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

最近几十年，我看到许多新兴技术公司取代了曾长期雄踞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公司，这让人惊叹不已。亚马逊、苹果、谷歌和脸书曾经都是鲜为人知的初创公司，仅仅30年，它们如火箭升空一般冲入“全球30家最具价值的公司”之列。2我们都知道这些公司的创始人的故事，他们凭借自己的才智与干劲找到了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成为极其宝贵的新技术开拓者，重塑了当今的世界。

当然，这样的重大突破并非凭空发生的，充足的风险投资是促使技术革命达到如此规模和速度的关键因素。现在，风险投资已经是一个总量达1万亿美元的行业。50年前，如果你告诉别人自己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对方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风险投资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硅谷站稳脚跟。然后，伴随着一股对小型高增长技术公司的投资热潮，风险投资开始于全球普及。那些早期创业者除了独创性技术，还有一项说服投资人的技能——只要帮助他们实现愿景，投资人就能赚到钱。投资人成功与否取决于所投公司未来的利润高低，他们在投资风险和回报潜力之间寻找平衡。当决定投资这样的早期科技公司时，他们都是在为信仰放手一搏。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是这样的投资人。我和他人共同创立的安佰深投资了近500家开拓型初创公司，每一家公司都致力于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佼佼者。我们的投资对象包括PPL Therapeutics、苹果和美国在线。其中，PPL Therapeutics培育了“多莉”——世界上首只克隆羊。

我成为风险资本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在实现财务富足的同时，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安佰深支持了几百个创业者，这些创业者不仅使自己获得了充实的人生，也让和他们一起打拼的人以及他们的社区变得更好。他们创造的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遍布新兴领域，从技术到消费品，再到媒体。我相信，给人们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和工作机会，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最终也能使整个社会环境得到改善。

然而，这些年来，我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公司给社会造成的伤害超过了其带来的改善。对于许多社会底层人民来说，生活没有变好，反而更糟了。在英国，即使国家一直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但消除贫困问题依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且贫困人群急需的经济机会并没有出现可观的增长。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尽管美国的新技术行业创造了6000万个工作机会，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状况却在不断加剧。

造成以上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供需不平衡。科技类工作需要的新技能有赖于更高水平的教育，然而过去更高水平教育的供应是不足的。企业为了争夺人才，把薪酬提得很高，同时，低增长行业的薪酬却一直在缩水。全球化、取代工人的新技术，以及流动的股本和低成本债务等因素的叠加，让社会顶层1%的人获得了更可观的财务回报。与此同时，企业对“顶尖”人才的争夺，更加剧了这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完美风暴”。

到了2000年，我们明白了，这个模式并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好。尽管技术革命创造了天量的财富和许多社会福利，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持续困扰着全世界，在有些地区，这些问题甚至变得更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休止消耗，造成全球气温上升，进而引发野生动植物消亡、山火肆虐、洪水泛滥，以及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革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来应对社会和环境的双重挑战——这两个挑战正在相互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导致人们被迫迁移。但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富有想象力的解决办法呢？如果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没有能力带来我们迫切需要的大规模改善，那么破局之道可能就在于改变我们的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