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代契丹诗人的诗歌创作

辽诗的作者主要是契丹人与汉人，他们的创作，都是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在辽诗中，无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的作品，都体现出文化融合的特点。

客观地说，最能展示辽诗的成就与风貌的，不是汉人的诗，而是契丹诗人的创作。在契丹创作中，流传至今的，多数是出自于契丹贵族手笔的。而辽诗中最长、成就最高的诗作，乃是契丹族僧人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将另列一节论述）。除此之外，也有流传于契丹百姓间的民谣，如《国人谚》、《臻蓬蓬歌》等等。

在契丹贵族中，较早的诗人是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小字突欲）。耶律倍在辽初的契丹贵族中，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个，他非常向往汉族封建文明，“幼聪敏好学”，他虽然身为太子，却好学不倦。“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猎》、《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1]确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才子。他与一般的契丹贵族有所不同，“性好读书，不喜射猎”[2]。（当然，他的身上仍不乏契丹奴隶主贵族的残忍本性。《辽史·本传》说他“刻急好杀，婢妾微过，常加刲灼”，王妃夏氏惧而求削发为尼。）对于诗歌创作，有浓厚的兴趣与爱好。他非常喜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风亦受元白一派影响。《尧山堂外纪》载：“东丹王有文才……博古今，习举子。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3]可见他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

耶律倍现存诗作仅见《海上诗》一首，诗云：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孤危境遇以及流亡国外的悲苦心情。耶律倍早在神册元年（916）就被立为皇太子，本应继承皇位。但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平执掌朝政。述律后想要立其次子，也就是耶律倍的弟弟耶律德光。她预先授意于朝中大臣，在表面上又要使德光继位合法化。《资治通鉴》记载：“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遂立之。”[4]耶律德光手握兵权，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在阿保机的对外战争中“所向皆有功”[5]，政治实力、军事实力都很强。而耶律倍不过是书生而已，没有实力与德光争夺皇位，于是，便让位给德光，这便是辽太宗。太宗即位后，对耶律倍仍不放心，不断进行监视。史载：“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6]耶律倍此时的境遇，与被魏文帝曹丕所煎迫的曹子建十分相似。他回到封地后，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无非是抒发无可奈何的叹惋。后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在这种情况下，耶律倍决定流亡后唐，他对左右说：“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7]于是，因于海岸立木为碑，刻下这首有名的《海上诗》。

这首诗流露出耶律倍作为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复杂心情。“山”在契丹小字中是“汗”的意思，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匈奴、蒙古等，都称君主为“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字“汗”的意思的一种巧合，使诗富有鲜明的意象感，同时，又有深微的隐喻义，二者互为表里，意蕴颇为丰富，无怪乎清人赵翼称赏此诗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8]

辽朝君主如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弘基都以能诗称。圣宗深受汉文学濡染，“幼喜书翰，十岁能诗”，[9]圣宗为诗也师法白居易，其《题乐天诗佚句》云：“乐天诗集是吾师”，又曾“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诸臣读之”[10]。据说圣宗曾作诗五百余首，惜乎绝大多数篇什都散佚不传了，只有《传国玺诗》等一、二篇什流传。《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这首五言诗只有六句，并非近体，也非成熟的古体。此诗紧扣“传国玺”来写，有很强的政治性。同时，也表现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的远大目光。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诗语言质朴而凝练，诗意极为明确却不嫌枯槁，不事铅华而风骨内蕴。把这首诗和耶律倍的《海上诗》联系起来看，辽代中期以前，对于汉族文化的接受，对汉族诗歌传统的继承，还是较为粗浅的，处在较为质朴的形态之中，由此也不难看出，契丹的文化层积较薄，与后来女真诗人的创作相比，就显得较为生糙了。

兴宗耶律宗真也颇喜作诗，他常与大臣们唱和，向臣下赐诗。兴宗佞佛，“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11]。正因如此，他对僧人十分礼遇。尝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可见兴宗对诗歌创作的热忱。兴宗对这位司空大师自称“弟子”，作为皇帝，足见其如何佞佛了。这首诗更具有绝句的特色，更为成熟，灵动流畅。

在几位皇帝中，要数道宗耶律弘基最精于诗道，诗的艺术造诣最高。其诗赋集为《清宁集》，今佚。现存诗作以《题李俨黄菊赋》最富韵味。诗云：“昨日得卿黄菊赋，辞剪金英填作句。袖中尤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李俨即耶律俨，其父李仲禧于清宁六年（1060）被赐姓耶律，并封韩国公。史称：“俨仪观秀整，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以勤敏称。”[12]李俨甚得道宗恩宠，迁知枢密院事，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这首诗是道宗赐予他的宠臣李俨的。侯延庆《退雅斋闻录》亦记此诗：“（李处能）谓（刘）远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指李俨）每荷异眷。尝于九日进《菊花赋》，次日赐诗答批一绝句云：（略）。”[13]这首诗在艺术上很高妙，不用直露的语言，而是以含蓄优美的意象来表现李赋之佳。诗人以菊花的“余香”来形容李赋的魅力，颇富神韵。

契丹族还有许多能诗者，虽然未见作品留存至今，但从某些记载中，亦可见出辽代诗坛的一般情形。我们不妨看一下赵翼的论述：“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也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濬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谷裕（旧名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14]赵翼的论述是从《辽史》中钩辑出来的，可知当日契丹人中能诗者是很多的。

契丹诗人中最有成就、最有特色的是萧观音、萧瑟瑟等几位出色的女作家。唐宋等朝也不乏出色的女诗人、女词人，如鱼玄机、李清照、朱淑贞等。但与男性作家相比，还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也未必足以代表一代文学的成就。辽代诗坛则不同。辽代女诗人的创作，就现有作品来看，无论是数量或高度，都超过了男子，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说“巾帼压倒须眉”，在辽代诗坛上是“货真价实”、信非虚语的。毫不夸张地说，最能代表辽诗成就与特色的，应该是几位女杰。

契丹女诗人中，尤以萧观音最为杰出。萧观音（1040—1075），是钦哀皇后之弟、枢密使萧蕙之女，道宗封燕赵国王时纳为妃，清宁初年立为懿德皇后。萧观音是位多才多艺而又品德贤淑的宫廷女性，“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15]。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倾轧中，萧观音被诬赐死，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萧观音所生皇子耶律濬，于咸雍元年（1065）册封为皇太子。太康元年（1075）六月，皇太子濬兼领北南枢密院事，“始预朝政，法度修明”[16]。当时在朝中专权擅政的奸相耶律乙辛受到阻碍，为了废太子，于是制造了懿德皇后的冤案。耶律乙辛嗾使宫婢诬告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皇后被诬赐死，族诛赵惟一。直至耶律乙辛奸党败露被诛，冤案才得洗雪。乾统初，追谥宣懿皇后。

这位道宗皇帝的懿德皇后，是一位富有个性的女诗人。她的诗作风格多样，有雄豪隽爽、颇见北地雄风的篇什，也有委婉深曲的风雅之辞。前者如《伏虎林应制》一诗：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这哪里像是出自宫廷女性的手笔，气势不亚于曹孟德的“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与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的绝句“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风格上也相类似。这首诗的雄豪气势，自然与狩猎的环境气氛有关系，但同时也是出于诗人的高远目光与不凡襟怀。王鼎《焚椒录》载：“清宁二年（1056）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嫔妃从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赋诗，后应声赋此。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次日，上亲射猎，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谓不愧后诗。’一发而殪，群臣皆呼万岁。”[17]这便是《伏虎林应制》一诗的由来。这首诗并非一般的应制诗只是奉承媚上，而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识，所涉并非仅是猎事。头两句以极为雄奇宏阔的意象，弘扬辽王朝的威势与民族自信。诗为狩猎而赋，不离狩猎又不拘于狩猎，而是大处落墨，气象不凡。后两句落到射猎上，又显示出征服一切的气概。这首诗决非一般女性所能为，非胸臆博大、立足高远者绝难办此。联系《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就更可看出这位女诗人的政治意识。这两首诗都有帝王诗中所具有的特殊气象，着眼点在于王朝时政，这在女性诗词中是极有特点的。

萧观音又有《回心院词》十阕，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也表现出其作品风格细腻柔婉的一面。词云：

（一）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二）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三）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四）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袂。铺翠被，待君睡。

（五）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六）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七）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八）别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别银灯，待君行。

（九）燕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燕薰炉，待君娱。

（十）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

萧观音对于道宗多所规谏，表现出对朝政的关心。道宗常常入山驰猎，萧后对此十分忧虑，一是忧其耽于畋猎而不思朝政，二是恐其身遇不测之祸，于是上《谏猎疏》。《谏猎疏》云：“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纵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可谓苦口婆心了。但是，道宗个性倔强，刚愎自用，不但未听劝谏加以节制，反而疏远冷遇了萧后，多时不曾“驾幸”。萧后内心幽怨，又盼夫妻能够欢爱如初，于是作《回心院词》十阕以达其情。词作缠绵哀怨，情愫款曲，深合风人之旨。这十阕词是一个整体，反复咏叹自己内心的痛苦及对君王的殷切企盼。女诗人从宫室的各个角度来写自己孤独寂寞的心态，反映出宫廷女性不得眷顾的悲剧命运。女主人公扫殿、拂床、换枕、铺被、装帐等等，来表达对君王的期盼，同时，也写出了独处冷宫的凄苦，把被君王冷落的心态写得十分真切细致，又给人以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之感。在辽代诗词中，确乎是难得的佳构。清人徐釚评云：“回心院词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18]

萧观音又有《怀古》绝句一首云：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据《焚椒录》记载，耶律乙辛为了制造皇后私通赵惟一的“证据”，“命他人作《十香淫词》，用为诬案”。萧后善书法，耶律乙辛便嗾使衔恨于萧后的宫婢单登以《十香词》乞后手书。单登以《十香词》欺骗萧后说：“此宋国忒里蹇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萧后读后，即手书一纸，纸尾又书自己所作《怀古》一绝。耶律乙辛得到萧后手迹后即以此为“证据”而铸成这件冤案。实际上，这首《怀古》诗，是针对《十香词》所下的针砭。诗中对于赵飞燕姊妹蛊惑汉成帝，误国败政的行为予以讽刺，表达了诗人的史识。在艺术上也颇为成熟，含蓄微婉，诗意深刻，决非一般宫词可比。

萧观音被赐死之前，写下骚体的《绝命词》一首，诉说自己蒙受的奇冤，剖白了自己无辜的心灵，诗云：

嗟薄祜兮多幸，羌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托后钧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遇飞霜兮下击。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这是一首以血泪写就的绝命诗，其动人心魄不亚于蔡文姬的《悲愤诗》。诗中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的怨愤之情。诗人是清白芳洁的，因而她“剖心自陈”，宣称自己是“无罪兮宗庙”的。诗采用了骚体六言的形式，语句短促急切，十分适合于这种极为怨愤心情的喷薄。诗的后半部，更使这种悲愤之情达到高潮，“忽吾去乎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等句，实际上已经跨越出一己的悲哀，而表现了许多宫廷女性的共同悲惨命运，带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绝命词》是萧观音的最后一首诗，又是最为动人心弦的一首诗。

在辽代诗人中，萧观音留下的篇什最多，体裁与风格也各有不同。这些诗作表现出诗人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也印记着诗人的命运与心路历程。

辽代宫廷女性还有一位诗人，就是萧瑟瑟。萧瑟瑟（？—1121），是天祚帝（耶律延禧）文妃。她是国舅大父房之女，“幼选入宫，聪慧闲雅，详重寡言。天祚登位，生晋王”[19]。天祚帝昏庸无道，不恤国事。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而天祚帝却仍然“游畋无度”，朝政日益腐败。而在诸皇子中，晋王敖卢斡最贤，“素有人望”，元妃兄萧奉先深忌晋王。文妃姊嫁耶律挞曷里，妹妹嫁耶律余睹。萧奉先诬告余睹欲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帝于是戮挞曷里并其妻，文妃与晋王相继受诛”[20]。文妃就这样死在天祚帝手里，与萧观音的命运十分相似。萧瑟瑟善于诗歌创作，又有较为深刻的政治见解。现存篇什《讽谏歌》、《咏史》，都指陈时政，规箴天祚，写得英拔不凡。

《讽谏歌》云：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塞北兮夕枕燕云。

这是一首激壮而深刻的政治讽谕诗。史载，“女真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21]，即指此诗与《咏史》而言。这首诗指出了辽朝所面临的危难局面，力劝天祚不可佚逸亡国，而应振作起来，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任用忠良，摒塞奸侯，这样方能力振朝纲，永镇漠北。那么，“夷人之乱”也就无足畏惧了。诗以杂言长句的骚体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长句达十二三个字，十分剀切激壮。犀利深刻的政治见解与至诚之情、磅礴之势融在一起，读之令人感慨再三。再如《咏史》一首：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

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这首《咏史》是咏叹秦二世时宰相赵高擅权专政，横行跋扈，终至倾覆秦朝社稷的，但实质上喻指天祚时权相萧奉先的。萧奉先因其妹元妃为天祚所宠爱，累官至枢密使，封兰陵郡王。他在朝中逢迎媚上，玩弄诡计，陷害忠良，晋王与文妃皆为他所诬害。这首诗假史事以喻时政，笔法十分巧妙。表层是写赵高之弄权，深层处处皆是痛斥萧奉先之误国，明眼人是一望而知的。诗的结尾两句尤为警醒，不啻是对天祚帝宠信邪佞、亡国在即的响亮棒喝。但昏聩无道的天祚帝非但毫无省察，反而“见而衔之”[22]，记恨于文妃。而此诗正是天祚帝朝政的生动写照。作为一名皇妃，萧瑟瑟并不满足于后宫享乐，而是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来指摘朝政之非，充分表现出她的远见卓识。这两首诗都是为讽谏目的而作，立意高远明确，见解深刻，情感十分激切，又都以骚体写成，直接继承了屈原所开创的诗歌传统，充满了一种力度感与“九死未悔”的忠悃精神。这在女性诗作中，确实是十分罕见的。

通过对萧观音、萧瑟瑟这两位契丹女诗人作品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辽代女诗人的共同特点。她们的诗作以豪犷雄健的北方民族性格为底蕴，而又融之以至情，成就一种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语言极富力度感而又不流于粗糙疏荡，明快凝练而又不失之于直白枯槁，具有较强的艺术张力。尤为突出的，从这两位女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卓越的政治见解，映现她们高远博大的胸臆。这既不同于那些只以粉黛媚上，“扬蛾入宠”的一般嫔妃，也不同于那些操纵朝政、顺昌逆亡的“太后”之流，而是以国事为怀，有远见卓识的宫廷女性。而辽代女诗人的这种特点，又是与契丹民族的社会文化有深刻联系的。

北方游猎民族的豪爽性格，在女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汉族女性由于“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被囿于家庭生活之中。又深受儒家“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严酷束缚，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庸，极少能直接参与社会生活。汉族女性本来就有着较为柔婉腼腆的特点，加之“礼”的长期教化，就表现出更多的依附性。而北方游猎民族的女性，其本族文化没有纲常名教的观念与行为的羁束，能够得到较为自然的生长。由游猎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决定，她们与男性一样以“鞍马为家”。因而，在北方游猎民族的女性身上，一样表现出尚武精神与豪爽特点。北朝乐府中的《李波小妹歌》，很典型地表现出北方女性的尚武气质。“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言：“北朝妇女，亦犹之男子，别具豪爽刚健之性。与南朝娇羞柔媚暨两汉温贞娴雅者并不同。”[23]契丹女性亦不无此种性情。《伏虎林应制》就是北方女性所特有的产物。《辽史》论辽朝后妃时说：“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24]辽朝后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远轶他朝的作用，出现了如述律平、萧燕燕这些非一般帝王所能比的女政治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契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古所未有，亦其俗也”，正说明了辽代政治文化中，女性所占的突出地位与其民俗之间的渊源关系。

契丹女诗人作品中的政治意识，与后族在朝廷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无关系。辽朝皇族的婚姻范围限定很严，“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25]。皇族与后族的互相通婚，正是借联姻以加强政治势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26]有辽一代，皇室一直是与后族通婚的，后族因此而获得了相当多的政治权力。实际上，皇族与后族共同执掌政权，“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27]，“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28]。这便使后族能更多地参与机要，而作为后族代表的后妃，自然有着更强的政治责任感或与使命感。辽朝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个太后执政的时期，前有述律后，后有萧燕燕，都导演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而萧观音、萧瑟瑟诗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似乎可以认为契丹皇族婚制曲折地反映于文学中的效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