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稳增长、调结构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1]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2]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季下滑，宏观经济形势趋于严峻。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短期中金融危机深化、内需不足等长短期因素叠加的结果。这种情况或许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从而给中国宏观经济形成较大压力。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红利。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正面临耗尽局面，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耗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1）经济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滑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国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两个源泉，1981—2010年这两者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年均为57.7%和35.2%；劳动增长贡献的份额仅为10%。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后国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多地倚重资本积累。2003—2010年，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达到88.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降为19.8%；而此前1981—2002年贡献份额分别为46.8%、40.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06年达到极值后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资本增长，这不仅降低了国民收入增长的效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挑战。

图0—1 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增长及其源泉（上年=100）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计算，参见分报告《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结构特征及效率问题研究》。

表0—1 各要素对年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

（2）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维持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由于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此时企业具有投资动力，这正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不过，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潜力正在耗尽。据联合国测算，中国总抚养比将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则将由过去的不断下降逆转为不断上升，并在2020年升至40.3%。总抚养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则将基本保持稳定）。

图0—2 中国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

根据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资本报酬率会逐步下降，这会抑制投资，致使原有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逐渐耗竭，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此外，伴随着此过程而来的工资上涨会产生较强的通胀压力。

（3）制度红利耗尽，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所提供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来自改革的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据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以后年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未来预计也难以改观。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制度创新具有迫切的压力。一方面，由于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国内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一些亚洲新兴国家，例如越南、泰国日益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对中国形成压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和经济强国长期控制着高端技术和关键行业的发展，其领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来获取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争取在获取制度红利的同时，保持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便人口红利有所减少）。否则中国在丧失了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也将丧失在高科技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提升制度质量的具体途径包括保护公民财产和权利，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遏制官员腐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进法治进程，保护契约关系，等等，未来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继续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4）全球化红利耗尽，旧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逐渐耗尽，中国被动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模式将变得不可持续。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制造业巨头开始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或者越南、泰国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固然为部分地区实现所谓“腾笼换凤”创造了条件，但在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时候，制造业转移可能会造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从经济增长的潮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变被动接受产业转移为主动利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产业结构提升和动态比较优势升级，努力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2.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短期难见逆转

2000年之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导致中国在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据本书测算，2000年之后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比实际GDP的增长率低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增产不增收”。根据增长核算得到的结果，1981—2002年中国平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0%，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为-0.45%；2002—2010年实际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约为9.8%，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约为-1.1%。

国内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的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都有显著上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90.1%和81.6%下降至2010年的63.7%和44.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35%和30.4%下降至2010年的19.7%和14.6%。正如本课题组在《2012年度第一季度报告》所阐述，这一现象是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植根于中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和国有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等深层次因素，未来中短期内难以获得实质性改变。这对于中国的消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更不利于长期增长潜力的培养。

3.城镇化统计数据虚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

2002—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个月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从表0—2中也不难发现，现有的农民工基本上是自身迁移，家庭还在农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举家迁移的比重较小，难以充分发挥城镇化的作用。

图0—3 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占GDP比重变化趋势（1978—2010）
资料来源：课题组自行计算，参见分报告《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结构特征及效率问题研究》。

表0—2 农民工数量

由于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相对城镇居民较低，不能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他们作为稳定劳动力供给和新增消费需求贡献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像城镇儿童一样得到良好的正规义务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在改善家庭收入的同时提高全民素质。进城农民工子女未来大部分仍将是农村户籍和农民工身份，继续从事“农民工身份的再生产”，因此目前的城镇化进程是局部的，具有不彻底性，未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教育体系完善，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不匹配

（1）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

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现象，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中国工业比重一直较高，很多时候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解决该问题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投资直接刺激那部分因为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闲置生产力，通过拉动第二产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然而投资的本质是为了扩大再生产。通过投资途径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是长期内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随后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图0—4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比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由图0—4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正逐步赶超第二产业。然而，2008年之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又开始发生变化。

和成熟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相比，中国2011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46.6%，较之表0-3中通常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而第三产业占比为43.4%，已经与成熟经济体趋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还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即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趋于上升。这表明中国经济供给结构近年来有所扭曲。

表0—3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

（2）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存

经过改革前的重工业化以及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补课，中国的工业结构基本上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2007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峰值。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20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钱纳里等，1995）。[3]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至今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有限。

然而，在向高度工业化阶段转变过程中，中国的装备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9%，比2005年提升0.2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总量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一般（劳动密集型为主）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较低，这种工业结构特征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偏差（工业比重很高）的特点使得单凭产业结构状况做判断可能会高估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

表0—4 工业化程度的国际比较

续表

（二）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1.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上一轮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消费、投资的跨期替代效应以及房地产与汽车限购政策抑制了总需求，导致当前总体经济不振。如无进一步刺激，市场将延续弱势表现，继续探底过程。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

2012年第一、第二季度GDP增长回落幅度有所加大，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7月回落0.3个百分点。在当前的库存压力下，去库存化可能导致工业增速继续下降，稳增长的任务将变得更重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2012年7月先行指数回落到98.8；一致指数回落到96.8；而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PMI指数8月为49.28，跌破荣枯线，比上个月下降0.9%，显示未来经济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

（2）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收紧，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出现连续回落。2012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20.2%，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快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动力增长不足。在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低迷，很大程度上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回暖，1—8月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1.1%。

（3）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

2012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从环比看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8%。而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较上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12年中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上升，并且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收入增长却消费下降的原因在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从2011年第二季度开始，消费者满意指数跌至低点，到2012年7月该指数仅为93.3，而消费信心指数仅为98.2，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并且依旧处于下滑趋势。

（4）净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

在世界经济环境不景气背景下，中国出口和进口增速都出现回落。自2012年1月中国出口与进口分别出现了-0.5%和-15.3%的负增长以来，整个进出口行业形势不太乐观。8月中国进出口同比增幅仅为0.2%。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中国出口1779.8亿美元，同比增长2.7%；进口1513.1亿美元，同比下降2.6%；贸易顺差266.7亿美元。在国际环境尚未明朗的条件下，中国进出口在中长期中存在较大压力。

（5）物价增速持续回落，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伴随着货币投放速度与银行信贷投放增速减缓，中国的物价增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12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2.0，较7月有小幅回升；而工业品价格指数（PPI）下降到96.5，同比下降3.5%，环比下降0.5%，创下了34个月以来的新低。然而在原油价格不稳和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物价水平短期内仍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未来稳增长政策出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反弹。

2.经济增速回落的长期性在于潜在增长率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

（1）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均呈现耗尽趋势的背景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此外，全球经济业已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压缩了中国技术学习和引进的空间，更加强化了总需求不足效应。

表0—5 2011—2020年潜在GDP增速预测

（2）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化趋势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时，部分学者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危机来自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和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监管机构措施不严的结果。所以，解决危机需要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发展，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实际上，此次危机是IT革命后创新进展缓慢，从而利润率下降的后果。由于近年来难以发现创新快速增长的迹象，此次危机将维持一段时间，是一个中期现象。利用欧洲专利办公室（EPO）、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USPTO）和日本专利办公室（JPO）共同保护的三元专利[4]来衡量近些年的创新趋势，可以发现创新活动趋缓（图0—6）。从柱状图表示的增长率可以看出，从1995年之后专利的增长率呈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三元专利的数量较为平稳，没有突出表现。

图0—5 三元专利增长率和数量
资料来源：OECD，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2010。

因此，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长期增长。目前并没有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这意味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进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2012年上半年世界GDP同比增长4.3%，世界经济仍处于艰难而痛苦的复苏过程中。应该看到2012年欧债将进入还债高峰期，主要债务国自5月以来再次陷入崩溃边缘。目前为止欧元区国家仍未能就债务危机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这将可能使欧债危机全面升级，对市场信心和全球经济产生更为不利的冲击。美国经济在2012年年初呈复苏态势，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始终困扰着美国经济。作为金融危机深化表现的欧债危机未能平息，已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恶化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导致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欧洲大量银行资金回流本土，对中国经济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表0—6 主要经济体实际GDP同比增长率

续表

（3）西方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根据OECD构建的综合领先指数（CLI），主要经济体增长步伐仍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表0—7显示多数国家CLI指数在2011年下半年（一些国家是2011年年末）降至100以下，由于该指数具有领先的特性，显示未来世界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表0—7 主要经济体综合领先指数（月度）

续表

从整体上看，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开始逐渐复苏。但在考察期内，亚洲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出口方面，由于北美、欧洲市场疲软，因此亚洲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滑。为了修复此前由于超前消费所导致的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欧美家庭和公共部门不同程度地紧缩了支出，对于中国出口部门恢复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美国和欧盟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2012年上半年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极其频繁，造成中美、中欧之间在太阳能光伏、稀土等许多领域均有纠纷，甚至有时一天内就有不止一项制裁措施出台，并采取行政和立法双重措施强化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

表0—8 世界各区域贸易同比增长率（季度，%）

3.运用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

（1）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

总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否是向上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总供给曲线上，产出对价格的弹性越大（总供给曲线越平坦），需求扩张政策的效果越显著。图0—6中计算了国内吸收产品和出口产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根据本书测算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总供给价格弹性日益减小削弱了需求政策的效果，扩张性的政策带来的更多的是价格上涨而非产出增加。

对于出口而言，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在1990年后由正转负，2003年之后绝对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这表明出口产品是缺乏弹性的（以弹性绝对值等于1作为判别标准）。因此通过降低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对出口收入帮助不大，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反而会造成出口收入绝对下降。

图0—6 各类商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
资料来源：课题组自行计算，参见分报告《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结构特征及效率问题研究》。

（2）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

我们计算了劳动需求对内需品（最终消费加最终投资）产出的弹性和劳动需求对出口的弹性，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内需和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需和出口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内需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出口部门，例如，2010年劳动需求对内需增长的弹性为3.68，而对出口部门增长的弹性仅为2.65，考虑到内需部门规模大于出口部门，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内需部门（如图0—7所示）。然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内需部门还是出口部门的就业弹性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两个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呈现下降现象，以往通过经济增长来保就业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图0—7 内需和出口部门的就业弹性
资料来源：课题组自行计算，参见分报告《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结构特征及效率问题研究》。

（3）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近年来中国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内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容易造成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上升。与消费品相比，投资品具有资本密集性特征。根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论点：某一商品相对价格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因此以刺激投资为主的需求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格局，恶化收入分配结构。

图0—8 要素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
资料来源：课题组自行计算，参见分报告《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结构特征及效率问题研究》。

根据我们的计算，内需品和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均会推动劳动和资本价格上涨。然而内需品价格上涨对资本价格的拉动作用高于对劳动价格的拉动作用。通过1981—2010年的数据我们发现，资本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均值为1.05，而劳动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为0.88（如图0—8所示）。也就是说，当内需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货膨胀上升时，资本价格上涨快于劳动价格上涨，此时收入分配越发向资本倾斜，与多年来提高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比重的努力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