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缘起

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评：“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1]此议道出苏轼谐趣诗创作之根基。同时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亦评苏轼俳谐诗云：“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兴生感，随事而发，此东坡之独有千古也。”[2]一席话道出苏轼谐趣诗的魅力与价值。

究其一生，其谐趣诗创作，与其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宋朝五代帝王臣下，始终奔波于宦海。初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移知徐州、湖州。元丰二年，遭诬陷“乌台诗案”，为其一生重要转折点。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从一心仕途，开始转向超脱，这既是困顿之时的自我心理调节，也是苏轼本身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且“乌台诗案”后，苏轼不仅精神上相当苦闷，而且屡受朝中奸臣迫害，生活也极其困苦，幸而东坡生性乐观，而且交友广泛，这才得以在困境中生存。至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苏轼被重新启用，但这时的苏轼已经48岁，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之后，心态更趋平稳。与青年时期的“奋厉有当世志”相对应的是，多了中年人的沧桑和历练，又不失豪迈之情，这从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可以一见。这期间，苏轼也不再参与新旧派的变法之争，开始出任地方官为民造福的生活。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为当地老百姓造了很多福祉。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政，苏轼遭遇了新一轮的打击和迫害，被远贬惠州，再贬儋州。徽宗即位，遇赦北归，最后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六。[3]可以说，综观苏轼一生既有儒家的进取之心，又有释道的超脱之意，其足迹遍布十州，为文思接千载，文风乐观旷达。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其诗作呈现出乐观诙谐的景象。同时，也显示出苏轼的谐趣诗，是其“有意为之”的主动追求。

向内探寻，苏轼谐趣诗创作同样与其性格密切相关，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中曾说：“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4]正是这种富有激情的性格，使其诗风呈现出幽默诙谐的特征。一切皆可入诗，无论是文人的雅趣还是世俗的玩谑之语，皆可入诗，苏轼信手拈来，将其性格投射在作品的创作中。

而与此同时，苏轼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承袭了前代文人谐谑的创作传统，再加上社会上诙谐文风的盛行，使得谐趣诗在其手中发挥到极致，呈现出丰富的样式与形态。“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5]观其文知其人，对苏轼谐趣诗的研究将更有助于后人走近苏轼，从而仰视苏公及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

王国维先生曾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6]。刘扬忠先生也说：“在文艺创作活动中，只要有真率的性情和高尚的志趣，则谈笑亦可显露真理，戏谑亦可表现生活，谐谑之作亦能产生与严肃文学媲美的艺术魅力。”[7]这段话实际上说出了“谐趣诗”作为文学发展中幽默和庄重的两大分支之一，与庄重一起装点着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是不应当被歧视和忽视的。对此，胡寅的《酒边集序》就说：“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8]一语道出了所谓的正统文艺评论家对其的轻视。其实，谐趣诗同样抒发着诗人的志向，记录着诗人的生活轨迹，以重要的艺术形式焕发着巨大的魅力，值得后人品评和流连。

所以，历来谐趣诗受非议众多，研究甚少，更缺乏全面系统的总结。而实际上研究作者其人，研究其作品，研究其创作风格，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谐趣诗创作也是如此。苏轼的幽默文学研究常常只言片语散见在各篇文章之中，其中谐趣诗方面的研究更是数量少而不成体系，因此需要深入持久地进行探讨，方才对得起诗人为此的辛苦创作。而从文学的本质上看，梁启超先生说：“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9]谐趣诗的创作，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同样也遵循这个原则。因此苏轼的谐趣诗从本质上说是最接近艺术本真的诗，最能带给读者会心的微笑和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因此也最值得我们倾心关注和研究。

二 研究意义

苏轼谐趣诗呈现出来的幽默、戏谑和嘲讽，用不同的形式展示着诗人的内心情志，反映着社会现实，千姿百态引人注目，同时也发挥着现实功效。正如贺拉斯在《诗艺》中写道：“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沈德潜在《〈清诗别裁〉凡例》中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古今中外的艺评家们都非常看重艺术的“趣味”性。而且这类诙谐的作品不仅使苏轼“尤为士大夫所爱”，改善了苏轼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诙谐所闪烁出来的智慧之光、乐观之魂亦作为一高尚的人格精神之标本，为世人所借鉴。[10]

因此，我们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苏轼谐趣诗的意义。

（一）拓展诗言志功能的内容与形式

从苏轼的谐趣诗创作来看，其终结了中国文学的悲哀传统，开启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新境界。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曾从哲学层面分析苏轼的创作，认为其结束了中国文学的悲哀传统。苏轼谐趣诗创作呈现出这样的精神面貌。浅层上看来，苏轼的谐趣诗创作是为了摆脱生命的悲哀，消解现实的困难。但深层上，苏轼的谐趣诗创作是开启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境界，即拓展了诗言志功能的内容与形式。就像后人所评，“在生性风趣幽默的苏轼身上，其通融豁达和清旷超逸的个人精神气质促成其诗作的谐趣，开始改变纯以词章字句来逗乐的俳谐手法，标志着俳谐创作审美形态的一次转变”[11]。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中曾说：“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管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12]这就说明蕴含在文章中的谐趣，一定要在引人发笑之余，让人有所领悟，这才是真正的谐趣。同时，苏轼对谐谑诗的开拓，尤其是对其主旨与功能的拔高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们表现了苏轼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与自我的超越，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苏轼的文章历来被人称道，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蕴含在其中的谐趣。这里面包含着一份智慧，承载着苏轼的秉性人生，启迪着读者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审美魅力。过去，文学创作主要是秉承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乐府传统，认为教化功能和政治意义是文学创作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苏轼的文学创作，改变了这一传统。在他的笔下，“无一事不可入诗”，文学创作开始有了抒发自己娱情悦性的作用，这一点在苏轼的谐趣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同时，苏轼自己也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说明苏轼把谐趣诗创作作为自己的一桩事业、人生快意之事来完成，这也是支撑他从中年一直笔耕不辍，写作到生命尽头的重要动力和创作出众多谐趣诗作的基石。同时，朱光潜在《诗论》中曾说“同是诙谐，或为诗的胜境，或为诗的瑕疵，分别在它是否出于至性深情”[14]。苏轼的谐趣诗同样具有言志抒情之用，这也是苏轼的谐趣诗胜于其他的重要原因。同样，苏轼继承发展了大量的形式上的谐趣诗创作。栝是苏轼首先定义的创作体式，集字诗和回文诗，苏轼进行了大量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联句体、吃语诗、禁体诗、拗体诗、谐音双关诗、尖叉诗、一字韵和章法独创形式谐趣诗，更是苏轼有意义的尝试。

故而，苏轼在谐趣诗创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情感，从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扩大了谐趣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深远地影响了后代的文人创作。

（二）使谐趣诗发挥重要的现实主义功能

在文体学发展的历史上，诗以言志，涉及治世补察的内容，皆由诗来完成，但苏轼的谐趣诗创作以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拓展了诗的经世致用功能，于嬉笑怒骂中发挥出了现实主义功能。有人说“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15]。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其谐趣诗获得了现实主义的功能。

苏轼谐趣诗的出现，不仅拓宽了宋诗的讽喻功能。同时通过巧妙尖锐的针砭时弊，也发挥了其现实主义的功能。这是一般诗歌无法比拟的。且在苏轼的众多谐趣诗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占多数。他触及了民间习俗揭露了某些社会问题，让谐趣诗部分地发挥了现实精神。司马迁曾褒扬谐趣创作，认为其“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谈言微中”。同样，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中认为谐语，应“振危释惫，抑止昏暴”[16]。这些也同样是苏轼谐趣诗对社会现实的贡献。

另外，其谐趣诗在这种人际交往中更是发挥了润滑的作用。正像朱光潜所说，“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时，每个人都有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彼此中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揭开文明人的面具，回到原始时代的团结与统一”[17]。

文字游戏还是人类自我学习和自我表现的手段。比如：这个“游”，就可解释为“无事闲暇总在于学”，《礼记》：“见焉游焉。”还有“朋友、交游”之义，《礼记·曲礼上》：“交游，称其信也。”所以，苏轼的这些所谓“游戏之作”正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现实功效，这也是对其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苏轼的诙谐，正是他生命之火旺盛燃烧的表现，是他超乎常人的达观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升华”，是他对于人生世相的一种特殊“妙悟”[18]。

综上，苏轼谐趣诗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诗学课题，又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文学史现象。对这一课题的充分研究，恐非本书所能胜任。但它确实应引起诗学研究者的进一步重视。本人不揣浅陋，将管窥之见和盘托出，撰写此书，以求大方之家指正！

李恒

于吉林四平

2019年10月28日

---

[1] （清）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卷2，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2]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

[3] 李恒：《苏轼两首代表词与其人生经历关系研究——兼谈大学语文诗歌教学的一个重点》，《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2年第5期。

[4] 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5]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6]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3页。

[7]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8]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43，《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页。

[10] 申屠佳瑾：《试论苏轼的诙谐诗词》，《文学语言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1] 李扬：《宋代俳谐词的审美形态及其嬗变》，《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

[12] （南朝梁）刘勰著，（清）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注等六种》，台湾世界书局1976年版，第54页。

[13] 许振、安丹丹：《从谐谑词看苏轼的人文情怀》，《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14]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9页。

[15] 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6页。

[16] （南朝梁）刘勰著，龙必锟译注：《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7]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0页。

[18] 杨海明：《唐宋词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