发言权和影响力，公民让渡自己参与的时间和精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亨利·萨默斯在《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一文中指出，中美两国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现在美国政府更多是从商业的短期视角来看问题。这就让谈判更加难以达成，因为双方对成功的谈判的理解并不一样。双方不应该只从商业和贸易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美好。这些正面的成就让遗留的问题看上去不值得一提。未来中国将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在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也深以为然。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著述以及中国的绘画、雕塑、陶瓷等，对很多人都颇具吸引力。孔子学院所带来的一大益处，就是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软实力很有益处。中国要增强巧实力，需要妥善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本身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因此必然是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接受多边行为准则，有能力调解诸多冲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安立在《成全球性大国，中国需慎之又慎》一文中认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作为国际力量，中国在促进发展、维护和平以及推动国际经济、健康医疗等领域合作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快速发展，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中国不必喜欢所有的国家，也不必与所有国家交朋友，但还是需要改善与一些国家及地区的关系。事实上，中国需要拥有大国支持和重要的朋友，更要处理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日本等国的关系。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副主任薛龙在《希望中国持续和平地发展》一文中认为，全世界都羡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只是逐渐回归其在亚洲中的应有地位。世界的未来发展机会在亚洲。中国继续和平地发展，中美两国长期和平共处下去，将对这两国和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意义。

《经济与社会卷》新增各篇稿件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霍尔在题为《探索发展的多样性制度建设道路》的稿件中认为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制度不是唯一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研究表明，取得经济成功不是仅有一种路径。人们可以以不同方法组织经济，同样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生产效率。前至少有两种途径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一个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为导向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个则是建立在合作协调为导向的协作市场经济。他们都是市场经济，但制度特点不同。后者建立的基础是工会和公司之间的重要关联。我们的研究解释了市场经济内不同的制度形态同样可以塑造很有效率的经济。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弘扬文化传统与培育社会价值》中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能够吸引他者）、政治价值（当国家内政外交都坚持的时候）以及对外政策（当他者认为其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时候）。对中国来讲，发展软实力也是明智战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具有吸引力，社会和谐、礼仪、孝道、同情原则等儒家价值广泛传播并深深影响了东亚地区。但今日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却恐怕远远不是美国或者欧洲的对手。因为美国和欧洲是公民社会，有很多非政府组织。软实力主要掌握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中。

哈佛大学的乔根森教授在《国家与医疗、能源和税收》中认为，中国医疗的问题仅在于对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增长的收入提供更多相应的医疗提供者。人们希望消费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因此，中国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可提供额外供应者的医疗教育系统，并使这些人与中国境内外工作的药品研发科学界人士保持联系。所以基本上政府需要追求的是供给侧的策略。因此我认为政府可以起到很大作用，有时是国家发挥主要作用，有时是省政府和大城市的政府发挥主要作用。在电力公用事业等行业，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逐步消除价格管制，能源的选择是基于市场观念而不是某个人对绿色经济的想法。但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不符。

前不久辞世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和媒体采访的热点。他在《中国的历史沿革与未来模式》一文中认为，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需要多了解全球的情况，美国的社会科学也应该加强对全球各个地区的研究。最早开始研究中国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学者本身，还担负着让美国和美国民众多了解世界的责任。中国的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发展这么快，1978年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的确有其独特的方面。

傅高义在另一篇访谈《塑造国际新秩序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一文中认为，美国独大的“单极”时代正在结束，美国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领导全球所有事务。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因此，中美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也是两国共同的责任。所以，找到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

傅高义在《不可能“脱钩”，中美应同舟共济》一文中认为，中美要双赢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中美双方要做大量的努力，要相互理解，官员们要加强对局势的正确判断。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海外军事力量，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影响美国的媒体。当然，美国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为了两国和世界的利益，美国又应努力与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合作。我们必须从中找到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的解决方案。美中双方密不可分，我们意识到彼此在同一条船上，就要同舟共济。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教授穆赫辛·穆斯塔法维在《国际视野中的城市化挑战与策略》（本书节选其中关于中国部分，标题为：“高速城市化：中国发展中的重大挑战”）中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速度的城市化。在中国，对于规划部门而言，如何对待建设与社会反馈之间的关系需要引起重视。关键是如何将从已建成项目中得到的经验应用到将来的建设中去。中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它需要有一个不断修正、完善、加强、进步的信息反馈系统。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伟林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新时期对外关系》的稿件中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仍然要建立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础之上。其实，无论是中国梦，抑或是美国梦，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凝聚和激发社会精英人士的力量。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对形势都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在一些领域要坚持合作。中美两国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会持续存在争端，中美关系现在的挑战就是中美双方要尽可能在众多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形成合作，比如贸易、投资领域等。

《文化与学术卷》新增各篇稿件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宋怡明在题为《变迁中的唐人街》的稿件中认为，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事实上早于国家概念的产生。中国人不懂融合，喜欢聚族而居，住在唐人街，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华人这样做主要不是他们自身的选择，而是住在国排华的结果，这是他们对住在国排华适应的结果。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欧立德在《如何理解满族史和清史的关系》中认为中国清代史的研究历来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但不应该把清代史和满族史分得那么开，要两者结合才有道理。从宏观上来说，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寿命，一旦它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在《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一文中认为，“中国”一词至少包含如下含义：作为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何为“中国”？这是《文学史》的自觉思考。我们一方面可以并且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其中的政治意涵并不需要特别回避，但除此以外，我们另一方面还需要照顾到其他华语地区中的文学实践。文学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受到如此重视，这既与我们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有关，此外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其间发挥作用。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在《在田野中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一文中认为，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人类学，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可以阅读多语种的文献，促进了人类学领域的交流。人类学已经超越了只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域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学。中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取向更多源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不同，但人类学发展方向是在不断演进的，中国学者应兼收并蓄，通过研究其他社会文化来理解这些文化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通过田野调查能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研究问题。

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克鲁尼教授在《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比较神学与中国》一文中认为，跨越宗教和文化边界的学习，不止一条路子。不过，比较神学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照顾到各方的交流方式。利玛窦的根本使命是进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他是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他懂得，他既应该传播新文化，同时也要接受本土文化。在文化的层面来说，既要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又要自身受惠于中国文化。我所倡导的比较神学，与此类似，既致力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也期望对其他文化和宗教进行深度学习。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在《海外中国研究的“精彩”时刻》一文中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通过传统文化符号来展示当代政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强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也可以看到对文化传统的强调。如习近平主席访问曲阜、参观孔府，通过“重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向民众传递出当下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塑造共同的认同感。现在无论是研究人文社科还是研究专业技术的学者，都对中国研究越来越有兴趣。中国研究已经不再和过去一样是个“新奇”的领域，对美国很多大学来说也不再是个“奢侈”的课程，相反，它已经成为大学的基本课程，无论是教员的教学研究实力还是学生的学习热情都在逐年看涨。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鲁·戈登在《中日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之对比》一文中认为，中产阶级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起初，真正能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并不多，后来，真正能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多，但将之作为一个梦，这一点十分重要。世界各地的消费正在从物质商品向精神商品转移，这种转移依然处在进行过程中。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认知和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文理教育的终极目标与学者的责任担当》一文中认为，“文理教育”（education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但如今在美国，其地位却岌岌可危。毫无疑问，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认为“自由教育”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是可取的。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羡慕威廉姆斯学院、耶鲁、斯坦福、波莫纳学院等大学的毕业生身上所具有的广泛见识、批判性思维技能、综合能力、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

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在《数字化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现代领导力的培养应该基于“学习”，不应该只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要给学生介绍全世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的智慧，中国学者自己应该去判断“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的价值。

张冠梓

202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