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出现“三元”的宋代科举

会元的功名是宋代出现的，它是科举考试制度在宋代日渐完备的产物。宋代尤其是北宋是科举制度发展变化最为频繁的时期，这与当时的党争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制度本身发展完善的需要。首先，是考试层级的增加，由唐代的解试、省试二级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出于崇古的心理，人们常将殿试的源头追溯至武则天亲自试士于东都洛阳或玄宗试士于花萼楼等事，其实那只不过是皇帝一时兴起的举动，并非定制。殿试始于宋初的一次意外的覆试。开宝六年（973），下第举子徐士廉以知贡举官李昉取士不公而击鼓自讼，对此，《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记载云：

（开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李昉权知贡举，合格进士宋准以下十一人。系下第人徐士廉打鼓论榜，诏于讲武殿重试，通放二十六人，贬试官李昉秩。御试自此始。[8]

一次似乎偶然的科场纷争，却引发了制度的变革，科举考试从此在省试之后加试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其后虽曾于太宗端拱元年（988）罢行殿试，但哗声随起，说明省试已不足以餍服人心，殿试已不可或缺。《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概述殿试确立之过程云：

国初殿试，本覆试也。唐以来，或以礼部所取未当，命中书门下详覆。至宋，艺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试。至雍熙四年，宰相请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职归有司，上从之。次年，命宋知白知举，榜出而谤议蜂起，或击登闻鼓求别试，于是再行覆试，凡得数百人。又明年，则知贡举苏易简等不敢专其事，固请御试，上从之。自此遂为定例。[9]

殿试施行之初，一方面，它确有公定去取，稳定人心的实际作用。如《燕翼诒谋录》卷5云：“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者。”[10] 又《邵氏闻见录》卷2云：“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致失所，有赴水而死者。”[11] 这说明，殿试不是省试之后的走过场，而是确具选拔、淘汰功能的最高一级考试。另一方面，殿试是皇权在科举考试中地位加强的表现，它将举子由“座主门生”转换为“天子门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朝廷中出现因“恩出私门”而结党互争的现象。不过，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宋代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之后，殿试便不再黜落，于是殿试的实际选拔功能丧失而皇权象征功能凸显，这一状况直至清末未有改变。[12]

殿试成为定制对高端功名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状元获得了来自皇权的神圣加冕，光环倍增。宋代状元的荣显便远非唐代状元可比，宋太宗亲自写诗赐给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以示嘉奖，宋真宗亲选蔡齐为状元，诏令金吾卫清道传呼以宠之（此即所谓“跨马游街”）。状元及第后，可以被立即授予优厚的官职，成为文学侍从之臣，而且往往很快就升任宰执大员。在宋代优礼文臣的政治环境中，状元更易获得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和追捧，其例甚多，无须枚举。另一方面，增加殿试之后便产生了“省元”（后世称为会元）的名衔。开宝六年的首次殿试基本只是省试的一次覆试，对礼部原取进士除一人被黜外，高下悉依原来次第。而开宝八年的殿试，不仅有黜落，而且名次亦有变动，“以王嗣宗为首，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13]。原先省试的头名称为状元，现在则称为省元，但省元在其后的殿试中一般也能够位居前列，《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云：“景德以后，多别取状元，然省元亦皆置之龟列。……仁宗时，省元亦例在前列。盖当时殿试虽曰别命试官糊名考较，然赐第之时往往亦采誉望，乃定抡魁。”[14] 这说明，宋代开始的糊名誊录之制主要在举子初录时起到防弊的关键作用，而在决定高端功名的升降时，则往往还要结合其他因素加以综合考察，这一录取方式有其合理性。

自此，地方一级的解试（后为乡试）、中央一级的省试（后为会试）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亦称廷试）成为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主干层级，解元、省（会）元、状元成为科举功名中的高端头衔。省（会）元与状元共享全国第一的荣耀，但省（会）元没有来自朝廷的尊荣，故低状元一头。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省元中最有名的正是对明代的文章产生重大影响的欧阳修。

与考试层级的变化相应，宋代科举考试科目的变化也同样值得注意。宋代的考试科目，据《宋史·选举志一》云：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15]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目体系亦有常选和制科之别，常选中又有进士和诸科之分，其新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制科和常选的诸科丧失应有的体系价值。宋代制科虽然重要，但却远不及唐代发达，且时置时罢，应试者和所取者皆不多。据聂崇岐《宋代制科考略》统计，有宋一代，御试仅22次，入等者不过41人。[16] 制科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科目减少以及取法单一而僵化，制科有向常科靠拢之趋势，不能体现拔取非常之才的作用。宋代制科的名目，在太祖时有3科，真宗朝一度设置为6科，仁宗朝最多，为10科，至南宋高宗时，减少到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科目太少，便不能广罗人才，不能发挥其鼓励士人多方面才能表现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制科的衡量标准也逐渐由考察应试者的识见，向考察记诵能力转变。制科策论的题目往往取自经典原句，内容多关涉名数典章，较为细碎，这就逐渐与明经科的墨义以及后来的经义无别了。宋人对此多有不满，如李焘云：“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已，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应也。”[17] 朱熹亦曾批评道：“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式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18] 至于宋代常选中的诸科，地位一向较进士科为低，其考试方法一般都是“帖书”和“墨义”，相当于今天的填空和默写，考察的都是记忆能力，宋人称之为“记诵”或“记问”之学。不可否认，记忆能力也是人的一种才能，但却与国家治道关系不大。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进士科考试罢诗赋而改试经义，与诸科及明经重叠，明经等诸科遂被废罢。

二是，宋代在进士科的考试方法方面，诗赋与经义之争，最终导致经义取士占据上风，开启了明清两代八股化经义文的先河。关于北宋进士科考试的诗赋、经义之兴废，其间所牵涉的党派政治和学术文化之争相当复杂，宋人围绕此一问题的论议亦特别繁多，对此，学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大体而言，熙宁以前，沿唐五代之旧，以诗赋取士，兼试论、策以及帖经、墨义。[19] 熙宁时改试经义而罢诗赋，后历经元祐时的诗赋、经义兼收和绍圣时的罢诗赋而用经义的反复，至南宋初才定为诗赋、经义两科分立。王安石变法的其他举措逐渐被废止后，唯有科举方面的改革因符合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而被继承下来。对于诗赋和经义取士的论争，祝尚书先生指出：“双方都没有注意到社会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比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认识到知识结构的多样化特征、文化的多层面性，更没有看到人的兴趣、爱好、能力的丰富与差异。”[20] 笔者认为，理学思想和政权的逐渐结合并日益强势，使道德思想的纯正这一政治要求在科举取士中压倒了其他因素，这是最终确立以经义取士并主导其后七百余年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

总之，宋代是中国科举史上的转折时期，这表现在：评价指标的单一化和评价标准的程式化使士人群体的知识结构逐渐失衡；考试层级的严密性、权威性逐渐拉大了功名之间的高卑差异，滋生了功名崇拜的社会心理。会元功名在这样的文化机制中产生，并在明代进一步被强化、被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