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市域社会治理“昆明样板”的完善

昆明在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立足“十四五”完善市域社会治理“昆明样板”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社会建设“提高保障改善民生和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两大任务，以新理念、新思路谋篇布局；以新眼光、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找差距补短板，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昆明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十四五”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应急服务管理常规化的新情况，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昆明样板”，必须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来认识、来谋划，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社会治理现代化带来深刻影响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深刻变革，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刻重组，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发生深刻改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某些西方大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加剧了国际治理体系危机，加深国际治理体系“碎片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2.站在世界大变局中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昆明样板

昆明处于我国与南亚、东南亚交汇的中心，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枢纽。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要求全省在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昆明作为省会城市，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和政策效应叠加，“提高昆明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成为国家战略，昆明正从交通末梢转变为交通枢纽、从市场边缘转变为市场中心、从开放末端转变为开放前沿。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昆明必须站在世界大变局中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不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积极探索将社会治理融入“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昆明样本。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1.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将更加多元复杂，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更强，社会治理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环境。昆明正处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期、历史遗留问题的消化期、新旧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三期叠加”特殊阶段。在该特殊阶段，昆明面临着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面临着既要“做大规模”又要“提升质量”的双重压力。面对这些新的任务，昆明必须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不断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昆明样板”建设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2.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新挑战

“十四五”期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昆明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出了以下四大难题和挑战。

第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难题。2019年以来，昆明市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但面临以下三个突出的难题。一是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吹哨报到”“红色物业”“双报到双报告”“智慧党建”等居民区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对社区干部尤其是党组织书记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昆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还不相匹配，社区党组织书记对如何抓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统筹整合辖区资源、领导凝聚辖区各类组织等思考谋划还不够精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效应；二是居民区党建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由于居民区党建工作在全国层面都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参考。昆明市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前，更多的工作还是加强居民小区的党组织覆盖，对如何发挥居民小区党支部在小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处理好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与物业服务企业关系等方面，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三是“红色物业”的品牌效应有待进一步扩大。自2019年探索开展“红色物业”工作以来，昆明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在市级层面评选出15个“红色物业”，相对于1736个小区物业，尚未形成集群和规模效应。

第二，互联网+政务服务面临数据归集、数据共享的难题。2020年昆明市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但是，“互联网+政务服务”面临数据归集难、共享难的问题。一是自建系统数量多，对接困难大。面向企业群众办事服务的审批业务系统共有190个，其中国务院垂管部门建设的85个，省直部门建设的79个，昆明市自建的26个。80%的审批业务系统由国务院垂管部门、省直部门建设，省政务服务平台尚未与审批业务系统完全打通，从而造成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二是数据返还机制不健全，信息共享不通畅。在全面部署应用省政务服务平台过程中，上级各部门尚未形成“数据返还”“数据落地”机制，昆明市使用各类审批业务系统产生的“昆明市政务信息数据”难以归集到市工信委建设的政务信息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可见不可用”，数据归集、共享难。

第三，稳就业、保就业等民生问题面临新的难题。2020年，先后出台了《昆明市2020年稳定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昆明市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及边缘户劳动力稳就业保收入十条措施》《关于做好2020年精准帮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通知》《昆明市2020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条措施》等政策措施，筹集就业补助资金43102.36万元，打出了一系列“稳就业”、“保就业”组合拳。全市提供有效就业岗位18.43万个，城镇新增就业14.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2%，控制在5.5%以内。

但是，“十四五”时期昆明仍面临以下三大难题。一是稳定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叠加疫情影响，市场主体增长减缓，劳动市场需求增长不高，全市就业岗位供给和需求总量不匹配的问题将长期存在，给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就业工作带来了较大困难和影响。全市劳动力培训层次和技能素质总体仍偏低，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受疫情影响，缓就业、慢就业、暂不愿就业现象增多。就业工作信息化程度低，各业务系统数据不能融通、不能共享，就业创业服务质量不高，不能适应新时期就业创业服务的需要。二是社保参保扩面工作还有难点。虽然目前昆明市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工伤保险覆盖率已达96%以上，但仍未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45岁以下居民参保缴费积极性不高。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与业务库尚未形成有效对接，数据共享比对和动态管理的机制不够完善，从而导致全面参保数据库动态更新不及时、不全面，无法满足精准扩面的要求。三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任重道远。受困于经济发展放缓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昆明市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存在一定困难，经济领域的矛盾和风险正向劳动关系领域传导，劳动仲裁案件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攀升，对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埋下了诸多隐患、增大了劳动关系风险。农民工工资清欠“前清后欠”、“边清边欠”现象依然存在。建筑市场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仍不全面、不规范，拖欠工程款问题和欠薪问题交织叠加，借讨要农民工工资名义解决工程款拖欠、经济纠纷的现象屡禁不绝，集体讨薪和极端讨薪事件的隐患尚未根除；全市劳动监察信息化管理仍有待升级完善。

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面临新的难题。一是全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参差不齐。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昆明市基层组织类型情况较为复杂，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尤其是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尚未完成，影响了村改居社区治理效能的发挥。同时，社会力量没能得到充分发动。辖区内一些单位共驻共建动力不足；楼栋长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不健全；社区社会组织依然散、小、弱；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不强，多元主体同心协力、共帮共建、协商共治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二是基层普法和法律服务力量薄弱。昆明市大部分村委会（居委会）没有配备专门的普法和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活动主要依靠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方式进行。同时，大部分村委会（社区）因受各种因素制约，未充分利用新媒体覆盖面广、实效性高、互动性强等特点，开设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虽然有些村（社区）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仅用于村委会（居委会）一般事务的交流互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效果不理想。三是社区物业还未融入社会治理，物业公司党建工作薄弱。大多物业服务企业公司存在规模小，工作人员少、分布广、流动快、变化大的特点，部分10人左右规模的物业企业由于企业更迭速度快，导致加强党建工作进展困难的情况，出现了部分物业企业“重经济轻党建”“重业务轻党务”的情况，造成物业党建只是一个简单的摆设，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实际作用，党建工作的覆盖率不高。四是社区行政事务负担仍然繁重，昆明市虽出台社区工作准入相关制度，但在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部门对社区准入认识不足、部分社区自身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基层组织疲于应付各职能部门的大量工作，难以集中精力搞好社区自治服务。

（三）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昆明样板”的思路

“十四五”时期，昆明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努力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昆明样板，让社会和谐有序、充满活力，为高质量推进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推动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作用充分发挥。

以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为切入点，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和机制引领，实现党的组织延伸到底、治理路径畅通到底、服务触角覆盖到底。一是打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思想基础。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培训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加大社会治理专项培训力度。二是压实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责任。将社会治理工作完成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评先评优、晋职晋级考核，纳入综合督查调研重点内容，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其次，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制度，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创新衔接贯通。

突出社会治理政策制度建设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不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激发治理效能。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加快社会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结合基层实际，进一步充实治理项目，确保与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有效衔接、同步部署。二是完善政策制度。加快构建昆明市社会治理“1+7+N”政策体系，推动社会治理“昆明模式”更加定型、更加完善、更可持续。三是优化评价体系。科学编制《社会治理发展报告》，完善“1+2”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加强“社会治理指数”同“六稳”“六保”特别是民生保障工作同步推进。四是提炼“制度要素”。通过“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100个城乡社区治理创新试点”和“百佳小区”建设，持续关注“红色物业”、“志愿服务金豆积分”、“社会组织孵化”、“群防群治力量联动联勤”等工作，及时总结提炼典型经验，进而上升到制度层面，系统推进社会治理工作。

再次，加快整合资源力量，构建协同高效的社会治理工作链条。

深刻反思和总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注重整合分散资源，梳理堵点、痛点、难点，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完善职能优化、科学完备的组织运行体系和激励担当作为、协同高效的工作链条。一是强化市级统筹协调功能。在市委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好市委社会工委和由市级领导牵头的7个专项工作组的作用，整合力量推进党建引领、制度建设、公共服务、社会动员、市域治理、基层治理、城市文明等方面的工作。二是提升县（市）区治理效能。强化各县（市）区社会建设工作专班建设，加强工作人员配备，高位统筹、协调推进基层治理工作全面展开。三是深化乡镇（街道）社会治理赋权扩能。探索推进乡镇（街道）管理体制、职能体系、运行机制改革，建立乡镇（街道）和部门履职双向评价制度，促进更多部门力量向基层下移。四是完善村（社区）社会治理责任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统一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负责辖区内社会治理工作。推行片区长、楼栋长、十户长制度，激活基层服务管理的神经末梢。优化社区事项“三个清单”，完善事务准入流程和制度，推进基层减负增效。五是健全社会治理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完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席会议制度、“跨部门、跨区域”议事协调机制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制度，推动形成责任明确、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统筹联动工作局面

然后，全面推进共同体建设，激发社会治理动力活力。

坚持“昆明是我家、建设靠大家”，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推动全社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建设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一是激发广大社会主体参与热情。健全以议事为重点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开展“社区营造行动”，推行“三段六步工作法”，推广“社区听证”制度，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倾、服务延伸。发挥“楼栋长”“十户长”作用，有效破解老旧小区微改造、物业管理混乱、城中村治安乱象等难题。二是探索实施宜居社区美化共建工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发挥分散在社区内的各类智力人才和专业资源作用，成立社区空间美化研究机构，实施城乡社区美学、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等实践应用项目，组织发动广大社区居民共同塑造美丽宜居社区环境。三是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支持力度。发挥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功能作用，为社区居民、社工人才与社会组织搭建更多联系纽带和桥梁，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化助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最后，夯实激励保障基础，科学系统提高治理水平。

加快人才培养，强化科技支撑，最大限度集合要素、集聚资源、集中力量，保障社会治理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一是优化治理资金投入方式。加大市县两级社会治理财政资金保障力度，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探索设立社区公益微基金，促进社区治理公益项目发展。二是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社区选人用人和后备人才培养制度，引导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和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探索建立市内跟班学习机制，适时选派部分郊县村（社区）书记（主任）到主城区跟班学习；加大与北京等先进地区社会治理人才双向交流学习力度。三是借助外脑外力推进合作共赢。围绕基层需求，对接省委党校、市委党校，联合在昆高校，建立一批社会治理实训基地，充分运用好专家智库资源，通过课题研究、学术交流、专家座谈、咨询研讨、人才培训、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四是打造社会治理科技平台。通过整合集成“智慧党建”“智慧安全”“智慧应急”“智慧社区”和“智慧服务”等功能，加快推进县（市）区、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五是加强社会治理领域宣传力度。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组织好“优秀社会组织”、“优秀社区工作者”等评选活动，重点宣传全市各级各领域党建引领、服务提升、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疫情群防群控等先进人物、典型事迹和工作成果，不断提升市民参与率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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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5/c_1125195786.htm。

[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5/c_1125195786.htm。

[3]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