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

从决定国别价值量的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开始讨论。无论是狭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国别必要劳动时间,还是广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世界必要劳动时间,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资本论》第一卷强调的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三卷提出的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对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马克思指出,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5];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这个特殊领域所花费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6],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7],以及“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8]

可以发现,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调的是同一行业内部企业竞争形成的“平均生产条件”,而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指出不同行业根据“社会需要”形成的“社会分工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9]。虽然,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别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被相对独立地讨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可以割裂而独立存在的。除了开篇提出的主要问题之外,《资本论》三卷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马克思未来得及完成这一理论体系,所以以庞巴维克、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资本论》劳动价值论产生怀疑,指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逻辑矛盾。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利用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现了价值范畴,并且在第三卷中指出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量的主要思想,这就为其他学者进一步完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10]比如,马克思表示,“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11],“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12]。其中,“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和“社会平均生产条件”就指的是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而“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则指的是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

诚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没有对是否存在两种含义的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达成共识,而且对是否存在两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共同决定的国际价值量有着更大的分歧。比如,计量国际价值的三种主流方法,即基数赋值法、加权平均法和算术平均法,都是强调第一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对国际价值量的决定。但是,也有学者发现第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在国际价值量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了世界市场竞争对国际价值量形成的影响。比如,中川信义(2008)的世界市场价值论、刘东升(2004)的供求价值论、吴宣恭(2007)的价值规律国际推广论,以及世界市场价格论和世界市场垄断论等。也有学者,比如,陈奇伟(1982)明确地提出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决定国际价值量的论断,却未能在技术上推导出国际价值量的表达式,并从数学上有效地区分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在决定单位出口商品国际价值量中的不同作用。

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13]。冯金华(2013)指出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调“平均生产条件”,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调“社会必需总量”,并且在“等价交换”和“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两个基本假定条件下,推导出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冯金华方程,且从数学上说明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发挥的作用都必不可少,但又有所不同,尤其是与市场有效需求对国别价值形成的影响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国别价值从根本上是由国别社会劳动决定的,而国别价值的大小又会受到国别市场有效需求的影响。进一步,冯金华(2016)将该国别价值决定模型推广到世界市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证明了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单位商品国际价值量,为国际交换比率和汇率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从而有力地批判了李嘉图及其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中劳动价值论的完全否定。但是,冯金华国际价值决定模型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研究价值的逻辑研究国际价值,也就是利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先研究简单的抽象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再研究复杂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二是,没有专门讨论金融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价值量形成机理,或者说,没有进一步说明金融货币流通条件下与纸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价值量决定关系。

其实,当代国际信用货币制度也是在国际金融货币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可以说明,单位纸币没有内在价值,它所代表的价值就是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的价值,而金属货币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特殊商品,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并且,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世界市场上一般流通金和银两种货币,那么,这两种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价值量形成机理就成为深入理解纸币流通条件下国际价值量形成机理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在冯金华国际价值决定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宋树理(2013)以及宋树理和覃思(2014)完善的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单位出口商品国际价值量形成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