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崭新文体不断涌现

众所熟知，敦煌遗书的出现，给文学界带来了“变文”，变文作品的出现，让人们对于宋代说唱文学的源头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样地，敦煌曲子词、敦煌歌辞的发现，让人们对于词的源头也有了更深的探索。这是过去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但是伴随敦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最近三四十年来，对于敦煌文学作品中涌现的新文体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过去文学大类的关注，逐渐细化到某些具体作品的研究。例如，邈真赞作品，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赞”文，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祭文，它在体例结构、内容书写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又如“儿郎伟”作品，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仅是对于这类作品的文体性质的探讨，学术界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有如“书仪”作品，它以准类书的形式，在类书不够丰富的年代发挥着重要功能，绝非一般书信的功能所能比拟。古代书仪作品甚多，但能够保留到后世的只有司马光的《书仪》，而敦煌书仪作品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人们对书仪的认识与研究。

此外，还有“灵验记”等，既不像一般的“记”类散文，又与小说有着一定区别。敦煌遗书中以“记”名篇的作品，其丰富与复杂的程度，远超乎我们今天的想象。依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重要几类：（1）今天所划分出的“小说”文类。这在传世文献中，就小说文体而言，以“记”名篇，恰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个特征，如 S.2630《唐太宗入冥记》等。（2）“不能入正传者”的史传作品。如 P.2652《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P.2810BV《唐肃宗上元元年至大历五年大事记》、P.4073V《唐德宗年间大事记》、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等，都属于史传文学作品。（3）宗教性质文书。这是敦煌遗书与传世文献的最大差别。既有功德记、灵验记、因缘记，也有佛经注疏的义记等，这些“记”文形式，在传世文献多是不常见的，显示出它们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如《善惠买花献佛因缘记》 （S.3050V）叙事性强，对话语言生动传神，塑造的善惠、婢女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4）记述类作品。虽然数量偏少，但总体文学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佛教类“记”文作品。如《建常定楼记》（P.2481V），骈对精工，音律铿锵，不失为归义军曹氏政权时期难得的佳作。而《大汉天福十四年（949）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建窟檐记》（S.0518）的史学价值，亦为不菲。又如《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P.2804、P.3040）一文，在当时竞相传抄，从诸暨传到敦煌，并形成不同的抄本。而《建佛堂门楼文》 （P.2857）骈俪精工，偶对谨严，当不失为名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