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如果从河姆渡文化算起，中国农耕文明已绵延7000年。这种文明方式，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形态。文化，是人类生存、生产、生活所有经验的积累。当下的每个人类个体，既包括个人过往，又是整个民族过往的影射。在18世纪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前的1000多年，中国的经济、科技始终领先于世。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分析认为：“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资本、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1]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一书中写道：“中国现在是，而且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产出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2]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15世纪时的中国经济总规模相当于30个西欧国家之和的3倍。史景迁说：“1600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超所有欧洲国家人口总和。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辉煌的顶峰，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3]

但是，15世纪至19世纪初（明朝早期至清朝中晚期），世界东西方经济增长态势逐渐逆转。尽管明代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进展乏力，但凭借中国人口规模优势，直至18世纪初（康熙中期），中国经济总规模仍然保持世界第一。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4]随着生产力发展，至19世纪中叶，人口已增至4.3亿人左右。[5]过多农业劳动力“溢出”，传统农业面临挑战。大规模的中原平民由人口稠密地区向边疆迁移，国内市场需求增大，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政府经济政策亦从“重农抑商”变为“农商并重”。

陕商，脱胎于宋以后中国作坊式家庭手工业雏形，利用明初朝廷政策，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率先崛起。陕西与山西商人一度联合以“西商”的形象活跃于国内贸易。徽商自明代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法”[6]之后崛起为中国第三大商帮。江南四大商帮——苏商、浙商、粤商、闽商，以及山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均于清代才形成。那么，为何商帮并未最早产生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而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走出了陕商，陕商何以率先崛起？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然地理

葛德石教授指出：“在中国一切山脉中，以昆仑山脉为最大，自西藏向东抵于太平洋滨。此等山地将中国分为两主要地理区，在气候、农业和人事活动上，其特性有着显著的对照。”[7]

陕西的河湖以秦岭为界，北、南分属黄河、长江水系。黄河自北向南流经陕、晋边境，历经陕晋峡谷、壶口瀑布，于龙门南出峡、潼关折东；其最大支流是渭河，其次为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等。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发源于汉中宁强境内大巴山北坡之嶓冢山，其上游穿流于秦岭、巴山之间，乃连接陕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主要水道。[8]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便在《上林赋》中写道：“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9]第一次向世人描述了泾、渭、浐、灞、潏、滈、沣、涝八水绕长安的美景。浐、灞、潏、滈、沣、涝皆在渭水以南，且最西为涝水，涝水之东为沣水。关中诸河水量的变化不仅发生于陕西境内黄河水系，亦发生于陕西境内长江流域。[10]

陕西是黄河流域的经济交流中心。陕西关中居于陕西中部，东起潼关，西到宝鸡，南至秦岭，北到北山，号称“八百里秦川”。其东、南、西、北分别为函谷关[11]、武关[12]、大散关[13]、萧关[14]。从关中平原往北可抵河套地区、蒙古高原，到达所谓“草原丝绸之路”；向东渡黄河可达三晋之地，经潼关出洛阳，穿过广袤的黄淮海平原，再往东北前行可抵辽河流域，乃至朝鲜半岛，这已是“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地域；往西经陇蜀古道和秦蜀古道，连接起西北与西南（其中，西北经河西走廊，或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再越过葱岭抵达西亚、南亚，是“西北丝绸之路”[15]；西南经成都抵拉萨，是“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地，由甘青经玉树至西藏，出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此即“高原丝绸之路”。

二 政治地理

先秦时期，渭河中部流域相继有三大部族兴起：远古的炎帝姜姓族定居的大本营在今宝鸡市区，向四处扩展后成为炎黄子孙的主体；周代姬姓族从宝鸡周原发家后，统一天下建立周朝；秦代嬴姓族发祥于宝鸡，战胜中原各国成就大秦帝业。

陕西为古雍州，四塞之地，昔称天府。西周周成王时代，周召二公齐治天下。“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16]“陕西”由此而得名[17]。

春秋时天下分裂，东周君主周平王迁洛邑，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乃为秦国。项羽入关中占领秦地后，分封章邯等三降将于关中，曰雍（今关中）、塞（今陕南）、翟（今陕北），故谓之“三秦”。

汉代，关中经济区以厥壤肥饶、沃野千里的雄浑实力支持秦地成为中国13个王朝的京兆皇都，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汉唐盛世。

唐代以后，西安虽非国都，但其军事地位突出，乃西部重镇。历史上的西安叫长安，亦有大安府（后梁）、京兆府（后唐）、陕西路（宋）[18]、安西路（元）、奉元路（元）等不同名称。

元中统三年（1262）始设“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辖今陕西、四川、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19]至元十八年（1281）分别在甘州、肃州、永昌等路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分别在成都、广元、顺庆、重庆等路设立四川等路行中书省，将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改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至此，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的辖区约括有今陕西省（除勉县、宁强、略阳），宁夏南部，甘肃省黄河、洮河以东地区，治所在奉元路，范围远大于今陕西辖区。

迄至明代，洪武二年（1369）陕、甘合并，称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所西安府（元代奉元路）。洪武九年（1376），全国设二直隶十三布政司，陕西布政司辖陕西全境与甘肃大部，统八府二十一属州九十五属县。[20] 另，明政府为防范北部俺答汗蒙古部落、边外鞑靼部落的入侵，沿长城一线设立九边镇，其中四镇在陕西。[21]总兵力20余万人，所需军饷粮草全赖陕西转输。

清代，由于清政府平定了西蕃和边外少数民族内附，祖国西部边界线由陕西移至新疆。康熙三年（1664）陕西省辖区分为左右布政使司，乃陕甘分治之始。康熙五年（1666）陕甘分治，陕西行省治西安，领七府五直隶州八厅五州七十三县。[22]康熙六年（1667）陕西右布政使司改为巩昌（今甘肃陇县）布政使司，又于次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由巩昌迁至兰州；同时，陕西左布政使司改称陕西布政使司。此时，陕西由边省变为内陆省，成为连接西北、西南的关辅巨障。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废厅、州，实行省、道、县三级建置，陕西省遂分为关中、榆林、汉中三道，辖九十县。

三 经济地理

陕西是关中农耕、陕北畜牧、陕南林业经济的结合部，具有供应产品的多样性优势。

1.农业

陕西原本农牧皆宜，分别经历了三次由牧区变为农区的历史时期，即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明清时期。[23]

（1）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

由于西北边防的重要性，秦汉朝廷均力图开发这一地区。规定当时所有迁徙到这里的移民的衣食住所诸问题，都需要政府先予解决至能自给；禁止边地的人私自迁回内地。汉武帝时期曾向游牧地区迁徙了70余万人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迁到了陕北一带。尽管如此，秦汉时期农业发展依然有限，主要表现如下。首先，秦代防边所需的军粮并不就近取之于黄土高原的农业区，而要仰给于由今山东半岛转输来的漕粮；西汉时期也还需中央王朝的大农令（后改为大司农）进行调剂。其次，西汉时期在黄土高原设立的每个郡中各县的平均人口要比今天少得多，以当时人口最多的上郡（相当于现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南部）为例，每县仅有3万多人。

（2）隋唐时期

在此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重新迁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农田变为牧场，陕西北部地区亦受影响，农区甚至有所收缩。隋代承北朝之后，黄土高原的游牧余风尚存但已位居次要。唐代颇重养马。养马地区也包括渭河上游和泾河中游的一些地方。今陕西、宁夏同内蒙古毗邻的区域，在唐时设了许多羁縻府州，以安置突厥、回纥、党项部落，这些地方因而也就成为游牧区域。除此以外，此时中原农业区的开辟相当广大。这是当时王朝的治国方略，而各地的官吏以及驻军将帅也都积极加以推广。泾、邠二州就是当时发展农业很有成就的地方。

（3）明清时期

明代的版图虽较秦汉和隋唐狭小，对于农田的开垦却远较秦汉和隋唐宽广。明代长城实际上成为一条人为的农牧分界线。明初起即重屯田，军民皆垦，“屯田遍天下，而西北为最。开屯之例，军以十分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种”[24]。当时推行的开中法，更促使农业区域的扩大。由于获利巨大，盐商欲获准贩卖，须先输粮边地，才能至盐仓取盐。盐商由远地运粮，殊多不便，故纷纷趋集边地，就地开垦种植，就地纳粮。明代北陲设九边镇，其中延绥镇即今榆林地区。因此，农耕地区数量剧增。虽然当时陕西西北隅的定边和靖边诸县还有官设的养马之地，但事实上已无足轻重。这种发展趋势在清代仍然存在。清代一直有人在这一原本以牧业为主的地区从事农耕。至清代末年，农业区超越了长城的界限而向北延伸，长城以南地区也就说不上有多少游牧地区了。这样，历史上长期存在于陕西北部农牧地区的消长盈缩，即以农耕地区对游牧地区的完全取代而告终。这也为陕商在明初靠粮食起家奠定了基础。

由此，陕西农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

明代正统二年（1437）“陕西巡抚罗汝敬奏：臣见宁夏地滨黄河，资其灌溉，旱涝俱收，米贱而物贵，以此从宜定例，大布一匹折粮八斗，中布一匹折粮六斗，大绢一匹折粮一石五斗，中绢一匹折粮一石，棉花一斤折粮二斗五升，行之四年，民以为便，而所积仓粮亦足宁夏军马三年之用。今户部委官主事张添赐，欲依宣德间陕西所定例，增米价、减物价折收，恐有损于民。事下行在户部议，陕西宜仍用旧例折收，惟宁夏宜用汝敬所定新例折收，从之”[25]。陕北“八月，都御史阮勤奏，槐安堡所以障庆阳也，干盐池所以障靖虏也，□宜耕戍其地。真宁县仓有十万余石，恐化为尘，或充廪，或贷民，而易其新。汉中、商洛流民报籍，迫兵，十匿七八，为奸民所摄，宜许子孙弟侄新收而着土。庆阳、靖虏、固原诸卫丁壮备操，幼弱养马，有一家蓄至六七，毙者科偿迫逋。灵州盐池宜令募人纳马一匹给盐百引，亦可资良骑而恤贫伍矣。俱得所请”。[26]永乐中，陕西监察御史魏源请奏朝廷：“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见积仓粮千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今岁疫疠，农事有妨，乞以税粮之半，全折输钞从之。”[27]明代中叶，临潼、周至、户县、眉县、渭南等是关中主要产粮区。比如，渭南所属富平仅曲流川方圆百里产粮达十余万石[28]、所属蒲城“蒲地高燥不宜稻，五谷皆有之”[29]。万历年间《大明一统志》按税粮多寡对全国260个府进行统计、排名，西安府位列全国产粮区第四[30]。

清代，由于注重井灌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力开发秦巴山区、广种玉米及甘薯杂粮等因素，人口从万历六年（1578）的300多万人增至嘉庆十七年（1812）的1020万人。耕地面积由明末的29114906亩增至嘉庆年间的30677522亩，陕西农业经济持续发展。[31]汉中安康盆地更是呈现跳跃式发展态势，自“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蔚为繁富之区，至道光咸丰间，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闾里之民户口繁滋，极称富焉”[32]。安康“大道河稻畦尤饶美，又产药材、菌蕈岁数万斤。山坡宜柞漆漆与木耳，岁可数千斤。哺糟牧豕，岁数千蹄。深山老林多材木，浮溪达汉，岁不可胜纪。物产饶富，犹长安之有终南也”[33]。“西乡田亩膏腴，棉桑遍野，男耕女织，富甲全境。北乡多山，不及西乡平衍而宜桑宜柘，其养蚕饲涿之利亦足相，习俗夙敦俭朴，不趋时尚。妇女出行，男子御手车以代步。西乡绅富居多渐有靡丽之习。”[34]土肥水沃的农业资源为明清陕西商人积粟换盐引、从事大规模货物贩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直至清末，陕西 “休养生息二百余年，潼华以西，既富且饶，娱乐无疆，土木沃裕”。“岐雍之地，俗厚民庞，近二十年来，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盖藏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乞丐。”[35]这些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

2.畜牧业

陕西四塞之地，北有胡苑之利。陇青和塞北高原天宽地阔、山高水长，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产区。其中，陇青高原有天然草场18亿亩，约占全国草场面积的40%，其牛羊肉产量、绵羊毛产量和羊绒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0%、40%和25%。[36]早在秦汉时代这一地区便与陕西习俗趋同，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37]从那时起，陕西畜牧产品与中原农产品相交换便成为中国古代中西部经济的主要特色。陕西本部塞北高原的毛乌素沙漠在明清时代乃天然牧场，湖泊成群，草滩平坦，水草丰美，牛马衔尾，群羊塞途，更以出产滩羊而著称全国。明清这里畜牧业仍很兴盛，仅榆林的常乐堡在咸丰、同治年间就居住着300多户人家，有几千亩耕地。[38]每年产自陕北的畜产品盈千累万，计有羔羊皮5.1万张，滩羊皮12万张，老羊皮1万张，山羊皮25万张，成为明清时风行全国的“西口皮货”的主要供货地之一。关中东部黄、渭、泾、洛等河交汇的“沙苑”，水浅草茂，沙丘连绵，系历代畜牧之场，作为明清陕帮主体的“同州商人”便缘此而起。这种兼倚东西的物产结构，使陕西处于西北畜牧经济区与中部农耕经济区的结合部，从而为通过长途贩运来调剂农牧、沟通中西的陕商崛起打下了地缘生态基础。

3.林业

陕西被山带河，南有巴蜀之饶，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植被并蕴藏着丰富的物产。渭河上游的陇山，遍地都是森林，入陕后北有崤山，其林有“松柏之塞”“桃林之塞”之称，森林面积十分广大；南有秦岭巴山，中间高山深谷，有山全是海，无处不生林，蕴藏着丰富的森林植被。山林川谷美，必然天材之利多，繁茂的森林覆盖使陕西物产丰富，秦巴山区“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磺、竹箭、木耳、石菌”[39]。陕西省之秦岭山脉、南部之巴山山脉、北部之横山山脉均有分布较广的煤层，其他如蓝田之玉，南郑之金沙，旬阳之钴，镇安之铜，略阳之汞，沔阳之铁，大荔之盐，以及延长附近之石油矿，蕴藏之富，举世瞩目。而且，陕西各地山中盛产药材，多至数十种，并以大黄、当归、甘草、党参、柴胡、杜仲为最著。其中，大黄年产360万斤，以岷县为巨；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甘草年产600万斤，以武威为多；党参年产60万斤，以陕南出产著名；柴胡年产125万斤，主要产自宁强、勉县、略阳；杜仲年产80万斤，以安康、汉中所产为盛。直到近代，每年由陕西输出的药材计粗杂药995374斤，细杂药538918斤，价值不菲。[40]这些丰富的物产为明清陕西商人通过组织本土特色产品与其他地区进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贩运贸易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形成陕西商帮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产销并重的经营特色。

4.商业及运输业

原始部落时期，黄帝族群原系陕西黄陵游牧部落；炎帝族群原系渭河流域农耕部落，“教民稼穑”，岐山杨凌“教稼台”至今犹在。黄帝族群东进后，与炎帝族群结盟，并向南会聚其他部族，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其中，黄帝族群南迁，扩大了分工，促进了交换；黄帝命“共鼓、货狄作舟，邑夷作车”，增加了商品交换的数量，扩大了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黄帝设度量衡，命“隶首作算数”“设五量”，即权衡、斗斛、尺丈，中国最早的市场随之出现，即今天被宝鸡考古部门发掘的秦岭深山的“雍市”。

夏商时期，居于商丘的殷人善于经商，后来的陕西周人灭商，就将从事该行业的人称为殷商之人，并将商人从事的买卖业务活动称为“商业”。周朝属中国农业社会鼎盛时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管理制度，即“工商食官”体制，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严格控制市场的制度。国家经济以宗族奴隶制经济为基础，产品交换主要是通过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官吏分配供给，很少经过流通环节；商品贸易则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各诸侯国之间除了外交政治上的聘享，缺乏大规模商业贸易。

春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僵化的“工商食官”体制，使市场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的私有化制度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驱动力。

战国和秦汉时期，东出关中，北可越黄河而至三晋，南可出武关而走江汉。关中之北，还有秦代所修从云阳达九原之“直道”，直达阴山之下。[41]西北方向，西汉时经河西走廊连接西域诸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期又修通了“回中道”，可出萧关而至新秦中。西南方向，秦代新修了从咸阳至成都的“栈道”，包括褒斜道与西南夷道，连接印巴次大陆。由此，在春秋时期形成的交通线的基础上形成了纵横南北的全国性交通网络。

这些道路的修筑，为加强全国市场联系提供了条件。东西交通，西自秦都咸阳可直达齐都临淄；南北干线，南起于楚都陈、郢等地，中分太行东道和西道而达燕、赵。所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42]秦于咸阳设立供商贩贸易的“市”，并设“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细分市场。[43]同时，秦将市场制度推行至蜀地，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44]。汉于长安设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市楼皆重屋”，“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当市楼有令署”[45]。从此市场繁荣，商人获利丰厚，出现了东市万城、柳市（西城）万章等代表，“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46]。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形成陕西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国内贸易的繁荣和道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商业贸易的新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经历了剧烈的变迁，战争对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

隋代，隋文帝节缩开支并改制，为商品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开凿大运河，很好地保证了物资运输。隋文帝仁寿四年（604）派人到蒲州黄河岸边“收商贾船得数百艘”。长安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人口都在80万以上，并称国际都市。史载隋文帝开皇八年（588）“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47]。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鸿胪寺置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48]隋炀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縻费以万万计”[49]。

唐代，内贸强劲，外贸发达。唐长安城内经济活动的中心就是东、西两市，各居皇城东南角、西南角，始建于隋，兴盛于唐，占地1600亩，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市内各开井字形街道，每条街宽达16米，每面也各开两个门。两市各有220个行业，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当时，长途贩运货物、资金数量巨大，提供储存货物服务的“邸店”与提供货币存放业务的“柜坊”出现，“居物之处为邸”，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而取之”。与吐谷浑、突厥、吐蕃、西域诸国、回纥、党项、奚等各族间的互市有新进展，形成陕西商人历史上第二个发展高潮。

宋代，商业流通活跃，与周边各政权及海外贸易颇兴盛。官督下的榷场属于合法贸易，合乎规定的商人在此办理暂时出境手续；同时接待境外商人和作为中介的牙人，还负责征收进出境商税（5%～20%）。宋朝通过榷场输往辽、夏、金、蒙的商品主要有瓷器、茶叶、丝织品、儒家经典、水果、粮食等，输入马、羊、药品、毛纺织品等。宋与西蕃、回纥等的经济交往主要通过茶马贸易进行。北宋主要在秦州、陕西、河东一带沿边州县设立买马机构，购买马匹多则数万，少则数千。为了偿付马价，北宋政府不但对四川茶叶实行统购包销政策，还在成都等地专门设置了制造锦绮等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机构，每年用于买马的财政开支折计钱达100万贯以上。在合法贸易外还存在相当规模的非法贸易，宋百姓通过走私获取马匹、食盐、矿产等，宋境内的茶叶、耕牛等又走私到上述地区。自宋以来，各代陕川藏贸易经久不衰。北宋熙宁九年（1076）“四月二十二日，体量成都府等茶场利害刘佐言：‘询究商贾及牙店人久来通贩射利本末，自来陕西客人兴贩解盐入川，却买川茶于陕西州军货卖，往还获利最厚。今欲依客例，逐年以盐十万席易茶六万驮为额，约用本钱二百一万贯足，比商贾取利，皆酌中之数。更不许客人兴贩入川、陕路。’从之。仍以佐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公事，兼熙河路市易司”[50]。南宋主要在四川、广西一带设立新的买马机构，除继续与西北的回鹘、西蕃进行茶马交易外，还与西南的诸民族进行茶马贸易。

明代商品经济重新呈现繁荣的景象。商品流通极为活跃，全国性市场开始形成。随着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做贾经商蔚然成风，“富者缩赀而趋末，贫者倾产而就商”“今天下之人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51]即使那些向来以经商为耻而羞于为伍的缙绅官僚，此时“多以货殖为急”，或开官店，或营高利贷，或贩盐走私。各地区因商品生产及其他一些因素的不同，从商者的规模、人数也各异。为了加强边防建设，明政府每年由“户部送江南诸处折银十万两，河南送大布十万匹，前来凑用”[52]。利用地理、资源、政策等优势，陕西商人再度崛起，并以规模化商帮的形式从事全国性贸易，经营茶叶、食盐、布匹、药材、烟业、酿酒、木材、典当八大产业，将资源存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尤其在康藏，“‘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此川、康间流行之俗谣也。今日西康汉商陕人多于川人数倍，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谓现在西康商业在陕人手中，殆无不可。此固由于陕人善于远道经商，历史上亦有关系。元代用兵西征，西藏、青海、西康诸部臣服，以此诸地尽属陕西，当时之陕西省，实包有今日川省之雅州、荥经、天全、汉源等处。雅州、黎州官员上任，皆自西宁、洮州取道西康，官道既至，商人咸至。四川虽为康藏茶叶、丝绸之源，而川康商业实为陕人所开发，采办茶、布、绸绢之大商号，仍多为陕籍也。川人不善经商，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现在西康所有之少数川商，大多为从军、开矿或作吏入康。居住日久，羡慕陕商，而姑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为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53]。

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

首先，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地区间的商品流通，特别是东北、塞北、西北、西南地区与内地的商品交流空前发展，商业交通四通八达。其一，从南北纵向上看，由明代的以运河为主的一条干线发展为海路及内河水运、陆路车运互为衔接的三条商业交通干线。南北海路干线从渤海湾到北部湾数十个商港连接辽宁、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内河水运干线由珠江水系、鄱阳湖水系、钱塘江水系和京杭运河的水上运输组成，具体从广州经杭州达北京，途经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直隶七省区兼及福建。第三条干线经珠江水系、洞庭湖水系达汉口（系水路运输）；从汉口经开封到内黄县（系陆路运输）；从内黄县进入卫河，达运河，至北京（系水路运输）。其二，从东西横向上看，以从四川到上海的长江水运为主干，长江以北有两条，长江以南有两条，构成了覆盖广泛的东西向商品流通渠道。长江航运干线途经云南、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其支流航线又流经贵州东北、湖南全省、陕西南部、甘肃一角、河南南部，总计十一省。长江以北，有从长江北岸的浦口至包头的东南至西北方向的斜向商业交通线。长江以南，有横贯云贵高原，经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分达新安江和闽江，通往浙闽的商业交通线。

其次，与明代相比，清代的边疆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清代雍正以降，陆续废止了官方互市，民间商业往来迅速发展。虽然官方对部分地区，如东北和蒙古实行严格的牌票贸易制度（政府特许商制度），但乾嘉以后，限制逐渐松弛，民间贸易有长足进步。至清中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华北、东北、蒙古、新疆的贸易网络；以四川、陕西为中心，包括四川、甘肃、新疆、青海、西藏、云南、贵州的西南和西北的贸易网络。有九条商业交通线与之相连，即北京至卜魁，北京至恰克图，北京至古城，汉中至古城，重庆经兰州至古城，成都至察木多，云南至西藏，成都至青海、西藏，再经丹噶尔至归化。内地的粮食、茶叶、棉布、丝绸、铜器、铁器、漆器、金银器、玉器、马具、食品、民族特需品等源源不断地输往边疆，而边疆地区的特产药材、牲畜、毛皮等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边疆贸易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据估计，整个边疆贸易额不低于1920万至2520万两白银之数，占全国市场总量53053万至58634万两的3.6%～4.3%，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边疆、内地的人口数量之比。[54]

最后，清代由于人口大量增长，引进并推广了烟草和花生等商品性强的农作物品种，商业网的覆盖面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人口由产棉区向不产棉区的流动及定居增加了棉花和棉布的商品量。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清代的国内商品流通量大大超过明代。根据许涤新等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的估算，鸦片战争前，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大类主要商品的市场贸易量约为38762.4万两，铁880万两，靛382.69万两，非必需性产品消费（糖、酒、烟、纸及各种特产）在13028.32万至18611.86万两。那么，商品零售总额为53053.41万至58636.95万两。这个数字应该说是个保守的数字，还有一些主要商品因无法估算而不包括在内，如木材、砖瓦、石料、石灰。按近代社会学家的估计，建筑费用按房产折旧率算，大体占生活费总额的15%，但中国的民房建材非商品性来源是主要的，商品性来源占多大比例难以掌握。还有煤、炭、桐油、食物油、药材等也无从估计而付之阙如。[55]

因此，上述商业交通的发展、边疆贸易的开放、经济作物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商业的繁荣。康、雍、乾时期，不仅恢复了明后期的繁盛，而且南京、广州、佛山、汉口、厦门等城市较明代更为发达，出现了无锡、汉口、镇江的“布码头”“船码头”“银码头”，各方船只“不舍昼夜”。在北方尤其西北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极为兴盛。乾隆后屡次用兵西北，征剿蒙青新藏，军旅迭兴，多赖陕西转输，朝廷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视，到同治初年西北动荡。“……伏念陕省为朝廷关辅重地，土厚民殷，夙称富庶，自粤西军兴，部库暨各直省大营饷糈所给于斯地，捐输者源源不绝，盖陕省之精华在于西、同两府，西、同两府之精华在于临渭、泾原、韩朝各县，诸富户今遭此番兵燹，凡著名殷实户族罹祸尤为惨酷，设不及早扑灭，闾阎元气凋残，无临渭则无西、同两府，无西、同两府则无陕西，无陕西则天下之大局，尚堪设想乎？”[56]关中的西安、三原、泾阳，陕南的汉中、安康、商州等地，皆有较为繁荣的商业活动存在。泾阳、三原作为明清西北市场网络体系中心，每逢西北商界每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的走标之期，收到西北各地汇入的标银有2000万至3000万两。[57]

咸阳“城内系水陆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庶，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由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到此纳税，给票方准放行”[58]。三原“为关中要邑，集四方商贾重赀，昏晓贸易”[59]。“南关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60]。泾阳“唯系商贾云集之区，城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61]。明代泾阳知县路振飞“为导民以自然之利，贻民以无疆之休事。窃照泾阳迤南有泾河，一带直通渭水。渭水商贾轴轳相望，而泾则任其安澜，弗载舟楫噫。是可惜也”[62]。他组织疏浚泾河，并鼓励商民借此兴业，撰《清泾河行船通商详文》[63]以记：“自道咸以来，豪商大贾群居骈栖，珍错云屯，习尚风糜，慕懋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姻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或老大无成，或少壮失业，家不一人，村不一家，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64]凤翔“地形险阻，原田肥美。东关街市十数里，坐贾万余家，百货充纫”[65]。出凤翔入益门而至凤县，“凤县古道水……秦蜀商贾云集，货产富饶，此途通畅，不独唯蜀产易米，即远而云贵西藏渐次交达”[66]。由凤县上溯而至略阳，“地连蜀陇，嘉陵江绕于西南，栈坝黑河环于东北，西至阶州，白马关为赴甘大路，盐茶货物驴驮人夫往来不绝”[67]。出略阳南折而达汉中，“西则陆通陇蜀，东则水达鄂皖，商贾辐辏，货物山积，虽繁盛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都会，尤以东关及县东十八里铺为最”[68]。逾汉中顺汉水而下入安康，安康为秦头楚尾，陕南一大都会也，“城外为水陆通衢。舟骑络绎，城内商贾辐辏，百货云屯”[69]。浮汉江至旬阳，旬阳城“地因山为城，前临汉江，后环旬河，惟西门外一线石径。城内居民稀少，东门外河街有小贸数十家……距县一百四十里之蜀河，系水陆货物交卸之所，客商辐辏，人烟稠密”[70]。从旬河上溯至镇安柞水入商州，商州“州东龙驹寨，为水陆要冲，商贾辐辏，舟骑络绎”[71]。自龙驹寨经商南而趋晋豫陕三省交界的潼关，“其地商业弥盛，秦晋之货，咸来卒集……北部羊毛皮革亦多卒集于此”，为入陕喉吭。从潼关东归大荔、渭南，其地“道咸间商业遍及东南各省，巨富颇多，风俗奢华”。“（同州）府境南北阻山，东滨河，西涉坂，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者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焉”[72]。

四 制度地理

1.明代以前的相关商业政策

远在原始社会中期，神农氏“召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日中为市”，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市场，即榷市。从那时起，陕西商人就开始出现。进入文明社会后，周王朝周公秉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商业管理制度，即“工商食官”管理体制及第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管理制度，对中国商业历史产生过几千年的影响。

（1）秦汉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重农抑商，具体体现为“商鞅变法”：制止农民弃农经商；重关市之赋；国家统制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管制粮食贸易，不准商人插足，农民必须自己生产口粮，不得从集市购粮调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汉代，继续重农抑商：政治上抑制商人，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社会地位上贬低商人；从生产、流通、价格、市场、税收等方面限制商人活动（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五均六筦）；禁止商人购买土地；开展打击商人的政治运动。

（2）隋唐时期

隋朝富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隋炀帝用裴矩，促成“国际贸易盛会”，再创丝路繁荣。裴矩博学多才，曾撰写《西域图记》三卷，策划河西的国际贸易盛会。

唐代，对中外各族施行平等政策。唐太宗主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积极经营丝绸之路，设立“安西四镇”。与周边游牧部族贸易互补。吐蕃的“茶马贸易”，回鹘的“绢马贸易”，党项的“互市、贡赐”制度，既满足各族生活所需，也促进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互补，有利双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建中三年（782），始征“税茶”，税率是一般商品的四倍。贞元九年（793）“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曰：‘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73]这实际上是官府间接垄断了商人与园户的购茶交易。又见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有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十一之税”[74]。其后的令狐楚、李石皆行此模式：“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使，复贞元之制。”[75]

宋代，茶法存在区域差异。北宋前期，四川、广南茶实施通商之法，东南茶实施官购商销的间接专卖之法。川茶于熙宁年间专卖，设置榷茶司，官购商销、官颁官卖并行。南宋时期，川茶实施以引榷茶的蔡京茶法。该制度被元、明沿用。

2.明清时期的相关商业政策

明初，朱元璋规定：“（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76]张居正（1525～1582）改革，反对官商分利的垄断性的商品专卖制度。清代，抑商已不占主导思想地位，减轻商税是清政府推行“恤商”政策的重要措施。其中，康熙认为“商人为四民之一”“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施行“摊丁入亩”；乾隆完全解除矿禁，缩小官营手工业，兴办民间丝织业。

（1）陕西

第一类是农业发展政策。

①招抚流亡，奖励垦殖，劝课农桑，减免农业税征。

明代，对招民垦田有“三年起科”“五年起科”的规定，并针对陕西“野多旷土”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行“贷银助垦”的招抚政策，所垦耕地“世为己业，永不起科”[77]。“陕西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价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百余万两，共收还粮约十余万石。”[78]

清代，康熙二年（1663），准陕西先行屯垦，以广耕作。康熙十年（1671），订《陕西荒地招民垦种例》。[79]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订《陕西招民开垦例》[80]，颁“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策。[81]该类招民垦殖的休养生息政策，使陕西人口和耕地面积均呈现增加的趋势。人口从元末的44万人，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加到180.6万人，万历六年（1578）更是增加到350.6万人；耕地面积到光绪年间已增加到30592953亩。[82]

②兴修水利，注重灌溉，加强农业基础工程建设。

1671年，清代大臣慕天颜在呈送皇帝的奏折中说：“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83]表明治水、农业与富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明代官员潘季驯（1521～1595）因治水成就及其著作闻名，认为秋季黄河的泥沙含量会由60%增至80%。[84]西汉时期，白渠约于公元前95年建成，将含有泥沙的泾水引入陕西关中农区，赞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85]“白渠水带淤泥灌田，益其肥美。”[86]

明代，洪武八年（1375）“浚泾阳县洪渠堰……由是泾阳高陵五县之田，大获其利”[87]。洪武三十一年（1398）“修泾阳县洪渠堰时，泾阳县耆民诣阙言，堰东西堤岸圮坏，乞修治之。上命长兴侯耿炳文、工部主事丁富、陕西布政使司参政刘季篪督兵民修筑之。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一十万三千六百六十八丈，民皆利焉”[88]。天顺八年（1464）“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奏：泾阳县瓠口郑、白二渠，旧引泾水溉田四万余顷，至元犹八千顷，其后渠水日就浅滞，利回以废。宣德初，遣官修凿，军民复亨其利，亩可收四石。今河湮塞而水不复通，渠旁之田遇旱遂为赤地，间或得收，每亩所获视旧仅十之二。泾阳抵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皆患苦之。七年十月，已奏于泾水上源龙潭左侧兴工疏浚，止于旧渠之口，寻以诏例停止。今军民复言，宜毕其役，庶旧利可复。事下工部覆奏，以疏通水利。国家省务请移文项忠，会布、按二司踏勘，果有利与军民俟。春暖边方无事之时，遣有才干官数员，督工相宜修理。从之”[89]。“遂起醴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县，蒙水利人户任旧迹而疏通之。于平地则度势高卑而穿渠，遇山石则聚火镕铸而穿，实不二年而成，遂名曰广惠渠。凡溉田八千二十二顷八十余亩，又溉西安左前后三卫屯田二百八十九顷五十余亩，每亩收谷三四钟。抑古今水利有消长，当闻前人相视斯渠，其说有三。一曰尽修渠堰之利，二曰复置板闸之防，三曰开通出土之便”[90]。成化初余子俊抚陕“于泾阳凿山引水，灌田千余顷，通南山道，直抵汉中，以便行旅”[91]。后陕抚娄谦又修利民渠，“于是渠水衍益，土脉渐渍，来年获收成之望，秋田遂长”。[92]

清代，井灌技术得以开发利用。康熙年间“富平、蒲城两邑，井利颇盛，如流渠米原等乡，有掘井六七丈者”[93]。雍正、乾隆时期，川陕总督岳钟琪，疏浚了龙洞渠；雍正七年（1729），改陕西西安府管粮通判为水利通判，负责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农田水利，陕西巡抚崔纪“乾隆二年西、同、凤、汉四府，彬、乾、商、兴四州共报开成井三万三千九百余”[94]。陈宏谋“修治渠泉，制水车，教民戽水之法，凿井二万八千八百有奇，旱岁以灌田”[95]。

③鼓励屯田，减轻陕西军粮转输负担。

明洪武四年（1371）下令在陕西开展军屯，规定屯军五丁抽一去搞屯种，又规定屯军种田500亩者，岁仅纳粮50石。为了鼓励军屯，明政府还对屯田减轻赋税，酌量征收代金或发给牛种工具。如永乐三年（1405）陕西诸卫军缺耕牛，明政府运大批耕牛至陕西，规定每百名军士给牛40头，使其及时耕作。正统四年（1439）规定在陕西治边空闲之处，允许军民尽力耕种，免纳籽粒。正统五年（1440），又准延安、绥德二卫屯田余丁及本处守备多余人员，在堡寨附近给田耕种。宪宗成化六年（1470）都御史余子俊开设榆林卫垦屯田，拨军种粟，使“内边旷地，尽皆垦屯田，岁得数万石”[96]。至嘉靖初年（1522），陕西屯田遍及关陇和陕南、陕北各卫所州县，共有屯田军卫159544户352000人，屯地12305顷，收屯粮96632石。[97]

④放垦秦巴，开发山区农业经济。

清代，实行放垦秦巴政策。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嘉庆四年（1799），放垦商州，全面放垦终南山。促使大量川楚湖广人民流寓山中，“楚民善开水田，蜀民善开山地”[98]。湖广、安徽等地移民“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99]，以多种经营有效开发了陕南经济，“一岁所获足够两年之用”。汉中于乾隆后已是“蔚为繁富之区”[100]；商州于嘉庆年间已是“皆闻鸡犬……诸蕃百产”[101]；陕南粮食“大批沿江运销至湖北等地市场”[102]，木材、造纸、冶铁等手工业迅速兴旺。

第二类是“食盐开中”政策。

明代，为防边患，明政府沿长城一线设立“九边”，五处在山西，四处在陕西。为解决边镇驻军后勤给养问题，明政府最初采用“协饷”之策，但路远费繁、效果不佳。因此，在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以“盐利”为优惠条件，实施“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地区，促使陕西商民“输粟换引”，运粮边地，以军队后勤供应社会化来保证边疆所需，陕商因此而迅速崛起。[103]史载，洪武三年“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104]。陕西商人从血缘、亲缘再至乡缘，“非亲即友辗转邀集”，商帮顺势形成。洪武二十年（1387）由“召商输粮”转变为“纳粟中盐”，“大宁军储不给，请令商人纳粟中盐，粟五斗给浙盐一引”[105]。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式规定《开中纳米则例》：“出榜召商，于缺粮仓分上交纳，先编制勘合并底簿，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分……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引盐数目，付客商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照数征盐。”[106]自此成为定制。

第三类是“茶马交易”政策。

①西北边茶主要是针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

洪武四年（1371）“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换马”[107]。“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108]。紫阳茶区所产之茶，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洪武三十年（1397）重申，“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数尽数入官”[109]。成化五年（1469）放宽政策，“本朝旧有茶马之例，后暂停止，近又举行。然民间绝无兴贩，而官府又督辨之人。以致茶马司见茶不满千斤，乞敕所司通查出茶州、县、山、场，定其则例。听民采取，俱运赴西宁官库收贮换易。番马给军骑操，并与苑马寺作种孳牧。其民间所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河、洮、岷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一”[110]。明政府将“食盐开中”政策运用至“茶马交易”，实行“开中商茶”，允许商人参与茶叶贩运，并以每引100斤多给60斤作为奖励（称为“附茶”或“副茶”）。弘治三年（1490）“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111]。每引仍给附茶420斤至700斤，名曰酬劳[112]，由以前的官收官运官销变为以后的官督商运商销，激发了商人从事西北边茶贩运销售的积极性，每年将紫阳茶叶输往甘、青、宁等地，运输量从明代115万斤增至清代1100万斤，从而开创了500年“西北边茶贸易”的先河。

②西南边茶主要是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

“当是时，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之。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113]与西北边茶不同的是，西南边茶官运官销时间很短，洪武十六年（1383）置雅安茶马司，实行官运官销。行之不久，便因“商旅不行，课额遂亏”难以为继，“碉门、永宁、筠、连所产茶，名曰剪刀粗叶，惟西番用之，而商贩未尝出境。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宜别立茶局，征其税，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于是永宁、成都、筠、连皆设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课。自定课额，立仓收贮，专用以市马，民不敢私采，课额每亏，民多赔纳。四川布政司以为言，乃听民采摘，与番易货”。[114]为便于汉藏茶马交易的组织管理，明廷于碉门、黎州、雅安设茶马司，后移至打箭炉，并于嘉靖三年（1524）额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引为腹引，二万四千引为边引”；隆庆三年（1569）又“裁引一万二千，其时划定三万归黎雅，四千归松潘”[115]。南北边茶的贸易格局由此形成。至明，陕西商人借开中商茶深耕西南，借助元代四川雅安、天全、汉源、射洪等划归陕西中书省的内境之便，取道西康，主营“南路边茶”，形成川康商业隆替以陕商为转移的局面。

第四类是“盐马交易”政策。

明代弘治年间，明政府在陕西边地颁行“盐马交易”政策，陕西定边商民于是循首条“定边盐马古道”贩盐至伊蒙草原各地换取战马，具体由定边沿长城东趋达于榆林的“红山堡”互市和经三、四马路走草原至伊克昭盟旗（在今鄂尔多斯市）草原，“定边盐池”因以定边食盐换取草原五花马而更名为“花马池”。

第五类是“棉布征实”“布马交易”政策。

为安抚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明政府又在陕西实行“布马交易”的特殊政策。洪武三十五年（1402）“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三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116]。明廷主要通过“开中盐布”来解决。永乐三年（1405）“四川布政司言：诸番以马易茶者，例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等物出关。今番商往往以马易茶，及其他货易布帛。司遵其例禁，又虑杜绝远人。上曰：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117]。遂使商布贸易合法化。隆庆四年（1570）蒙古俺答汗诸部降明建“大明金国”，明廷为对藏蒙诸族分而治之，在陕北边境开放七大“马市”，与诸番交易，并对互市商品做了严格规定：陕北马市只许以马易布，且“梭布马，每匹梭布四十匹……官货马……青梭布一匹，蓝白梭布十匹”[118]。陕西对布匹的需求量剧增。由于陕甘缺布，陕商选择从江南贩布运至陕西，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券驴市马，日夜奔腾，驱车冰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119]。大量贩运江南标布北上陕陇，垄断江南标布运销300年之久。

第六类是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

①制茶技术。

早在唐代，人们已经由丝绸之路从印度人手中学会了“团茶”，即紧压茶的先进技术。自明代中叶，泾阳就成为西部茶叶加工贩运中心。泾河人民利用所在区域的独特自然资源结合陕西先进的手工技术，创制出“黑砖茶”（或称“泾阳青砖”）。由于该茶略带“土茯苓”香味，又在夏季伏天晾晒至泛黄，故称“茯苓茶”或“茯茶”。“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而行，捡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120]，经营茶叶的茶店、茶号“甘引者54家，陕引者32家，共86家”[121]，每家“所用人工忙时多至百人”，每年加工外运“泾茶”四五百万斤。[122]

②水烟技术。

烟草，又名淡巴菰，明末万历年间从南洋传入我国闽广，至陕西更晚。陕西富平的工匠掌握着水烟叶的炮制技术，连生产工具推刨亦出自富平。后来，陕西“同朝帮”即同州府（今陕西渭南）、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商人，经商甘肃贩烟，并将烟草种植之法传回陕西，“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123]。“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制造经营水烟的烟坊主要集中于泾阳，每年从兰州运来的水烟叶“九百万斤以上”，[124]泾阳烟坊十数家，比如渭南孝义镇赵家“一林丰”烟坊，产量最高多达5000担，资本亦由最初的三四十万两白银增至100多万两。[125]

③棉布技术。

产自江南的棉布，运回陕西后，要在泾阳、三原进行加工整染，并改卷成适合西北运输条件的式样。这就使泾阳、三原成为西北的棉布加工中心，泾阳城内布庄、布行遍布，很多棉布技师齐聚泾阳、三原。三原城隍庙附近的山西街，居住着大量来自山西的卷布技师，故名为“山西街”。泾阳孟店镇的周梅村，贩布于苏浙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126]泾阳布商师庄南“处士故贾……往来姑苏吴越诸处，贸迁有无”，其子师从政“随处士贾”，“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赍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127]，并成为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伙头。清代泾阳社树村姚家，设立惠天堂、仁在堂、居敬堂、行仁堂、百义堂等，经营布庄亦多。[128]王桥“大簸箕”柏家，常年贩布江南、贩茯茶及皮货于西北，设立门店于苏州、武汉、上海、北京甚至日本，位于江浙一带的“柏园”乃他家在唐市所建。[129]

④皮货加工技术。

陕西为十三朝京兆皇都，自秦献公迁徙栎邑，北却戎翟后便以畜牧为主业并享誉已久，秦汉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多以陕西为聚集地，使陕西五方杂处，秦陇以鞍马福著称，积累了硝制皮货的经验和技术。明清时期，从西北各地运回的皮革，要在泾阳等地硝制。源于泾河水流经黄土高原时，携带大量硝碱，泡熟皮革“较他处所制者逾格轻软。自昔已然，此乃水性关系”[130]。资源禀赋及技术优势，使泾阳“西口皮货”享誉国内。“早在清乾隆以前，皮业就开始兴盛。始有李松林、魏德润等在白古镇建起皮行数十家，相继经此业者越来越多”[131]。“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132]。后来“连县城西北南强村，县城东北封家村一带建起好多作坊。最盛时泾阳的皮货作坊三四十家”[133]。皮货生产季节性强，每年农历五六月最宜生皮加工熟制；农历七八月最宜缝制皮衣。故多以集中的规模性生产进行，每年夏初泾阳皮匠齐聚，皮货作坊届时招工硝制，“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134]。皮货坊动辄数百家，规模可观，每家“工人多少不一，自然十至数百不等”[135]，每年硝制的“黑白羔皮、二毛皮、老羊皮，年约两万余斤”，[136]运往京、津、沪、汉销售，诗云：“驼酒驼茶未息肩，又驼皮货又驼毡；饥餐白滚安江杜，饱吃干烘玉峡泉”。[137]

⑤药材加工技术。

秦地无闲草。秦岭是中药材主产地，中草药资源丰富，比如，来自秦岭西边西宁的冬虫夏草，来自甘肃岷州的枸杞、大黄、甘草、当归，来自秦岭东秦巴山的党参、柴胡、秦艽及兴平的红花等。陕西又秉承祖国中医药之精华，系尝百草的神农氏、药王孙思邈等名人故里。明清时期，陕西药商将采自秦巴的药材经勉县、凤翔运至泾阳、三原，将采自甘肃的药材或经旬邑、淳化，或由长武、永寿亦运至泾阳、三原，使三原“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至东渠岸街一带，满目尽为药材店”[138]，有九大药店、三大药栈[139]、四十二家药铺之说，经过切割、加工、包装制成“西口药材”，贩运并畅销全国，每年经由泾阳、三原“改装发运各地的西口药材600万斤，一年买卖总额20万元之潜”[140]。

（2）西藏

第一类是“马赋差发”金牌信符制度。

“马赋差发”是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进行的一种经济贸易方式。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明太祖“命曹国公李景隆赉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传朕命，令各番酋领受，俾为符契以绝奸欺”。颁发了41面金牌信符，以30斤茶换一匹马的不等价交换，一次易马13100匹，标志着茶马互市由自由贸易向“马赋差发”的转变。洪武三十年（1397）八月戊午，“西宁卫所属西番土酋亦令直奔言：‘诸番族皆野居散聚，射猎为食，请岁输马二百匹为常赋。’从之”。此后，该贸易方式历经永乐年间、宣德十年（1435）、正统末年的废止、开制、废止，直至弘治十五年（1502），杨一清奉命督察陕西马政，恢复了金牌信符制。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改金牌制为勘合制，“诏给西番诸族勘合”，纳马时间间隔及数额均增加，其中尤以天启六年交易马匹数为历史最多，该年“在年例之内者，加增既近二万，在年例之外者，亦复二万有奇”[141]。

第二类是茶马互市贸易制度。

①健全茶马互市贸易制度。

洪武初年，明廷于甘、青、川设置茶马司，“以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洪武七年（1374）、洪武十二年（1379）、洪武十六年（1383）、洪武十九年（1386）、嘉靖四十二年（1563）先后设立秦州[142]、河州、洮州、永宁、雅州[143]、甘州茶马司。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兵部奏盐马司以盐、布易马，得马697匹。洪武二十二年（1389）六月，四川岩州卫奏：“每岁长河西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茶马司定价，每堪中马一匹，给茶一千八百斤，命于碉门茶课司支给。不惟番商往复路远，实且给茶太多。……诏茶马司仍旧，惟定其价：上马一匹与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驹马五十斤。番商有不愿者听。”[144]自从正统末年停止茶马金牌之后，成化二年（1466）八月辛丑，兵部因“调发缺马”，提出恢复汉藏茶马互市。直至弘治十五年（1502），杨一清奉命督察陕西马政，茶马互市才得以恢复。正德三年（1508）十二月甲辰，户部在奏请皇上表彰巡茶御史翟唐的功绩时说：“一年之间所收茶至782200余斤，所易马至9000余匹，较之常规，利实倍之。”万历年间，大量藏族部落内附，明朝令其纳马给茶，官营茶马互市兴起，以致官方被迫下令限制茶马交易数额。

②建立巡视监察制度。

成化三年（1467），派遣御史巡视陕西茶事，从而确立了专职巡视检查制度。

③重视官茶的加工、储藏、调拨。

洪武三十年（1397）决定在成都、重庆、保宁、博州建立四大官茶专仓保管，并在襄城、紫阳建立制茶作坊，专门加工统购的官茶。

④扶持和鼓励藏汉两地商品交易的商业税收政策。

明廷对藏族各部实施轻徭薄赋的优待政策，甚至对边远藏族各部免于征收赋税。部分商品免税，课税商品实施轻税，规定军民日用杂物类一律免税。改元代关市税的烦琐办法，使之简约便民。

第三类是朝贡回赐制度。

为安抚西藏各大小僧俗首领，明太祖除对前来归降入贡人员授予官职外，还予厚赏。史载，洪武初年（1368），元僧俗首领入朝进贡。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庚子，“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诏赐红绮禅衣及靴帽、钱物有差”。洪武六年（1373）正月己巳，“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章阳沙加监藏遣酋长锁南藏卜，以佛、佛书、舍利来贡。诏置佛寺，赐使者文绮袭衣有差”。洪武七年（1374）十二月甲寅，“乌思藏帕木竹巴辇卜吉剌思巴、赏竺、监藏巴藏卜等遣使进表贡方物。……诏赐文绮、禅衣及织金文绮有差”。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庚辰，西番诸夷“遣使札撒巴鲁等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甲子，“乌思藏灌顶国师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等各遣使来朝，献甲胄、缨络等物”。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辛未，“乌思藏都指挥司灌顶国师及尼八剌国各遣使贡方物。诏赐灌顶国师及尼八剌国王银各一百五十两，文绮、帛各十匹，列工国师、察里巴、乌思藏都指挥、仰卜罗、沙鲁万户列思巴端竹、都指挥答里巴远毋尔监卒银各一百两，文绮、帛各二匹，并赐其使人衣、钞有差”[145]。永乐年间，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首领先后被明成祖分封为法王、西天佛子，各派代表人物亦受封为五王、国师、禅师等，被受封者“领其人民，间岁朝贡”[146]，使西藏地方同中原王朝之间的贡赐络绎不绝。洪熙、宣德、正统、天顺年间，西藏地方和明朝中央之间的贡赐关系仍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四川藏族土官，如天全六番招讨司、长河西安抚司、杂道安抚司、松藩卫诸长官司等“遇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初，天全招讨司治碉门城，元之碉门安抚司也，在雅州境。明初，宣慰余思聪、王德贵归附，始降司为州，设雅州千户所，而设碉门百户，近天全六番之界。又置茶课司以平互市。盖其地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三十六番者，皆西南诸部落，洪武初，先后至京，授职赐印。立都指挥使二：曰乌斯藏，曰朵甘。为宣慰司者三：曰朵甘，曰董卜韩湖，曰长河西鱼通宁远。为招讨司者六，为万户府者四，为千户所者十七，是为三十六种。或三年，或五年一朝贡，其道皆由雅州入，详《西番传》。”[147]甘肃、青海藏僧受封为喇嘛、禅师、灌顶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予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亦许岁一朝贡”[148]。至此，朝贡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朝贡类型主要有：第一，例贡[149]；第二，袭职朝贡[150]；第三，谢恩、贺庆朝贡[151]。

朝贡、回赐类型主要有：第一，正赏[152]；第二，贡品价赏[153]；第三，厚赏贡使[154]。

因此，明廷朝贡、回赐等的频繁往来使川藏道成为乌斯藏与北京物资往来的要道。“乌斯藏所产：细画泥金水幅佛像、铜镀金佛像、金塔、舍利、各色足力麻、铁力麻、氆氇、左髻、犀角、珊瑚、唵叭，其贡道由董卜韩胡、长河西、朵甘思之境，自雅州入京。大乘、大宝二法王差僧徒阐化、阐教、补教、赞善进之”[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