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打碎神像?圣枝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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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的哥哥扎扎没有去领圣餐，爸爸从屋子另一头把厚重的弥撒书扔过去，砸碎了柜子上的小雕像。从那天起，我的家就开始瓦解了。那天我们从教堂回来，妈妈把沾着圣水的棕榈叶放在餐桌上，上楼去换衣服。之后，她会把那些叶子编成一串十字架，挂在墙上那张镶金框的全家福旁。它们会一直挂在那儿，直到第二年的圣灰星期三，到时候我们会把它们带到教堂去烧成灰。每年的那一天，爸爸都像其他的虔信徒一样穿着灰色长袍，帮着分发圣灰。他面前的队伍总是移动得最慢，因为他总是要用蘸着灰的大拇指使劲在每人额头上都画出一个标准的十字，缓慢地、意味深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做弥撒的时候，爸爸总是坐在第一排紧挨中央过道的第一个位子，妈妈、扎扎和我则坐在他身边。他总是第一个领圣餐。大理石圣餐台边上有一尊真人大小的金发圣母像，大多数人在领圣餐的时候都不会跪在大理石圣餐台前，可是爸爸会跪下。他眼睛闭得紧紧的，整个脸都因此绷成了一副怪相，接着他把舌头伸长到不能再伸为止。随后他回到座位，看着会众一一走到圣餐台前，双手合十，向前伸出——一切正如本尼迪克特神父教的那样。尽管神父来圣阿格尼斯已经有七年之久，但人们说起他时还是总说“我们的新牧师”。如果他不是白人，或许大家也不会这样说。人们看见他还是觉得很新鲜。他的脸仍旧是浓缩牛奶和新鲜荔枝的颜色，七年间全然未受尼日利亚燥热风的影响。他那英国式的鼻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窄，好像被夹起来了一样，在他初来埃努古的日子里，我曾一度担心他会缺氧。本尼迪克特神父对我们教区做了一些改变，例如他坚持信经和垂怜经一定要用拉丁文背诵，而不可以用伊博语[1]；鼓掌要尽量少，以免妨害弥撒的庄严气氛。不过他允许我们用伊博语唱奉献曲。他称之为土著歌曲。说“土著”这个词的时候，他本来笔直的嘴唇两端向下撇，好像一个倒过来的U。布道时，本尼迪克特神父通常会先后说到教皇、我爸爸和耶稣——正是按这个顺序。他用爸爸的例子解说福音书。“当我们让我们的光照在人前时，是在回想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荣耀。”他在刚刚过去的圣枝主日那天说：“看看尤金修士吧。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国家里另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政变之后他也满可以选择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以免政府再找他生意的麻烦。但是他没有。尽管人心不古，他依然坚持用《标准报》传播真理，即使这意味着报纸将丧失广告。尤金修士为自由大声疾呼。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为真理挺身而出？有多少人想过进入耶路撒冷的荣耀？”

大家便说“是啊”、“上帝保佑他”或者“阿门”，不过声音并不很大，免得听起来像那些迅速发展的五旬节会[2]信徒一样；接着他们又开始凝神静听。每到这时候，连婴儿都不哭了，好像他们也在听似的。有时候，即使本尼迪克特神父说的是什么尽人皆知的事——例如爸爸拿出的圣座献金最多，他为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捐的款最多，他为圣餐礼红酒的纸箱买单，他为修道院里修女们做祭饼用的烤炉买单，圣阿格尼丝医院里本尼迪克特神父为人们行涂油礼的那一侧也是爸爸出钱修建的——大家仍然听得很专心。我坐在扎扎身边，双膝并拢，努力保持面容平静，不流露出自豪的神情。因为爸爸说过，谦逊非常重要。

这时候如果我看看爸爸，他的脸也一定很平静。《世界特赦报》授予他人权奖之后又做了关于他的专题报道，刊登的照片上，他就是这副神情。那是他唯一一次同意上报纸。他的报纸的编辑阿迪·考克坚持要写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说爸爸太谦虚了。这还是妈妈告诉我和扎扎的，爸爸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他面无表情的脸会一直维持到本尼迪克特神父做完布道，等到行圣餐礼的时候才会有所改变。他领完圣餐就坐回位子，看着人们一一走到圣餐台前；弥撒过后，他会很严肃地向本尼迪克特神父报告有谁连续两周没有来领圣餐。他总是鼓励本尼迪克特神父给那人打电话，让他重归信徒的行列，因为他相信唯有重大的罪恶才会使人缺席圣餐礼。

所以，在那个圣枝主日，爸爸发现扎扎没在领圣餐的队列中，回到家便把他那本夹有许多红绿丝带的皮面祈祷书重重地摔到了桌子上。桌子是厚玻璃做的，可是也抖了抖，上面的棕榈叶也震动了一下。

“扎扎，你没去圣餐礼。”爸爸低声说，听起来像个问句。

扎扎盯着桌上的《圣经》，好像在对它说话一样。“那种薄饼让我的口气很难闻。”

我瞪着扎扎。他脑子出问题了吗？爸爸坚持要我们把它叫作“圣饼”，因为这个词更能表现耶稣圣体的精华和神圣。“薄饼”太世俗了，爸爸的一家工厂就出这种产品：巧克力威化、香蕉威化。那是人们买来哄孩子的、比饼干更好吃的甜品。

“而且牧师会碰到我的嘴，让我很恶心。”扎扎继续说。他知道我在看着他，知道我在用惊愕的眼神恳求他闭嘴，可是他不看我。

“那是我主的身体。”爸爸的声音很低很低。他的脸看上去已经肿了起来，遍布着发脓的疹子，而且还在继续膨胀。“你不能停止领圣餐。你会死的，你知道这一点。”

“那我就去死。”恐惧让扎扎的眼睛黯淡下去，黑得像煤焦油一般。但是他盯着爸爸的脸说：“那我就去死，爸爸。”

爸爸迅速把房间看了一圈，好像在试着确证有某种东西从高高的房顶上坠落下来了，某种他从未想过会坠落的东西。他拿起祈祷书朝屋子另一头的扎扎扔过去。完全没打中。书砸在了妈妈经常擦拭的玻璃橱柜上，顶层的架子破了，上面那排浅褐色的陶瓷芭蕾小人以各种扭曲的姿势落到坚硬的地面上，随后书又落在它们身上——或者应该说落在它们的碎片上。一年中三个周期里所有的经文都包含在这本厚厚的皮面祈祷书里，而那一刻它竟躺在地上的陶瓷碎片上。

扎扎一动不动，爸爸左右摇晃，我站在门边望着他们两个。吊扇一圈圈转着，挂在上面的灯泡叮叮当当地轻碰。这时妈妈进来了，她的胶皮拖鞋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她已经换下了星期天才穿的亮片裙子[3]和有泡泡袖的衬衣，此刻只把一条扎染的布松松地绑在腰上，上身则是星期天以外每天都穿的白色T恤。那是她和爸爸参加一次灵修活动的纪念品，“主是爱”三个字从她下垂的胸部爬过。她愣愣地瞪着地上的碎片，接着跪下来，用手把它们一片片捡起。

只有吊扇叶片切过空气的声响打破沉寂。我们的餐室很宽敞，相邻的起居室更大，但我仍然觉得窒息。挂着外祖父的许多镶框照片的那面灰白色的墙似乎正在逼近，向我压来。就连那张玻璃餐桌也在向我移动。

“丫头[4]，快去换衣服。”妈妈对我说。尽管她口中那两个伊博语的词很轻很温柔，我还是吃了一惊。几乎同时，她对爸爸说：“你的茶要凉了。”又毫无停顿地转向扎扎说：“请你来帮我一下。”

爸爸在桌旁坐了下来，用那套边沿上有粉花的陶瓷茶具倒茶。我等着他像往常那样，叫扎扎和我也去尝一口。他把那叫作爱的一抿，因为那是和你爱的人分享了你热爱的东西。来上爱的一抿吧，他会说，接着扎扎会先尝，然后我也会用双手捧着杯子，举到嘴边，只抿小小的一口。茶总是太烫，总会烫到我的舌头，如果午饭碰巧吃辣的，那我可就受罪了。不过没关系，因为我知道，茶灼伤我的舌头时，也把爸爸的爱烙进我身体里去了。可是这天爸爸没有说“来上爱的一抿吧”；我眼睁睁看着他把杯子端到自己嘴边去了。他什么都没有说。

扎扎在妈妈旁边跪下，把一张教堂通告在簸箕里放平，捡起一块锯齿状的陶瓷碎片放上去。“妈妈，当心，不然会割破手指的。”他说道。

我在黑色的教堂头巾下拽了拽我的一条小辫子，以确定我不是在做梦。扎扎和妈妈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好像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爸爸又怎么会安静地喝茶，好像扎扎并没有和他顶过嘴？我慢慢地转过身，走上楼梯，去换下我星期天穿的红衣服。

换好衣服后，我在卧室窗前坐了下来。腰果树那么近，要是没有那层银色的纱窗，我简直可以伸手摘片叶子下来。钟形的黄色果实懒懒地垂下来，引得蜜蜂连连撞上我的纱窗。我听见爸爸走上楼，进房间去午睡了。我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听他叫扎扎，等着听扎扎走进他的房间。漫长而沉寂的几分钟过去了，我睁开眼睛，把额头贴着百叶窗向外看。我们的院子足够一百个人跳阿提洛哥舞，他们每个人还有地方做各种空翻，再落在另一个人的肩头。高高的外墙顶上缠着电线圈，我完全看不到外面路上的车。这时正是雨季之初，墙边的几棵素馨树已经在院子里注满了甜得发腻的香气。一丛紫色的九重葛被修剪得方方正正，像张自助餐桌，把多节的树木与车道隔开。房子这边，生气勃勃的木槿伸出枝条，相互叠在一起，好像在交换彼此的花瓣。紫木槿已经把一些尚未苏醒的蓓蕾推送出来，不过大多数花朵还是生在红木槿上。妈妈那么频繁地剪下它们装点圣坛，客人们去开车时路过这里也经常摘走一些，这么一想，它们开花可真快。

采花的主要是那些和妈妈属于同一个祈祷会的人。有个女人还曾经把一朵花别在耳后——从我的窗子看得很清楚。政府官员也不例外，前一阵来的两个穿黑外套的男人离开的时候就拽过木槿的枝条。他们是坐联邦政府牌照的小卡车来的，车就停在木槿树丛边上。他们没有久坐。后来扎扎说，他们是来贿赂爸爸的，他还听到他们说小卡车里装满了美元。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错，可是直到如今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这件事。我想象那辆卡车里满是一摞一摞的外币，想着他们是把这些钱装在许多小纸箱里呢，还是装在一个像我们冰箱那么大的纸箱里。

妈妈走进房间的时候，我还坐在窗边。每个星期天的午饭前，在爸爸午睡的时候，妈妈总是一边吩咐西西往汤里多放点棕榈油、在椰子饭里少放点咖喱，一边为我编辫子。她总是坐在厨房门边的一把扶手椅里，我则坐在地上，把头放在她的两腿之间。尽管厨房窗户总是开着的，非常通风，我的头发里仍然会吸收各种香料。随后我把一条辫子拉到鼻子前来，就可以闻到甜瓜汤、乌塔兹[5]和咖喱的味道。但这天妈妈进来的时候并没有带那个装着梳子和发油的包。她只说：“午饭好了，丫头。”

我想说爸爸打碎了你的小雕像，我很难过，可是说出口的却是：“妈妈，你的小雕像摔碎了，我很难过。”

妈妈很快点了点头，接着又摇摇头，表示那没什么要紧。可是实际上那些雕像对她很重要。几年前，在我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我就总是很纳闷，为什么每次他们的房间里传出像有什么东西撞到门上的声响之后，妈妈都会去擦拭这些小雕像。她的橡胶拖鞋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我还是知道她下楼去了，因为我听到餐室的门开了。我也会跟下去，看她拿着一块蘸满肥皂水的抹布站在小架子边，每个小芭蕾舞演员雕像她都会擦上至少一刻钟。她脸上从来没有泪水。最近一次这样是在大约两周前，她把小雕像擦好以后又调整了它们彼此的位置。当时她的眼睛很肿，又黑又紫，像熟过了头的鳄梨。

“吃完饭我再给你编辫子。”她说着转身走了。

“好，妈妈。”

我跟着她下了楼。她微微有些跛，好像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似的，这种步态让她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矮小了。台阶弯成优雅的S状，我下到一半时，看到扎扎站在走廊里。通常他会趁午饭之前的工夫回房间里去看书，但是今天他没有上楼来，而是一直跟妈妈和西西待在厨房里。

“你还好吧？”我问扎扎，尽管我知道我本无须这样问。只要看看他就知道了。那张十七岁的脸上，已经有几条深纹曲曲折折爬过前额，每一条纹路里都潜藏着一股阴沉的压力。走进餐室之前，我很快地攥了一下他的手。爸爸妈妈已经就座，爸爸正在西西端到他面前的那盆水里洗手。他等我和扎扎在他对面坐下，开始做祈祷。开始的二十分钟，他请上帝保佑我们的食物。接着，他用几种不同的名字称呼圣母，每说一个我们都跟着说：“为我们祈祷。”他最喜欢的称谓是“我们的夫人，尼日利亚人民的守护者”，这是他的创造。他对我们说，如果人们每天都能这么说，尼日利亚就不会像头重脚轻的人那样举步维艰了。

午饭是甘薯泥和苦叶汤。甘薯泥吃起来很滑很细腻，西西做得很好，她把甘薯用力捣碎，加几滴水到研钵里，她的脸蛋也跟着捣杵嘭嘭嘭的响动一起颤抖。汤很浓，里面有大块的水煮牛肉、鱼干和暗绿色的苦叶叶片。没有人说话。我用手指把甘薯泥滚成小球，在汤里蘸蘸，裹上鱼块，再送入口中。我知道汤一定很美味，但我没有喝，我没法喝。我感觉我的舌头像纸一样。

“请把盐递过来。”爸爸说。

所有人都伸出手去取盐。扎扎和我已经触到了盐瓶，我轻轻碰碰他的手指，他松开了手。我把盐瓶递给爸爸。随后是一阵更长久的沉默。

“今天下午他们把腰果汁送来了，”妈妈终于说道，“味道很不错，我相信一定会大卖。”

“让那女孩拿来一些。”爸爸说。

妈妈按了按那个悬在桌子上方、用一根透明线吊在屋顶的铃。西西进来了。

“夫人有什么事？”

“把工厂送来的饮料拿两瓶过来。”

“是，夫人。”

我很希望西西说“什么饮料，夫人？”或者“在哪里，夫人？”，随便什么，只要能和妈妈再多说几句，好掩盖一下扎扎揉甘薯泥时那不自在的样子。西西很快回来了，把饮料放在了爸爸手边。瓶子上的商标看起来像褪色了一样，爸爸厂里生产的东西——威化、奶油饼干、瓶装果汁、香蕉片——无不如此。爸爸把那种黄色的果汁给每个人倒了一点，我很快拿了一杯尝了一口。那味道很淡。我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急切，如果我赞美果汁，爸爸也许就会忘记他还没有惩罚扎扎这件事了。

“味道真不错，爸爸。”我说。

爸爸鼓起腮帮回味着果汁，也说：“是的，真不错。”

“就像新鲜的腰果。”妈妈说。

说点什么吧，求你了，我想对扎扎说。他此刻该说点什么，加入进来，赞美爸爸的新产品。每当有人从爸爸的某个工厂送来样品，我们总是这样。

“就像是白酒。”妈妈继续说。我看得出她很紧张，因为新鲜的腰果并不像白酒，而且她声音很低。“白酒，”妈妈又说了一遍，闭上眼睛仔细品味，“水果味的白酒。”

“对。”我说。一个甘薯球从我指尖滑脱，滚到汤里去了。

爸爸正盯着扎扎。“扎扎，你不和我们分享一杯吗？听见了吗？你无话可说吗？”他完全用伊博语发问。坏兆头。他几乎从来不说伊博语。尽管扎扎和我在家都用伊博语和妈妈对话，他却不允许我们在外面说。他告诉我们，在公共场合一定要听起来很有教养，要说英文。爸爸的妹妹伊菲欧玛姑妈曾经说过，爸爸是再典型不过的殖民产品了。她说这话的语气很温和，满怀宽宥，似乎这根本不能怪爸爸，就好像在谈论满嘴胡话的疟疾病人一样。

“你没有话说吗，扎扎？”爸爸又问了一遍。

“没有，我没什么可说的。”扎扎答道。

“什么？”一层阴影笼罩了爸爸的眼睛，那阴影此前一直在扎扎眼中。那是恐惧。此刻它已经离开了扎扎，进入了爸爸的眼睛。

“我没什么可说的。”扎扎说。

“这种果汁很好喝——”妈妈又开始说。

扎扎把椅子推开。“感谢主。感谢爸爸。感谢妈妈。”

我转过去看着他。至少他这几句话说对了，我们饭后总是这样说的。可是同时他也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的事：爸爸还没做餐后祈祷他就离席了。

“扎扎！”爸爸喊道。那阴影加重了，已经包裹了他的眼白。扎扎已经端着他的盘子离开了餐室。爸爸努力站起身来，又重重地跌回到椅子里，脸颊沉下来，像斗牛犬一样。

我伸手拿起杯子，看那杯果汁。淡淡的黄色，像尿一样。我一口气把它灌了下去，因为不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有生以来，这样的情形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觉得院墙就要崩裂，压倒素馨树，天空即将塌陷，闪亮的大理石地面上的波斯地毯就要皱缩起来。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是真正发生的只有一件事：我呛着了。我咳得全身颤抖。爸爸和妈妈赶忙过来，爸爸敲我的后背，妈妈揉擦我的肩膀，说：“噢，我的心肝，快别咳了。”

当天晚上，我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和大家一起吃晚饭。我还是一直咳嗽，双颊发烫。成千上万的怪物在我的脑袋里做游戏，令我痛苦不堪。他们丢来丢去的不是球，而是一本棕色皮面的弥撒书。爸爸到我的房间里来，他坐到床上来，床垫陷了下去。他摸摸我的脸颊，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妈妈已经在为我做白胡椒汤[6]了。我说不需要什么。我们就静静地坐着，我们的手在一起握了很久。爸爸的呼吸声总是很重的，但此刻他听起来简直像喘不上气来了，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他是否正在头脑中狂奔，逃离着什么。我没有看他的脸，因为我不想看见红疹在他脸上一点点蔓延的样子，又多又密的疹子让他的脸看上去像肿了一样。

稍后妈妈为我送来了一点白汤，可是那么香的汤居然让我恶心。吐了一阵之后，我问妈妈扎扎在哪里。从午饭结束到现在，他都没有来看过我。

“在他房间里。他没下来吃晚饭。”她一边说一边抚摸我的小辫子。她就喜欢这样，顺着几股头发摸下来，看我头上不同部位的头发怎样被扎在一起。她要等到下周再为我编辫子了。我的头发太多了，每次她刚用梳子梳通，它们就马上重新缩成一团。怪物们本来就已经在我脑袋里捣乱了，现在梳头只会雪上加霜。

“你会重新摆上那些小雕像吗？”我问，同时嗅到了她腋下白垩除臭粉的味道。她棕色的脸上只有一个新近的疤痕印在额头上，毫无表情。

“不，”她说，“不会了。”

也许妈妈已经意识到她再也不需要那些小雕像了。也许她已经意识到，当爸爸把弥撒书扔向扎扎时，倒下的并不只是那些雕像，而是所有的一切。我直到现在才明白这一点，直到现在才允许自己细想。

妈妈走了，我躺在床上回想过去，那些日子里扎扎、妈妈和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用心灵讲话，而不是只用嘴。后来恩苏卡的事发生了。那是一切的开始；伊菲欧玛姑妈家阳台边的小花园打破了我们宁静的生活。现在看来，扎扎的叛逆就像是伊菲欧玛姑妈的紫木槿，它们是那么罕见，芬芳中蕴藏着自由的气息，那种自由与政变之后人们在政府广场上挥舞绿叶高呼的自由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存在的、行动的自由。

但是我的回忆并不从恩苏卡开始，而是更早，那时候我家前院的木槿花还只有红色的。

注释

[1]伊博语（Igbo），尼日利亚东南部伊博族语言。——译注，后同。

[2]五旬节会（The Pentecostal Church），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19世纪发源于美国，强调直接灵感，信奉信仰治疗。

[3]非洲妇女穿着裙子的方式是把一块布裹在腰间。

[4]原文为伊博语Nne ngwa。

[5]乌塔兹（vtazi），一种植物的叶子，用作香料。

[6]原文为Ofe nsala，一种尼日利亚人特有的食物。用当地的某种胡椒和鱼调制而成，浇在甘薯泥上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