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20世纪世界史

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的思考

陆南泉 [1]

【内容摘要】1917年俄国发生了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十月革命，之后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1991年年底，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苏联解体。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两个历史事件，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是：十月革命炮声一响，给中国送来了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后果；苏联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丧失改革机遇，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当今中国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最具有头等意义的事是不断深化改革。

【关键词】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　经验教训

1917年在俄国发生了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十月革命，之后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的宣言，存在69年之久的苏联解体了；同时，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不仅标志着战后近半个世纪东西方“冷战”与苏美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与战后的一大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这一事件比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和深刻得多。这也是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原因。

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不少问题值得中国去思考。本文论述三个问题。

一十月革命炮声一响，给中国送来了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后果

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所讲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他还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3]而从理论到实际都证明，十月革命所送来的是经斯大林改造了的斯大林主义，不是原装的马克思理论。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换成他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政治经济学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联共（布）党史》，把这些奉为马克思主义。凡是与这些理论不一致的，一律指为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律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斯大林在1948年5月致铁托的信中说：“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允许的。”[4]

这样，斯大林的理论和他建立的社会制度就成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老一代学人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斯大林这一版本，其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相当一个时期是搬用苏联的那一套做法。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实践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跟着苏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走的。

中国跟苏联走了一段后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不少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前《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鉴，在“农、轻、重”关系与“国际关系”等方面不要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5]尽管毛泽东也看到斯大林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并没有跳出或突破斯大林模式这个框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地认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6]邓小平后来指出，中共八大时期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重要探索，被后来不断进行的“左”的政治运动与思潮冲淹了。

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后，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斯大林模式提供的教训，不断地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7]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8]9月16日又说：“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9]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他还讲：“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1]邓小平总结我国发展经历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它们的，看来它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12]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3]这里讲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在斯大林宣布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就把在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1952年，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为“共同规律”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规定，这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笔者算了一下，到1952年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除去战争年份，真正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为27年（新经济政策时期8年，战前1929～1940年12年，战后1946～1952年7年）。短短的27年就总结出社会主义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显得多么可笑。恩格斯在嘲笑那些自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时指出：“整个人类历史（从摩擦生火到发明蒸汽机——笔者注）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14]

正是以上的原因，中国的革命者决定从“走俄国人的路”转变为“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二苏联不断丧失改革机遇，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

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后，不断巩固与发展的，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就是说，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在一定时期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积聚了很多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所以，这使我们认识到，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改革加以完善，使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的种种弊端也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克服。这些都说明，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才能避免苏联的剧变。而苏联却一次又一次地丧失机遇，最后积重难返，走向崩溃。

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15]斯大林模式不能与时俱进地进行根本性改革，体制日益僵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16]问题是苏联一次又一次地丧失改革机遇，问题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

第一次错失改革良机是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即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最后阶段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空前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的个人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再说，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原因是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17]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特别强调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重要作用。为什么在工业化与集体化早已完成的情况下，到了1946年斯大林还要讲这么一通话，十分明显，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他搞的工业化与集体化是完全正确、不可怀疑的；二是通过工业化与集体化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从而，在战后苏联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另外，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8]

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第三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只是与斯大林而不与斯大林模式告别的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破除了个人迷信，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杀的深深的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19]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在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但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一是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个深刻的理解。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20]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21]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22]

二是与上述因素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

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大改组的结果，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

改革失败导致苏联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是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第四次错失改革良机是以停滞与悄悄重新斯大林化为特征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而人们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却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静止不动。正是这个原因，人们也就忽略了这种稳定所掩盖的在当时苏联社会日益发展着的种种矛盾。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总产值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7.4%（1961～1965年增长6.5%）。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也站稳了脚跟。但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的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而改用“完善”一词。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这一改变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反而出现了不少倒退，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突出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

二是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

三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四是“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使命是不同的。斯大林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体制倒退产生的严重后果，除了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23]坦率地讲，笔者赞成这样的说法：“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24]

第五次错失改革良机是为时已晚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根本改革。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让人成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已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专门有一个题目叫“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在这次会议上，他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改革，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因此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已是积重难返。到了这个时期，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难了。正如资中筠同志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说的，“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25]

三坚持不断深化改革，是今天中国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最具重要意义的事

以上简要地论述了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底的74年间，苏联由于不断丧失改革机遇，最终发生剧变。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具有头等意义的事是不断深化改革。

（一）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不断地改革才能发展，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对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但结合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实际，再考虑到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再来领悟这句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进行不断地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未成型。中国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至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说明，中国远未建成社会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说明，社会主义远未定型，只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在此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日益完善、成型。在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进行改革。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7]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28]“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29]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是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还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30]习近平谈到改革重要性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1]

第二，正如本文在前面论述的，不断丧失改革机遇与改革失误导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40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改革。其次，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苏联解体后的20天，即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在笔者看来这次南方之行的背景有二：一是国内改革受阻，姓“资”姓“社”的争论不休；二是苏联垮台，使邓小平产生了加快改革的紧迫感。他十分清楚，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太多，失去了动力机制，已走入死胡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一再强调，中国要发展，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

（二）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还出现了倒退，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时期，政治体制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不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深入进行下去，即进一步揭示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这样就不可能对导致苏联剧变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他没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前进，结果是严重阻滞了苏联的发展。总结这一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应该认真严肃地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摒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说，经过40年的改革，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

第二，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种种弊端问题时指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中国，家长制作风有其非常悠久的历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32]

实现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苏共作为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在斯大林时期不断遭到破坏，最后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没有人敢对斯大林说半个不字。赫鲁晓夫虽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他亦搞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也同样搞起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伴随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作出重大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又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常见的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大问题往往在小圈子里决定，党内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到一般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都在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的。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地解决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拥有，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应该说，已把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了。在笔者看来，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也有人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文章认为，这个阶层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部分垄断行业高层人员，利用他们对重要的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他们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规则，控制市场，左右价格，为坑民肥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二是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寻租。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己的就执行，不利于己的就不执行，从拖延、推诿到偷梁换柱，企图使体制缺陷长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这些人通过收买权力以获取资源优势，他们的行贿活动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33]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34]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在理论创新、活跃理论探讨方面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了，“左”的教条主义障碍消除了。至今还有些人动不动挥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它当作压制别人的武器。“左派”们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与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当前我国围绕改革，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根据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这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这一重要思想来完善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要充分估计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不革新理论，党的思想必然失去先进性，也就不可能准确地认识当今世界。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否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改革要求用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邓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35]也可以说，改革是促进理论发展，使党始终具有先进思想的一招。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言论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谈到言论自由是这样说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他还指出：“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36]说得多有哲理啊！

总之，在我国，不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抛弃“左”的教条，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7]笔者认为，这句话应该永远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这样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产生困难。

（三）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苏联长期把斯大林确立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视为经典，如果在改革过程中背离了这些“经典”理论，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苏联长期来坚持批“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从来不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政治体制改革也从不朝民主化方向发展。

中国在40年的改革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他在1992年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8]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201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共识。

（四）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是特别值得我们吸取的。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39]笔者认为，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这个时期，苏联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体制上解决一系列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缓解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改革的力度要根据当时社会承受的能力。但同时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权力在各阶层的一种调整，就会打破原来的平衡，从而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之后出现新的平衡。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停滞。对此，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40]对此习近平也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41]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穆罕默德·谢里夫·迈萨迪亚时说：“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42]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43]

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与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最后为苏联衰亡创造条件，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1]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33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08页。

[4]〔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第357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720～744页。

[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4～235页。

[7]《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10页。

[8]《邓小平年谱》，第376页。

[9]《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12]《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04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54页。

[15]《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第275页。

[16]《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92页。

[18]〔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89页。

[19]〔美〕尼克松：《领袖们》，刘湖译，知识出版社，1984，第230页。

[20]〔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39页。

[2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第141页。

[22]〔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202～203页。

[23]〔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第191页。

[24]〔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第323页。

[25]转引自《同舟共进》2007年第11期。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43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3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67、69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

[33]参见黄苇町《深化改革要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34]王贵秀：《“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36]转引自《读书》2006年第11期。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38]《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42页。

[39]〔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230页。

[40]《邓小平年谱》（下），第1331页。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68页。

[42]《邓小平年谱》（下），第1056页。

[43]《邓小平年谱》（下），第1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