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冯国璋与北洋集团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对晚清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湘系集团—淮系集团—北洋集团承接而起，成为领导晚清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湘军自咸丰二年办团练始，迄光绪六年左宗棠大定回疆，为时盖三十年。自是以还，湘军之事业无闻焉。淮军自同治四年曾国藩陈湘军暮气不可用，荐李鸿章自代，遂以李节制各军，迄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之败，为时亦三十年，自是以还，淮军之事业无闻焉。小站练兵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较湘淮军有过之无不及也。明乎递嬗之迹，以其时考之则可矣。”[2]1895—1911年，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在北洋新政中迅速崛起，成为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关键力量。北洋集团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3]。北洋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曾国藩及李鸿章的湘淮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它“不仅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势，而且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等一大片地盘，连京师也在他的势力笼罩之下。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4]。关于北洋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张一麐曾言：“光绪三十年间，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事权日重，往往有言官弹劾，赖中朝信任，未为动摇。”[5]在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袁世凯编练新军、拓展北洋军事势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小站练兵开始，“北洋三杰”与袁世凯之间逐渐形成了紧密关系，对清末民初政局影响甚大。对此，徐世昌曾言：“就军人方面言，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6]冯国璋能为“北洋三杰”之一，与他本身过硬的军事素质及在清末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

一 冯国璋军事素质出众，奋发有为

（一）冯国璋早期履历：从穷书生到将军的蜕变

冯国璋（1859—1919），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凭借时代赋予的机遇及自己的努力，伴随北洋集团崛起而步步高升，并成为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关于冯国璋的出身，张一麐曾言：

公姓冯氏，讳国璋，字华符。直隶河间人，为明开国勋臣冯胜之后，永乐北徙，冯氏由应天著籍河间。清之初叶，有任将军者。其后，家世耕读。所居为河间城外之诗经村，即汉毛公讲学处。田园之乐，诗书之泽，迨公祖若父时，尤丰亨豫。大父春棠，有子四人，公其季也。昆季性均豪放，不事家人生产，读书余暇，恒走马击剑为乐。又比岁荒歉，则益困，赠公折卖房屋，以供子束脩。至公就傅时，乃无一椽之庇。[7]

冯国璋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晚清社会大变革时期。以耕读传家的直隶河间冯氏家族，在冯国璋出生时已经落败。因此，冯国璋在青少年时便要经历普通农家孩子一样艰难谋生的考验。既无祖上荫庇，冯国璋只能靠自身的努力谋取晋身之阶。从其早期履历来看，冯国璋“少有大志，抱揽辔澄清之怀”[8]，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在张一麐看来，“公幼而岐嚣。氲槠临时局。慨然有潜洁天下之志。论事不作凡沂语”。[9]1895年8月，冯国璋曾在赴日途次赋诗一首，展现出兴国安邦的豪情壮志。

东赴日本过马关，

低首伤心恨难言。

暗立兴国安邦志，

青云直上九重天。[10]

冯国璋的壮年时期正值清末军事变革时代，他积极努力、奋发有为，并因袁世凯赏识而得到不断升迁的机会。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当时正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的冯国璋向清廷造呈履历清册，详见表1—1。

表1—1 冯国璋早期履历

续表

（二）冯国璋发迹之原因：人生当自强

冯国璋早年在家乡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本有志于走科举道路，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但是，冯国璋因家庭经济困顿，无力继续学业，为维持家计，被迫投笔从戎，在1885年“投效大沽直字营”。从冯国璋早期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一度想返回传统的科举道路，无奈应试之路难以维系。正值冯国璋处于困顿之际，时李鸿章“惩于淮军之暮气，创设武备学堂于天津，征取各营颖异之士，祺即以公应”[11]。冯国璋在北洋武备学堂接受正规的西式军事教育，在多次考试选拔中成绩优等，锻造了较高的军事素质，从而为后来的人生境遇的改变奠定了基础。冯国璋本一介书生，迫于形势接受了近代军事教育，后来却因缘际会得到袁世凯的重用，为辅助袁氏编练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北洋集团的骨干班底。冯国璋在民初先后出任直隶、江苏都督（将军），执掌一方权柄，进而由副总统到代理大总统，从而成为民初权重一时的历史人物。

在清末二十余年间，冯国璋从一个农民子弟逐渐跃升为清廷赖以倚重的军事大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时代变革所赋予的历史机遇，也有获得贵人的提点和器重，但更为关键的是自己拼搏努力而改变命运的奋斗。

1.时代机遇

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冯国璋施展所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清末军制改革以前，淮军将领主要是武举选拔军官以及以军功授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军校毕业生的发展。“庚寅，（冯国璋）学成毕业，留校为教员，诸生帖然钦服。当是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陈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文忠虽知之，固亦无以易诸将也。毕业诸生，多淹滞侘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称其才。”[12]这种旧军官任职制度严重制约了淮军现代化全面发展。

在甲午战争中，湘淮军制的窳败全面暴露，由此导致战争失败又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危机。随着危机日益加深，统治者越发认识到“现在时局多艰，国势积弱，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亦非练兵无以保民”[13]。于是，在甲午战后清廷上下“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14]。为应对危机，地方督抚大员主张对原有军制全面更张，练兵“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习营垒测绘”，主张在军事装备、军事技术、战术及军制饷章等各方面“皆效西法”[15]。清廷要编练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国防军，就必须要有大量的懂得西方军事技术的新式军官，并依靠这些军官来编练具备现代化军事素质的士兵。

为应对时势所需，清廷在军制上进行改革，实行由军校毕业生取代传统武官来出任军官的任职制度。1901年9月，清廷发布停止武科的上谕，“承认了受过技术训练的军官的价值”[16]。清廷确立的这种新军官任职制度为在新式军事学堂接受军事教育的学兵提供了有利的晋升机遇。而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在甲午战后的迅猛发展，对于在北洋武备学堂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冯国璋而言，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2.过硬的军事能力

冯国璋具有较好的军事素质和实战水平，为其赢得施展才能的机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军事素质较高。冯国璋在北洋武备学堂接受的是正规的西式军事教育，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武备学堂之初，非常重视选拔优秀的青年士兵入学。1886年北洋武备学堂推行入学选拔考试制度，李鸿章规定“今拟请通饬各营将领，于弁目子弟中，择其文义粗通、年龄尚轻、质地灵敏、气体强壮、相貌魁伟者为式，由各营挑选二名，考验如式，再行咨送。一月以后，由本堂察看，如有不堪造就者，仍咨遣回营，挑留学习，拟以百人为额”[17]。冯国璋是在1886年八月由大沽直字营选拔咨送入学的，应该说自身的条件是不错的。在入学后，冯国璋学习亦非常努力，“公潜心力学，每试辄冠其曹”[18]。北洋武备学堂的军事教学仿自德国，军事教习亦主要来自德国，因而在当时中国陆军军事教育中独树一帜。李鸿章曾向清廷奏报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学成果，并给予了充分肯定：“迭经派员月试季考，并臣亲自考验，该弁兵、学生于测绘算化诸学，并马队、炮队操演阵式技艺及炮台、营垒工程做法，一律娴熟，洞悉窍要，实属成效昭然，有俾武备。”[19]因此，冯国璋经过在北洋武备学堂几年系统地军事学习，已经具备了较高军事素质。

（2）实战能力较强。冯国璋拥有基层部队的历练经历，又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战斗，并发挥了较好的实战水平。虽然，冯国璋在军事学堂接受了较好的军事教育，但是武备学生在北洋各营“各老将视之不重”[20]。冯国璋为实现抱负，“公辗转兵间，依功军统领聂忠节公士成麾下”。1893年10月—1894年5月，冯国璋奉命跟随聂士成赴东三省进行军事视察，详细记载边地地形风貌并制作地图。此次考察日记在《东游纪程》中有详细记录。聂士成一行于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从天津芦台出发，路经东三省、朝鲜、清俄边界63个城市，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返回芦台，行程三万三千里。冯国璋以亲身经历协助聂士成撰写了《东游纪程》。该书记载了聂士成带领武备学堂学生巡视东三省沿途道里、山川地理、人情习俗，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中俄边界的驻军情况。对此段经历，张一麐曾言：“公以东三省与俄接壤，穷冬蒙犯霜雪，乘耙犁周行边界，调其屯垒鄂博以及山川厄塞，过目而诵于心，如烛照数计。自冬徂春，乃返芦台报命。”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冯国璋跟随聂士成参加了对日战斗，在朝鲜及东北与日军多次较量，表现出较高的军事素质。在甲午战争中，冯国璋奉命办理粮饷军械等差，对此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有记载：“乙未年（1895），新正初四日，回下马塘，留队驻守。初八日，派冯国璋赴津领军械，禀请傅相速调功字营来。”[21]在实战中，冯国璋屡抗顽敌，协助聂士成坚守阵地。“忠节悉公能，会甲午军前，凡战术军储，多资以擘画。是役惟功军独全，且屡与敌抗有战绩。论者多忠节之知人，是为公用兵发轫之始。”因为有冯国璋等新式军官的大力襄助，“辽东一役，提臣聂士成参用西法，迭有克捷，日本甚惮之”[22]。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冯国璋因“攻克连山关分水岭等要隘案内出力”得到清廷嘉奖，“以知县俟分省后归候补班补用，并加五品顶戴”[23]。因冯国璋在战争中后勤保障较为出色，故而“东事既藏，忠节驻屯芦防，委办军械局”[24]。

（3）军事视野较宽。自1895年8月—1898年7月间，冯国璋以中国驻日公使裕庚的军事随员的身份出使日本，潜心学习日本的军事典章制度。[25]对此，张一麐曾记载：“会裕京卿庚出使日本，欲得南北洋具军事知识者与俱，以沟通中外武学。忠节以公名荐充武随员。日本军学方孟晋，公以夙所诵习，参伍考证，日与其将校游，如故陆军大将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等，皆时时过从。研览其图籍章制，日积月累，成书数大册，归而上之忠节。”[26]这表明冯国璋能够跟随裕庚赴日是聂士成推荐的结果，但这也是以冯国璋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为前提。冯国璋在日本三年广泛交游日本军界，并虚心学习日本军事，拓展了自身的军事视野，提升了自己的军事素质。裕庚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六月回国，并于七月初五日开单奏保冯国璋，“请免补本班，俟分省后以直隶州知州归候补班补用，并加四品衔”。[27]冯国璋将自己在日本所学撰写成兵书，后该书被聂士成转呈袁世凯，从而成为冯国璋进入小站练兵的敲门砖。

3.深得袁世凯器重

因袁世凯的提携和重用，冯国璋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甲午战后，清廷高度重视整军经武，“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28]。在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历程中，袁世凯编练新军成效最为突出，升迁也尤为迅速。袁世凯在小站成功编练新建陆军，在山东又大力扩展武卫右军，在直隶总督任上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将北洋集团由一个军事集团拓展为一个左右清末政局的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编练新军非常注重新式军官的作用，对有能力的军官亦委以重任。“袁世凯提拔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等武备学堂学生作为他的左右手，从小站开始，直到北洋六镇的成立，都是以武备学堂系的学生为骨干。”[29]“北洋三杰”作为袁世凯大力推进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骨干力量，为袁氏发迹及北洋集团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得到袁世凯的大力提携重用，由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被提拔为军政要员。

在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冯国璋忠实地履行职责，在新军编练、军事学堂教育以及残酷镇压义和团等方面不遗余力，因表现突出而得到袁世凯的多次奏保。在1901—1905年的四年间，冯国璋就先后得到袁世凯的四次奏保，身份不断提升，从一名候补道员逐渐晋升为拥有二品衔的军官，并交军机处存记。[30]练兵处成立后，冯国璋又被袁世凯推荐到中央任职，派充军令司副使，从而成为一名地位显赫的军政大员。

二 冯国璋在北洋集团崛起中的作用

清末，冯国璋作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其个人命运与北洋集团发展休戚相关。作为北洋武备生的杰出代表，冯国璋在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北洋集团崛起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冯国璋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重要助手

甲午战后，“清廷以袁继李，意在集李之‘淮军’旧人，练兵图强”。因而，“袁世凯练兵，动机起于对外”[31]。袁世凯在小站督练陆军倾注大量心血，有针对性地按照西方军队的制度和做法进行操练，并整顿军纪，严格执行军律。“袁世凯热心任事，以此次练兵为最”[32]。袁世凯在短短几年中就训练出一支新式军队，成为甲午战后练兵声誉最著者。小站练兵的成功既成就了袁世凯，也为冯国璋的升迁带来机遇。冯国璋是以小站练兵为契机，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并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形成了双方较为紧密的关系。

袁世凯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接练新军”，十一月初六日奏“报成军，分步兵为左右两翼、左翼两营，右翼三营；炮队则分为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接应炮队共三队；马队则分四队”[33]。袁世凯深知练兵须先选将，于是向清廷要求“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袁世凯“皆选宿将及有根底之学生，使督率营伍，研究操法”[34]。袁世凯以练兵的方式通过筛选、吸纳一批干部队伍，形成了北洋集团的小站班底。在小站班底的武职成员中，主要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北洋武备生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杨荣泰、徐邦杰、梁华殿、雷震春等人，另一部分为淮系旧将领如姜桂题、张勋等。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伊始，冯国璋尚出使日本。从1895年8月冯国璋就作为随员与裕庚出使日本，期满三年。在1898年归国后，冯国璋曾经将所撰写的兵书上陈聂士成，“忠节未遑深考，乃上诸前大总统项城袁公，则以为鸿宝也，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35]。因此，冯国璋优良的军事素养背景，特别是军事理论功底正符合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所急需军事人才的要求。“是年（1898——编者注）蒙前督练新建陆军袁由日本调回直隶，派充会办督操营务处。”[36]

袁世凯征调冯国璋到小站，并将其委任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在小站认真履行职责，为袁世凯成功编练新建陆军做出了贡献。

（1）“训练操法，整饬规矩”。作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全身投入督练教育军队。此外，还经常考试检察各队。根据分工，冯国璋负责会同洋员巴森斯考阅炮队各哨。对此，在徐世昌日记中亦有记载：“戊戌，二月初二日，监考炮队学堂兵官。夜拟题目。”“二月初五日，华甫来此拟题。”“二月初六日，晨起偕冯华甫到炮队考试兵官学堂学生，日西散场试竣。”[37]

新建陆军的训练效果如何，不仅关涉到各营统带的直接利益，而且与督操营务处亦有很大的关联。“照得各营督操官原有整顿操规之责，所有操场规法，均应认真讲求。乃近闻兵丁在操场任意自便，凡遇告便等事，离队归队，均不禀明。每有病兵，并不令护勇扶持，辄任多人前往看视，殊属不成事体。合行传仰督操官认真稽查，嗣后倘再有上项情弊，除将该管官长究办外，仍以该督操官是问。”袁世凯全力编练新军，在小站练兵各项规定非常严格，而且经常亲自查验训练效果。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中有功必奖，有过必罚，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昨经亲校，并再三申戒，至今日复阅，仍多参差，未能合式。且闻阵内时有人声，殊不成事体。”而“照得训练操法，整饬规矩，乃各统将营务处之专责也”[38]。于是，督操营务处景启、冯国璋、马龙标等与各营统带龚元友、段祺瑞等均受到严厉处罚，有功者销去记功一次，无功者则先记过一次。正是袁世凯通过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督促各级军官倾力编练新军，于是新建陆军“三月而军气大振，三年而军誉冠全球焉”[39]。

（2）参与建章立制。冯国璋根据自己对日本军制和军事教育的观察所得，按照实际需要修订了一整套营制军规、训练章程、考核奖惩条例和教育原则等。在小站练兵期间，“公为之集兵学专家讨论折中，而兵法操典营制饷章，以及各项图说，次第成书”[40]。冯国璋编写的规章制度注重贯彻新兵法的精神，既规范具体，又便于操作。如《操场暂行规则》从操练时间、洋号传操次数，出队前应行事项、入场规程、操演阵式、操毕收队、出操日记、武器擦拭损锈罚则、新补兵丁加操等项官兵注意细节，共20条[41]。

更值得一提的是，冯国璋与段祺瑞、王士珍等人主持编纂了新军训练和教育用书。1899年8月23日，袁世凯向清廷汇报将新建陆军平日训练详细记载，“并督选兵学素优之同知段祺瑞、直隶州知州冯国璋、守备王士珍将各项操法绘图立说，计共造成清册十二本、阵图一本、图说清单一件，一并恭呈御览”[42]。言敦源在《题记》中特别指出：“以下各页，皆光绪己亥夏秋之交，督办新建陆军时幕僚给事之作。商榷文字，以徐公为首，而合肥段公、正定王公、河间冯公皆在给事之列。”[43]《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自编陆军军事教材，既有理论的宏阔论述，又有详细的操作程序及训练要领，为有效提升新建陆军的编练水平提供了保障。后来，该书成为清末新军训练的最基本教材，并为各省军事学堂所必备。此外，冯国璋还与段祺瑞、王士珍等编辑《新建陆军编练录存》。尚秉和曾言：“公（王士珍）乃与段公祺瑞、冯公国璋编纂《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及《兵略录存》奏上，政府嘉奖。”[44]

（3）步兵学堂总教头。清末练兵因旧式将领难以适应军事早期现代化的需要，故而对新式军官需求巨大。袁世凯就认为：“中国旧有将弁，……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以之悍御外侮，恐心无制胜之道。”袁世凯在获得练兵权后，“到营察看情形，尤觉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45]，决心自己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以满足编练新军的需要。

于是，袁世凯在小站建立随营学堂，以魏贝尔为德文学堂总教习，任命景启为监督，选派部分北洋武备生为内堂外场帮教习。以段祺瑞充当炮兵学堂监督兼代理总教习，选录部分武备优等生教授测算、舆图、垒台、炮法等学。以梁华殿充当步兵学堂监督兼代理总教习。聘任马队教习曼德充当骑兵学堂教习。其中，梁华殿对军事学很有研究，为小站的特殊人才，但因一次夜间演习野战渡河时失足坠河而亡。[46]

此后，袁世凯委任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负责梁氏所办各项事宜，“自是将军既得重用而名亦益著”[47]。冯国璋在接任后对步兵学堂切实讲习武备各学，培养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而袁世凯不断将这些军事人才派充新建陆军的下级军官，其中不少人成为此后编练北洋新军的重要力量。因而，小站随营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亦被视为小站班底成员。在袁世凯北洋练兵时期，小站随营毕业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北洋集团的新生代力量。[48]

（二）冯国璋是袁世凯稳定山东局势的主要助手

1899年，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迅速，并向直隶蔓延。义和团运动得到清廷保守势力的大力支持，“诸近支王、贝勒，皆以逞一时之快，大庭广众，大声疾呼”[49]，由直鲁迅速拓展至京畿地区，从而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义和团既有保家卫国的合理性，又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因“洋势日张，教堂肆虐”[50]，特别是德国强占胶澳后，横暴不已，导致民教冲突不断，群众反洋情绪高涨。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等人对义和团采取抚绥政策，先后迭遭撤换。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后，在荣禄的支持下，采用了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的意见，采取军事手段果断有效地处置了山东义和团，为其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总之，袁世凯在山东的两年，是北洋集团崛起的契机。期间，冯国璋既积极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扩充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又执行严厉镇压义和团的政策，为袁世凯获得隆隆而上的政治声誉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

在袁世凯到达山东之前，当地的形势就极为复杂，外有强敌凌伺，内有各地团民风起云涌，教民冲突不断。为应付德国的挑衅，清廷调派出新建陆军一部赴山东加以防范。“二十四年，德既租胶澳，其传教士屡与居民龃龉，德兵遂借口侵我青州。诏新建陆军为先锋移驻德州，聂公士成移驻沧州备战。”[51]鉴于山东非常严峻的形势，清廷再次命令武卫右军进驻山东。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上谕：“著袁世凯所部各营选派得力将官统带操演行军队先赴德州，迤逦而前，绕往沂州一带地方，相机屯扎，随时操练。”[52]1899年底，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到任后的山东形势越发严峻，“山东形势地居要冲，为海运河运所必经，实南北洋之枢纽。自德踞胶澳、英租威海，密迩强敌肘腋滋虞。而德人修造铁路，极意经营……而民教案件尤为倍极烦琐。以今日之东省较诸数年以前情势悬殊，迥非昔比”[53]。为应对如此繁杂的局面，荣禄奏请清廷要求将“小站各营队，悉数调赴山东，择要布置”，然而“武卫右军仅七千人，只可专备一路，实属不敷分布”。袁世凯认为“强敌构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遂向清廷提出“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等四种防范之策。[54]为此，袁世凯向清廷提出将山东旧军进行根本改造，用西式方法来编练成一支新军，是为武卫右军先锋队。

“光绪二十五年，袁任山东巡抚而调武卫右军同往，派将军兼管山东全省督操营务处。”[55]1900年3月，冯国璋被派任督操营务处总办，负责将山东34个勇营改编训练为新式步、骑、炮兵20营，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有效地扩充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山东旧军在改练之前，营哨官弁“弊窦丛生，几与绿营标兵习气相等”，“且营制纷杂，号令不齐”。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冯国璋等人仿照武卫右军营制，“痛除积习，认真训练”[56]，逐步将一支旧军改造成为一支新式队伍。

1900年秋，袁世凯在济南举行新军操演，并邀请德国驻胶济总督观操。冯国璋任操演总指挥，中国新军“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57]。德国驻胶州总督看到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指挥的新军操练精准娴熟，誉“此三人者，北洋三杰也”[58]。此后，“北洋三杰”一直为袁世凯所重用，他们的升迁速度及在北洋集团中的地位，是其他武备学堂毕业生不可比拟的。“‘北洋三杰’成为袁世凯编练新军的三根支柱”[59]，亦是北洋集团武备派势力的核心，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政局演变中的重要人物。正如张国淦所言，“其中号称北洋三杰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到民国后且进而继袁世凯以主持北洋”[60]。

2.冯国璋以武力驱逐义和团

袁世凯到达山东之后，一改前面几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的抚绥政策，采取军事高压的手段严厉剿灭。冯国璋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率部驻守德州，此处“为山东门户，近接京畿，东南孔道，水陆通衢”[61]。在驻守德州期间，冯国璋执行安内攘外任务，既肃清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又阻止北上义和团回归鲁境，有效地控制了形势。袁世凯依靠新式军队，对山东义和团采取高压态势，严阵以待，“故山东秩序安宁，得为东南之保障”[62]。

对于冯国璋在山东的作为，张一麐评价道：“袁公命公驻德州扼其冲。先是，直隶教民受拳匪之害颇剧，或引联军深入，冀复仇。保定、河间、沧州、深、冀一带，遍地烽火，至德州，则敛兵不进，如画鸿沟。北方避难者，狼狈至山东，公言于袁公，为东道主，且收其材武力己用。袁公因以收众望，举足系天下重轻，公实左右之。”[63]冯国璋因防范义和团有功，获得袁世凯的更多青睐，职务不断升迁。“（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蒙前山东抚提部院袁开单奏保，请免本班，以知府仍分省任用，并加盐运使。”[64]

3.办理武卫右军随营学堂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十二日，荣禄奏请设立武卫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随即，小站随营学堂更名为武卫右军随营学堂。

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约七千人，武卫右军先锋队约一万人，队伍迅速扩充，对新式军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小站到山东，随营学堂已开办多年，为袁世凯培养了不少军事干部。袁世凯在向清廷的褒奖案中指出：“臣维讲武为今日要务，选将为讲武要图，而学堂又为将才自出，泰西各国，莫不于此加意讲求。臣因时才难，是以分设随营学堂，冀可广储干城之选。……教习员司朝夕督课，成就甚广，……各学生南北随营，循序程功，寒暑不辍，……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弁官弁，亦多取材于此。”[65]武卫右军随营学堂的军事教育既提高了武卫右军的军事素质，又为各地督抚编练新军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军事人才。

武卫右军随营学堂的军事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北洋集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干部来源。袁世凯对武卫右军随营学堂出力人员给予了赞誉，向清廷并案请奖。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正值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两届期满，冯国璋因在事尤为出力，“蒙钦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袁汇案奏保，请免补本班，以道员仍分省补用”[66]。

（三）冯国璋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培养军事骨干力量

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最终获得清廷及西方列强的赞誉，又因为袁氏所统摄的新军没有与八国联军直接对峙而得以保存，从此被清廷倚为干城。经历庚子之变，惩于辛丑之痛，清廷更为重视“整军经武”，愈加认识到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对于维护王朝统治具有极大意义。

1.为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

1901年12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开启北洋新政。“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67]1902—190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而北洋陆军之声誉，遂布满全国”[68]，成为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最突出成果。袁世凯大办北洋新政，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从而构建起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北洋新政“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从司法改革到城市治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同时，“袁世凯在推行北洋新政的过程中广泛招揽各方面的人才，大大扩展了小站班底，北洋集团正式形成”[69]。在此期间，冯国璋奋发有为，协助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躬身于北洋军事教育，为北洋集团正式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督直之后，立即编练北洋常备军，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01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奏称：“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拟先募精壮，赶速操练，分布填扎。”[70]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北洋军政司，“以立其体而握其枢”。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分别为刘永庆、段祺瑞和冯国璋。“查有分省补用知府冯国璋才具明通，谙练武备，堪以委令总办。”[71]教练处“秉承督办施行教育，凡训练士卒，请求战备各事皆隶之。其所属分为三股：一曰教育、二曰校兵、三曰海防。总办一员、帮办二员”[72]，以李纯和南元超为提调，主要负责对新军的教育与训练。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乃至北洋六镇，以“北洋三杰”的贡献最大。王士珍后来取代刘永庆出任兵备处总办，同时兼任带队训练工作，“以公充步队第一协统领兼督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俾划一整齐”[73]。王士珍出任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后任北洋第一镇统制官。段祺瑞既带队训练工作，又兼任北洋部分军事学堂教务工作，后来先后出任北洋第三、四、六镇统制官。与王、段两人相比较，冯国璋在编练北洋六镇过程中，尤为突出的是主持北洋军事教育，为北洋六镇成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成为袁世凯成功创办北洋军事学堂的最为得力的助手。[74]

张一麐全面总结了冯国璋在办理北洋军事学堂方面的贡献：

公则为教练处总办，先设练官营，以张君士钰为帮办，遴派教员，修明操法。于是北洋旧有之军与新成之军，教练渐归一律。袁公建议设陆军学堂，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计十二年毕业，而先设陆军速成学校，以应缓急之用，一委公经营缔造。公于保定建陆军学堂斋舍、操场，以及仪器、自修各室，皆取各国新制。复延聘外国军学家以广教材，而师范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亦附设于其中。又于直隶各属，分设陆军小学堂，以备中学之选。其时淮军宿将，多若积薪，弃之则无以恤前劳，任之则与新者又格不相入。袁公又建议设将弁学堂，仍一委之公。淮军宿将于于而来，年之高者且逾六十，武职则至提镇，文职则至道员，且有侍卫一班，以宫禁之虎臣，厕于诸生之列，资望既峻，约束良难。公独刚柔得中，四方才俊，一听公部勒。举北洋各学堂造就之众，至数千人。今之上而统帅，下而校尉，内而部曹，外而幕职，凡北洋军学出身者，非同学，即其门下士也。自其任教练时，淬厉人才，讲求韬略，设陆军编译局，而以武学官书局分布各省。各省言军事者，于是靡然从风矣。[75]

2.冯国璋推进清末军事教育现代化

（1）为北洋集团培养军事人才。自1903年以来，冯国璋先后参与、督理、主持一批军事学堂，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直隶练官营学堂、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等。[76]“经冯国璋之手，培养了大批既懂得近代军事技术，又有浓厚的北洋派系观念的军官，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77]

（2）推进清末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光绪二十七年冬，袁氏升任直督，改练新军、开办学堂、创设督练处。其章程多出于三杰之手。而军事教育尤以将军之力居多焉。将军随袁回北洋后，先任教练处总办，继任北洋陆军各学堂督办。终则任北京练兵处军学使正使，几无一日不在军学界也。”[78]冯国璋与段祺瑞先后主持各类军事学堂，为北洋及各省编练新军训练军官。正如时人所论：“二公创兴军学，先后襄办北洋陆军学校近十稔，成就学生者数千百人，而独居深念，其愤时忧世慷慨激昂之志，未尝一日稍息。”[79]冯国璋主持的北洋军事学堂成效显著，成为清末军事教育的模范。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徐世昌、长庚奏报考验北洋陆军情形，清廷发布上谕：“督办陆军学堂之分省补用道冯国璋，于学堂学务，具有成效，并著传旨嘉奖。”[80]

（3）冯国璋与王士珍、段祺瑞等编订北洋常备军制。北洋军制借鉴西方现代军制，采用常备、续备和后备军制，“伏查各国兵制，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预征调”[81]。北洋常备军悉仿德国军制，“于是北洋新政，声威甲于全国”[82]。1902年6月，袁世凯向清廷奏报北洋常备军厘定营制饷章，得到清廷嘉许。1902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廷上谕：“饬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83]，向各省推广常备军制，由此北洋常备军制成为清末练兵的统一营制。

（4）编译军事教材。在“北洋三杰”中，以冯国璋的军事理论素养为佳。在主持北洋军事教育以及任职练兵处期间，冯国璋注重借鉴外国军事理论，一方面翻译西方兵书，另一方面在各地设立武学书局推广西式军事理论。清末军事教育以西学为蓝本，并与中国军队的实际相结合。在这一方面，冯国璋的成绩比较突出。冯国璋在躬身于军事教练的同时，在撰写军事著作上付出了不少心血。已有研究者认为，冯国璋曾经用极大的精力主编了大量的军事教材，如保定图书馆收藏的数十种教材多是经其审阅的，并且他还为其中一些教材写了序言。[84]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一本《初级指挥官勤务教科书》，便是由冯国璋审定，成为全国通用的军事教材。冯国璋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兹选各国军队教科书之最善者以为蓝本，间参以愚见，嘱金君永炎编译成书，分为八篇，适当初级指挥官之程度，而于教育目的之所达，方针之所在，言之綦详，尤取重精神教育，其他一切统御兵丁之方法，对上待下之机宜，为军人所必知者，亦莫不逐条悉述。”[85]该书分为八部分：第一篇：总论；第二篇：军人之本分：第三篇：军人之德仪；第四篇：战术学之大要；第五篇：教育；第六篇：内务；第七篇：统御术；第八篇：初级指挥官之心得。冯国璋的军事见解贯穿于全书始终，是清末难得的一本军事编译教科书。

综上所述，冯国璋在清末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北洋三杰”中，冯国璋主要致力于军事学堂教育，为袁世凯成功编练北洋六镇准备了军事干部。冯国璋为北洋集团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亦是新式军人的一个代表，而且还为北洋集团培育了大批新式军人。此外，冯国璋参与建章立制，为各省编练新军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从而扩大了其在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方面的重要影响。鉴于冯国璋在北洋练兵期间的突出贡献，袁世凯对冯氏不断褒奖、提携和重用，从而使其成为北洋集团核心成员，亦成为清末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军政大员。

3.冯国璋屡获袁世凯提携

1902—1907年，袁世凯多次向清廷奏保冯国璋。“是年（1902）因剿平直隶拳土各匪案内出力，蒙钦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袁汇案奏保，请加二品衔，经部议驳，复蒙奏保，于十二月三十日奉朱批，着仍照原保给奖。”[86]

1903年十一月，袁世凯推荐冯国璋兼任练兵处军令司副使，“（冯）自可驻保经理学堂事务，唯仍须随时来京，兼顾本司差务”[87]。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冯国璋出任练兵处军学司正使。

1906年1月10日，因冯国璋办理北洋将弁学堂成效显著，袁世凯向清廷奏保称：“二品衔署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分省补用道冯国璋，学术明通，精娴武备。……上年复委督办武备各学堂事宜，创始经营，不遗余力。……此次将弁学堂全班毕业，该员始终其事，成效昭然。在事各员，既经臣择优请奖，似该员独着勤劳，自应优予奖励，以资鼓舞。”最终，冯国璋获得“交军机处存记”的奖励。

1907年4月3日，因冯国璋办理武备学堂有功，袁世凯再次为其向清廷请功奖励：“经臣行令署副都统冯国璋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受事之始，大乱初平，旧时学堂，鞠为茂草，几至无以着手，该署副都统，统筹全局，躬任其难，督饬员司，同心协力，课程亲加厘定，教术务戒纷歧，规则维严，陶熔甚广。计自开办以来，迄于该署副都统调京之日，时逾四载，功效彰明。其前已告竣者，如练官营、将弁学堂，成就不下千员，此次速成各学堂，成就又七百人。而由堂遣赴东西各国留学人数，尚不在内。成材之众，近所罕见。在事人员，已先后择尤（优）请奖，该署副都统实为功首，自未便独令向隅。”[88]于是，清廷发布谕令：“以办理北洋武备学堂成绩昭著赏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冯国璋三代正一品封典。”[89]

（四）冯国璋在清末全国新军编练中成绩斐然

冯国璋从小站练兵开始就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重要助手，在袁氏不断提携下进入中央军政部门，从而在清末军事现代化中大显身手。

1.冯国璋与练兵处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讫宣统三年（1911），“是期可谓军事狂热时代。在朝则曰练兵，在野则曰军国，而官民并进，新旧杂糅”[90]。1903年12月，清廷为统一全国军制并加强中央集权，“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91]。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和军学三司。袁世凯推荐“北洋三杰”在练兵处任职，实际上主持了练兵处的日常工作。“时练兵处训练大臣皆王公及宰相兼领，其编定营制，厘定饷章，及军屯要扼，皆公及冯段诸公主之，王大臣画诺而已。”[92]事实上，领练兵处大臣奕劻等人处理全国军务必须依靠王、段、冯三人，由此练兵处的决策权无形中便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练兵处工作大多是业务性很强的事务，只有知兵大员才能胜任。练兵处在从1903年12月设立至1906年11月合并到陆军部的三年中，是新军编练成效最显著、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表现在：第一，统一了全国新军的营制饷章；第二，统一了各类陆军学堂章制，拟定了派遣陆军留学办法；第三，制定了新军军官制度和军衔制度；第四，规划了新军发展的长远目标，练就了清末新军的主体；第五，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新军河间、彰德会操。[93]冯国璋领军令司副使，有一年多的时间往来北京、保定之间，既要主持保定的北洋军事各学堂事务，还要兼顾练兵处军令司相关业务。练兵处既是清末练兵的最高指挥机构，又是最为重要的办理练兵事宜部门。“凡营制饷章，军规军礼，及冠服之区别，与图之测绘，旗章之制造，服装之筹备，并各项学堂之设立，各国学生之派遣，与夫军人任职补官等各种章程规则，以次拟定，陆续奏准施行。”因此，练兵处对清末编练新军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如时人所论：“综计练兵处之设，前后不足四年，然时虽不久，而当时新军制度，悉由处订定颁行，各省视之，均奉为金科玉律，即其后时有增损，故根基所树，终未能出其范围。”[94]

在履职练兵处后，冯国璋又在清末其他军政部门履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十二日，冯国璋被清廷补授军咨府正使，成为清末军政要员。

2.冯国璋与清末军事现代化

自从进入练兵处履职至辛亥革命爆发，冯国璋先后在练兵处、军咨府及陆军部任职，为推进全国军事早期现代化做出了不少贡献。

（1）推动各省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清末练兵除了袁世凯及张之洞具有较大热情外，地方督抚大多固步不前，这既有财政紧缺的因素，还有合格军事人才的缺乏等原因。清廷成立练兵处之目的就是要推动各省军事早期现代化发展步伐，为此，帮助各省培养合格新式军官便成为军学司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军学司正使，冯国璋的职责是“统辖所属各科，负责训练各军操练，整饬武备学堂，定期呈请派员至各处校阅队伍，考查学堂”[95]。在任军学司正使期间，冯国璋为统一全国军事教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入手大旨，则已有学堂学营之行省，统一其教条，未有学堂学营之行省，迅立其基础。一年小成，三年而大备，参合程度，制为章程，使各省殊途同归，斠若画一。”[96]冯国璋在军事教育上所采取的措施，对于推进清末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地督抚或多或少地编练一部分初具现代化水平新军奠定了基础。

（2）参与清末会操。清末全国普练新军，为检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效，清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先后组织四次会操[97]，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袁世凯组织的河间会操及彰德会操。

在1905年和1906年，清政府先后举行了河间会操和彰德会操，以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这两次会操展示了清末军事改革的成就，标志着中国陆军正式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98]1905年的河间会操非常重要，“此次秋操实行攻战，事属创举，内为外省标准，外系列国观瞻。”[99]为此，袁世凯对会操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明令“军政司正使王士珍、军令司正使冯国璋，并科监督委员，均赴河间料理秋操事宜，又北洋督练处拟派兵备处总办言敦、参谋处总办鄢玉春、教练处总办田中玉及各股委员均分往南北两军及阅兵处，充当各项差使”[100]，并以冯国璋为总参议官兼评判处首领，“总理阅兵处事务，遵奉阅兵大臣之谕施行方略，监视军情，评判战况并指导演习等事”[101]。

从1905年9月24日至28日，河间会操按照计划顺利实施。河间会操取得圆满成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现代化成果，引起中外各界的高度关注。1906年10月，彰德会操“军容严整，震撼山岳，万国观瞻，啧啧称赞”[102]。袁世凯以“练兵处军学司正使王士珍（为）中央审判官长，练兵处军令司副使哈汉章（为）南军审判官长，练兵处军令司副使冯国璋（为）北军审判官长”[103]。冯国璋作为练兵处重要成员，全程参与彰德会操。是年农历九月初二日，冯国璋作为评阅官向徐世昌报告检察南军情况，“于廿六日附车至彰德，廿八日乘马赴淇县兼以察看地势。三十日附车至卫辉随南军北上。自三十日至初二日，察看南军操练整齐、形式完好，所过之境内兵民相安。至其兵丁品类之何如，无从探察。然自其外观之，尚无大乖戾。枪炮并无备实弹，惟自队官以上各带手枪、子弹十粒，与操枪口径颇不相侔，似无大碍。至操演实在情形，俟校阅后再当继禀”[104]。河间、彰德会操彰显了清末新军的现代化水平，表明清军能够“组织一支近代化的专业陆军，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105]。

1908年的太湖秋操，亦为中外所关注。太湖秋操是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在安徽境内联合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化军演，对于推动南方新军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清廷对太湖秋操高度重视。

据《申报》报道，清廷非常重视太湖秋操的组织工作，于五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秋操会议，参会人员主要有“议长陆军部各堂，总参议冯国璋、副总参议哈汉章，参议卢静远、冯耿光、章遹骏、周家树、姚宝来”等各员。会议决定了以下重要事务：“（一）会议纲领（二）编制（甲）司令部及各署（乙）步马炮工辎各队（丙）机关炮队（丁）电信队（戊）轻气球（巳）架桥队（庚）卫生队（辛）军乐队（三）战术（四）军纪（五）大操教令之摘要（六）阅兵处办事条规摘要（七）阅兵式条规摘要（八）参谋旅行计划说略（九）检察预备说略（十）杂件。”[106]在太湖秋操举行前夕，“陆军部派来陆军正使冯国璋、副使哈汉章及随员多人已于十四日抵皖”[107]。太湖秋操能够顺利举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洋新军会操的经验及陆军部的多方指导。

（3）参与组织直隶永平秋操。辛亥年（1911）四月，清政府决定“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陆军，在永平府地面举行大操。著派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舒清阿充西军总统官。即着禁卫军训练大臣及陆军部按照钦颁训令，编成东西两军，限于本年六月内通报军咨府”[108]。直隶永平秋操的会操方案由军咨府编制，计划于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举行。

根据既定计划，在东西两军会操之前，冯国璋作为东军总统官发布永平秋操东军训令，要求所属部队在指定日期到达指定地点。训令内容包括：第一，永平秋操东军定于八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三天在昌黎、滦州之间举行自行演习。第二，对东军演习统筹安排，要求所属部队于八月十九日到达指定位置。在昌黎西关集合的有：混成第一镇之步队第七十九标、马队第一标第一营，混成第三协之炮队第二标第一营；在牛栏庄集合的为：马队协司令处、马队第一标及马队第二标；在安山集合的是统裁处（军司令处）及混成第三协在安山附近铁路以北之地区集合。第三，将东军分为左右两队进行演习。第七十九标统带萧广传指挥左队，包括步队第七十九标、马队第一标第一营及炮队第二标第一营；马队协统领陈文运指挥右队，包括第三镇（但马队一营）、混成第七队（但马队二队、炮队一队）、马队三协（第五标、第六标第一营）。[109]

在永平秋操即将开始前夕，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为应对武昌前线局势已无心力实施原定会操方案，从而成为清末唯一没有如期实施的会操。冯国璋屡次参加清末会操，并担任要职，“中间彰德大操，太湖大操，以及直境会操频数，糜役不从，均为学术发踪指示也”[110]。清末几次会操先后对时局都有较大影响，如河间、彰德会操之后，袁世凯军事势力膨胀引起了清廷警觉，之后便有袁氏调离直隶总督为外务部尚书，及至载沣专权时又将其贬黜，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势力遭到削弱。太湖秋操时恰逢熊成基安庆起义，结果起义刚起便被南洋新军镇压。而永平秋操在即将举行之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于是清廷将集结的新军编组成军开赴武昌前线，从而对辛亥政局产生了影响。

（4）出任贵胄学堂总办。清末新军编练过程亦是满洲贵族加紧向汉族督抚收夺兵权的过程。到1905年底，北洋及各地军事学堂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新式军事人才，而尚未有面向满洲贵族的专门军事学堂。1906年6月13日，清廷在京师正式开办陆军贵胄学堂，以培养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军事人才。

贵胄学堂试办章程规定：“陆军贵胄学堂设于京师，隶于练兵处，专考收王公世爵暨四品以上宗室现任二品以上京外满汉文武大员之聪颖子弟，教以普通学术及陆军初级军事学，并入军队观览学习。统计学期以五年为毕业。”[111]具体而言，贵胄学堂明确要求各省将军、制台、抚台及办事大臣，将具备条件的学生咨送以备选拔。考选后的学生以“王公世爵、闲散宗室觉罗及满汉世爵，京外满汉文武大员之子弟为正班学生，蒙旗王公世爵及其勋旧之子弟为附班学生”[112]。其中，正班学生的年龄为16—20周岁，附班学生则要求17岁到25岁之间。陆军贵胄学堂的编制为，最高负责者为管理大臣，下设总办一员，负全堂一切责任，再下设监督一员，负全堂一切事务的督促之责。以下设训练、教育、事务三部分，分负全堂一切事务的进行。[113]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鉴于冯国璋在军事教育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清廷“赏分省补用道冯国璋副都统，派充贵胄学堂总办”[114]，负责管理全校一切事务。

首先，聘请师资。“日前政府面奉谕旨饬催贵胄学堂从速开办，故现拟三月望间开学。国文教习昨经该堂总理冯国璋聘定前顺天中学堂教习钱仲先君充当，日内当可签订合同。”[115]

其次，严格管理学生。贵胄学堂招收的学生大多是一些特权阶层子弟，即“贵胄学堂学生，类皆王公贝勒，宗室子弟”[116]，因而在管理学堂事务时便常常遇到挑战。冯国璋在贵胄学堂忠实地履行职责，勇于面对困难，敢于出声教育甚至责罚违纪学生。对此，张一麐指出：“又廷议设陆军贵胄学堂，而加公副都统衔，兼任总办。并附设王公讲习所，诸来学者皆世爵懿亲，管理之难，过将弁学堂倍蓰。乃王公贵胄既服公之学，又爱公之诚，久之以师礼相将，无复有贵人状态矣。”[117]陈赣一曾在《睇向斋秘录》记述冯国璋告诫学生一幕：

冯代总统（国璋），昔任贵胄学校总办。诸学生以系出天潢，意气骄傲，偶因烹饪未善，聚饭厅掷杯碗，狼藉满地，复殴伤庖人。公传首者至，则载泽之侄溥仁等数人。公曰：“今日之学生，即他年之师表。予在学生时代，但知埋头读书，他非所问。诸生乃天潢贵胄，自应明礼让。庖人不良，可告庶务委员易之，何必滋生事端而后快耶？其理由有以语我来。”诸生噤若寒蝉。公曰：“今者不咎，再犯不恕也。”[118]

冯国璋对贵胄学堂学生管理方式到位，逐渐赢得学堂上下的尊重。

再次，亲自授课。冯国璋在贵胄学堂附设的王公讲习所亲自授课，讲授军事各科，摄政王载沣亦曾到堂听课。在冯国璋督理贵胄学堂总办期间，“来学者泰半王公贵胄，皆服其学而爱其诚。无不循循受教，无敢跬步蝓者。”[119]在此期间，冯国璋“结识了不少满清贵族，并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120]。宣统元年（1909）七月，冯国璋离开贵胄学堂。“贵胄学堂总办冯国璋，以堂务难办会经力辞差便，政府初拟不允，旋以该堂现改法政，与陆军情形稍有不同遂准其辞差”[121]。1910年6月，贵胄学堂第一班学生毕业，陆军部为贵胄学堂在事人员请奖，称“该二员虽据称不敢仰邀奖叙，惟办理业务悉臻妥协，究未便没其微劳。查前总办冯国璋、监督谭学衡二员官职较崇，究应如何奖励”[122]，向皇帝请旨。随即，清廷赏给冯国璋头品顶戴。[123]冯国璋督办贵胄学堂，整饬纪律，为清廷培养了一批禁卫军军官，获得了满洲贵胄的好感。冯国璋凭借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既获得袁世凯的器重，又得到清廷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成为能对禁卫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军政人物。

（5）出任军咨正使。1907年6月7日，清廷设立陆军部。6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冯国璋著补授军咨处正使。[124]军咨处职掌为秉承陆军部堂官掌理全国筹防用兵之事，还兼有原练兵处军令司职责。[125]

冯国璋在出任军咨处正使期间，为清末军事现代化发展多方努力。

首先，筹备保定陆军学堂。据《申报》报道：“陆军部奏请于保定开设陆军学堂，曾志前报。兹悉已由冯国璋都统组织完备，拟定学额八百名七月招考八月开学。”[126]即使是在军咨处改为军咨府后，冯国璋仍然关注于军事学堂建设。如《申报》报道：“以参谋学堂之建设，前陆军部即有此议。现本处既已独立，此项学堂应即由处建设，以便培植参谋人才。现已拟订一切章程，预备奏设。并闻涛朗两贝勒之意，拟即以新奏保之军咨使冯国璋经理此事。”[127]

其次，主持军咨处改革。“管理军咨处大臣涛朗两贝勒，现拟将核定军咨处之制度事宜责成正使冯国璋编订一切，并闻其拟议之大纲办法系仍循前所拟议，参酌日本参谋本部之办法。核照中国现在军营制。”[128]冯国璋在出任军咨处正使期间，主要担负陆军参谋总长的角色。冯国璋在中央任职，还参与不少军政要务。如宣统元年（1909）九月，清廷命“贝勒毓朗、统制官王英楷、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段祺瑞、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冯国璋，为考试陆军游学毕业生主试大臣。”[129]

再次，主张设立军区制。冯国璋在出任军咨使期间曾建议设立军区制，却未能得到清廷的响应。对此，张一麐曾言：

宣统纪元，军咨府成立，公为军咨府军咨使，其上有大臣二人，公以军咨使承宣于下，盖已揽军事之大纲，以为得行其志矣。乃先后条陈时事至数万言，大要谓：各国练兵，均有注射之的，如甲之练兵则对于某国，乙之练兵则对于某国，有所对，则地理之讲求，器械之演习，将校之指挥侦探，亦必有所豫期。一旦有事，则知己知彼，习惯自然。我国练兵，则茫无所据，既无成谋之在握，岂有胜算之可操，是宜定练兵之宗旨。又谓：中国幅员广漠，地势不同，省各几师，多寡未当。且师以省配，各有畛域。非国防所宜。是宜改置军区，择其险要，利其交通，合数省力一区，区各数师，无事则会操，有事则分哨，庶乎全国指臂相使，呼吸相通。至于定教育普及之程，筹通国皆兵之法，筑军港以复海军，辟工厂以造利器，凡其荦荤大者，无不慷慨言之。而枢府一未采纳。公乃愤吾谋之不用，浩然思去其官。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方有元配吴夫人之丧，而母孙太夫人又已逝世，屡乞假，不得请。公亦钳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矣。然清廷固知公之可大任也。[130]

应该说，冯国璋的军区制的主张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值得后世者借鉴。然而，冯国璋的军事才能受制于满洲亲贵专权而无从发挥，亦只能“随声画诺”而已。

清廷“自练兵处成立以迄军咨府之成立，日日与地方督抚争军权，名则挟‘国家军队’四字为口头禅，而隐则挟亲贵以逐其渊膝之私”[131]。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载沣受命为摄政王。“载沣监国后狠抓军事，除实现原有夙愿外，还有现实需要，即内为抑制袁世凯，外为镇压革命党，以巩固清王朝统治。”[132]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十一日，载沣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133]。载沣罢黜袁世凯，给予北洋集团沉重的打击。同时，以铁良为代表的满洲亲贵则大力起用留日士官生为各级军事指挥官，以夺取北洋新军控制权，致使“北洋三杰”等统兵将领不掌兵权，均置于赋闲地位。清廷虽曾经想极力拉拢冯国璋，但是为冯氏所却。

在袁回彰德之后，冯国璋自请远离北京的军政中枢之地，担任西陵梁各庄值班兵丁大臣。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冯国璋又回到时局的中心，并对辛亥政局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