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危令敦

一

本卷涵蓋的歷史時期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而這個時期又以一九四五年九月為界，再分為「日據」與「戰後」兩個階段。

劃分的依據是對香港民生與文化產生直接衝擊和影響的三個重要軍事與政治事件：（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正式向美、英兩國宣戰，同時入侵菲律賓、馬來亞以及香港等地，引發太平洋戰爭。駐港英軍不敵日軍，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向日軍投降，香港遂淪為日軍「占領地」。（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與九日，美軍分別在廣島與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促使日本於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十六日，英軍夏愨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H. J. Harcourt）代表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在港督府接受據港日軍投降。⁽¹⁾至此，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階段結束，香港步入戰後復原時期。（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此之前，香港政府為管理境內迅速增加的人口，於同年八月十七日通過《人口登記條例》，登記居民資料並為居民簽發身分證。一九五〇年，香港政府為限制中國難民入境，舒緩人口壓力，封鎖中港邊境關卡。一九五一年初，中國政府限制人口流向廣東，以減少南下香港的人數，並封鎖邊境。此後兩地民眾不能自由往來。⁽²⁾

二

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報業與文學，香港這塊「飛地」⁽³⁾曾發揮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不僅被稱為「文化中心」，⁽⁴⁾更被譽為「輿論中心」，⁽⁵⁾甚至被比喻為言論的「天堂」。⁽⁶⁾由於微妙的地緣政治與複雜的歷史因素使然，香港成為中國現代報業發源地之一，也是中國政黨組織各種活動，並通過報刊宣揚政見，向北方喊話的重要場域。自一八七四年王韜與黃勝在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始，康有為、梁啓超的改革派以及孫中山的革命黨均在港辦報宣傳，此為香港的「黨派報業」時期。及至三〇與四〇年代，中日兩國交戰，加上國共兩黨內鬥，意識形態的戰火蔓延至香港報業，以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間最為激烈。⁽⁷⁾早期香港華文報刊在報道新聞、評說時事之餘，不忘文學。⁽⁸⁾爾後大批文人因時局動盪或政治工作需要，⁽⁹⁾分別於三〇年代及四〇年代下半葉南來，在報刊上抒發政見，亦發表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他們的寫作興旺了此地的報刊文化，也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¹⁰⁾一部分文人的文學評論更深刻的影響了日後中國文藝的方向。⁽¹¹⁾

論者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葉香港報業或文學，都留意到中國因素的支配性影響。此時的香港報業與內地報業幾乎「融為一體」，所關注的焦點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此地的報道與輿論轉向本土是一個漸進過程，隨著「社經報業」在戰後逐步取代「黨派報業」才日趨顯著。⁽¹²⁾至於香港本土的新文學，從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雖有人才與陣地，但與內地文人兩度以「排山倒海」之姿南來香港的盛況相比，聲勢未免微弱。⁽¹³⁾換句話說，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的主體性尚未明朗，此地報刊上湧現的新文學大體是中國文學的延伸，被研究者稱為「香港的文學」，意即「在香港出現的文學」或「『在香港』的文學」。⁽¹⁴⁾後來報業轉而關注本土社會民生，與香港人口持續增長，生活改善，人心轉向，凝聚力趨強有關。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華人社會基本上由移民組成，他們抱著「過客」心態居留，身分認同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不是香港。進入五〇年代，不斷湧至的華人移民與難民因不願北返而安身香港，成為永久居民，此後出生的華人亦視香港為家，以此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為榮，本土意識方才得以滋長。⁽¹⁵⁾香港文學須待二十世紀下半葉方才逐漸浮現。⁽¹⁶⁾

日軍襲港前，香港報業之盛可用「霞蔚雲蒸」來形容。⁽¹⁷⁾據統計，三〇年代香港出版三十七種報刊，其中三十六份是華文，只有一份是英文。⁽¹⁸⁾日軍占港後，所有報刊均歸占領地總督部報道部監管。香港失守初期，刊行的華文報紙不少於十二種。⁽¹⁹⁾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日本占領當局強迫尚在經營的報紙合併，使香港只剩下《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五家大報。⁽²⁰⁾日據時期，較重要的華文期刊還有由日軍報道部主導的《新東亞》、《大同畫報》和《大同》三份雜誌；華人經營的雜誌有《大眾周報》、《亞洲商報》⁽²¹⁾以及《香島月報》。根據目前所見資料，《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和《香島日報》均設文藝副刊，《大眾周報》亦具文學色彩。《新東亞》重政經與軍事知識的介紹，《香島月報》是綜合性雜誌，兩者都刊載文藝作品。

日本投降後，香港華文報業迅速恢復昔日繁榮面貌。《香島日報》易名為《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繼續經營，《工商日報》、《成報》與《華商報》復刊，《大公報》與《文匯報》遷港出版。此外，新報亦陸續創刊。據統計，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創刊的報刊至少有三十二份。⁽²²⁾其中經營時間較長的華文報刊為《新聞天地》、《正報》、《光明報》、《新生日報》、《新生晚報》、《國民日報》、《願望》、《人民報》、《經濟導報》、《群眾》、《南洋報》、《紅綠日報》、《民生評論》、《香港時報》等。⁽²³⁾根據目前得見資料，《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華商報》、《新生日報》、《新生晚報》、《大公報》、《文匯報》都設有文藝副刊。此外，目前還能看到的戰後文學期刊有《野草》、《青年知識》、《文藝生活》、《小說》、《中國詩壇》、《文藝叢刊》、《海燕文藝叢刊》、《新文化叢刊》、《大眾文藝叢刊》，以及為兒童而辦的《新兒童》雜誌。⁽²⁴⁾

三

本卷的編輯方針以香港為立足點，從本地出版的報刊與單行本選收本地作家的散文與具備本土特色的文章，但考慮到此一時期香港在新文學領域裏與中國緊密非常的互動關係，從內地來港積極參與文學與各種活動的知名作家的作品亦予以選錄。前者接近嚴謹定義下的香港文學，後者屬於定義比較寬鬆的「香港的文學」。兩者並重，主要目的是為了讓讀者在瞭解本土早期散文風貌的同時，觀察四〇年代本地報刊的散文生態，進而思考當年香港這個「飛地」作為「文化中心」的歷史特色。選文兼顧文學成績與時代寫照，除了知名作家的文章，一般作者的佳作與呈現香港地景、歷史與語言特點的文章亦酌情收錄。

本卷收錄散文一共八十六篇，主要選自本地報紙副刊與期刊原文，輔以少量未見於報刊的單行本文章。⁽²⁵⁾入選的副刊與期刊文章分別為五十五篇及二十四篇，文集文章只有七篇。各種報章之中，以《華僑日報》入選文章居冠，《星島日報》次之，《工商日報》位列第三，其餘文章來自《新生晚報》、《新生日報》、《南華日報》、《香港日報》、《香島日報》、《文匯報》。入選作品數量最多的期刊是《野草》、《新東亞》、《青年知識》與《新兒童》，其次為《大眾周報》與《文藝生活》，最少為《文藝叢刊》與《海燕文藝叢刊》。舒巷城的〈冬天的故事〉寫於一九四九年，晚至一九七五年才發表於《海洋文藝》。由於此文所記為本土作家戰後心境，亦有助於瞭解當年文風，故此破例予以收錄。其餘七篇文集文章分別選自黃藥眠的《抒情小品》、望雲的《星下談》和聶紺弩的《二鴉文集》。

八十六篇文章之中，日據時期有十八篇，戰後時期為六十八篇。入選作者共四十一人，其中日據時期六人，戰後三十三人，入選作品橫跨兩個時期的作者有兩人。日據時期作家以葉靈鳳和戴望舒的產量最多，兩人不僅長期居港，而且積極參與本地文學活動，堪稱此一時期的代表。⁽²⁶⁾陳君葆為香港知名文人，詩人黃魯則來往粵港之間，兩人在日本投降前後發表的文章均有入選。這四位作家的文章共十六篇，占全卷文章總數近兩成。其餘四名日據時期作者的生平均不可考，除了玄囿筆耕頗勤，⁽²⁷⁾常在報刊露面，陶惠、易玲和學子未見其他作品。他們的文筆流暢，文章保存了當時的歷史與精神面貌，值得一讀。⁽²⁸⁾

戰後的作者陣容可謂鼎盛，知名者計有十八人，包括三蘇、施蟄存⁽²⁹⁾、夏果、黃秋耘⁽³⁰⁾、黃藥眠⁽³¹⁾、聶紺弩⁽³²⁾、鷗外鷗⁽³³⁾、夏衍⁽³⁴⁾、侶倫、黃蒙田、林默涵⁽³⁵⁾、秦牧⁽³⁶⁾、司馬文森⁽³⁷⁾、巴波、樓適夷⁽³⁸⁾、望雲、馮式、舒巷城。十八位作者之中，除了施蟄存和巴波，其餘十六位都與香港或與此地的文學活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若不是土生土長就是居港寫作時間較長的作家。這十六位作家共入選四十三篇文章，數量為全卷文章總數的一半。施蟄存曾兩次來港，前後勾留數月。巴波在本地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數量雖不在施氏之下，但暫時未能確定曾否來港。兩人各收一篇，以為當年香港與內地文人的緊密關係再留兩個例證。此外，本卷還收錄了四〇年代進身文壇的戈雲，他曾在達德學院讀書，是司馬文森「心目中最有寫作前途的門生之一」。⁽³⁹⁾

餘下十四名作者的生平均難考證，他們入選的文章一共十九篇。穆何之、艾迪、吳盂、宋光、澹生五人勤於寫作，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具備一定的代表性，故此入選。自強是香港青年，文章記述他北上參軍的體驗，在當時報上並不多見。⁽⁴⁰⁾佚名和紅鷹是《工商日報》於一九四六年舉辦的「戰時的驚險遭遇」徵文比賽得奬者。前者是軍人，後者是平民，兩人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分別為南京和香港二地的劫難留下獨特的文學見證。⁽⁴¹⁾李綉、蘇海、易水、海兵、高岱、文值等人發表的作品不多，入選的都是描寫香港風貌與社會特色的文章。

四

根據散文思路的特點，大體可將散文歸類為分析、記述、描繪與抒懷四種。⁽⁴²⁾分析文章側重客觀事實與理性思辨，抒懷作品依賴主觀想像與感情激蕩；記述與描繪則在主觀與客觀之間保持平衡，但亦會隨作者的性情或因事物的性質而擺向任何一端。本卷將分析性的散文稱為「說理」文，舉凡學術文章體例之外的說理、議論文章，不管所載是正道或「歪理」（例如三蘇的「怪論」），均歸此類。抒懷散文則分為「抒情」與「表意」兩項：前者以情感抒發為主，後者要表現的是妙趣、品味或哲思。記述文章則按「敘事」與「記人」分工；「事」指經歷或見聞，「人」指具體的個人或抽象的類型。描繪性質的文章則按狀摹對象分為「寫景」與「狀物」兩種：所謂「景」，不僅是狹義的風景、傳統的山水，而且是廣義的景觀、現代都會的繽紛面貌；所謂「物」，既指生物，譬如傳統的花鳥蟲魚，亦指死物，例如現代的飛機或電話。誠然，思路不會畫地自限，文章越界自是常態，只不過重點有別而已。敘事之際抒情，寓議論於表意，不應以為怪。

據此考察，本卷所錄文章以記述為最多，其中大部分屬於敘事，少數記人。記述如此重要，顯然與中日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直接衝擊有關；在漫長的戰鬥、遷徙與流亡的過程裡，作家、民眾、軍人都有說不完的見聞與經歷。佚名的〈南京屠殺漏網記〉記敘南京失守後日軍誘殺便裝國軍之事，讀來驚心動魄。〈龍陵雨〉的作者自強是香港青年，因投身遠征軍而參加了滇西龍陵戰役，當地連綿不絕的滂沱大雨，使邊境的浴血肉搏增添不少魔幻色彩。要細數戰時的驚險遭遇，又怎能少了樓適夷的〈遇盜的故事〉？

黃蒙田的記敘文充滿人道主義色彩，筆調沉鬱荒涼。他關懷的小人物除了蜀道苦力、涪江縴夫，還包括戰死異鄉無葬身處的農村壯丁——也就是那些找不著路，回不了家的「陰兵」。〈鬼魂〉幾乎就是一闕慰靈曲。在漫長的戰爭年代裡，普通人歷經劫難而不死，若再遇上非常事物，難免要胡猜亂想。秦牧的〈野獸〉將這種疑懼心態刻劃得入木三分。遷徙或流亡，少不了要投宿荒村野店，黃藥眠在〈野店〉一文裡將這個平凡的題材寫得妙趣橫生。吳盂關心的是醇厚民風與怪異規矩，〈茅店的風情〉讀來令人感到人世間的善良，亦因此倍覺唏噓。〈婁山關買鳥記〉的語調介於敦厚與滑稽之間，鳥與人的故事便顯得可憫可笑，帶著無奈與悲哀。在各種記載流離經驗的文章之中，以司馬文森的〈香豬〉和〈田裡的魚〉最為別緻。他談苗鄉食物如道家常，口吻安詳平和，令人頓時遺忘了山外的槍林彈雨。從北方南來粵港兩地謀生的穆何之就沒有這麼幸運，身邊幾乎都是使他「毛骨悚然」的南方老饕，他們吃貓，吃狗，吃蛇，吃蟲，好像無所不吃。他在〈談吃蛇貓之類〉裡說，最難忘的一件事當屬同事吸食活蛇鮮血進補時，他聽到的一句話：「小心，不要吮出尿來！」

戰火延至香港，有人皇軍國軍不辨，惶然欲改弦親日；陶惠的夫子自道，於〈去年今日——香港攻略戰親歷記〉裡述之甚詳。亦有人耳聞目睹「獸兵」暴行，而感到刻骨銘心的羞恥、恐懼與痛苦，一如侶倫〈舊地〉所記。更多的人被日軍強迫離境，⁽⁴³⁾紅鷹在〈「強制歸鄉」歷險記〉裡追憶自己被流放到大嶼山的驚惶，相信也是不少難民經歷過的噩夢：「那處沒有人跡，四周都是荒地，間有些枯骨」；「有認識路徑的，就逃亡去了，不識路的，就坐在岸上號咷大哭；而我又什麼都不會，驚慌得只是發抖，冷汗不絕流著」。然而，亂世又豈無豪傑？在黃魯筆下，來自智利的中西混血兒杜文常在陰森長夜裡如幽靈來去；他熱愛音樂，揮金如土，不時自掏腰包請大家喝酒吃鹵味啃燒肉。他精通幾種語言和中國方言，討厭日語，不學日語。他把長話短說：「總之提到日本就令人掃興的。」無人知道杜文的真正身分，直到他犧牲的那一天。〈一個人的紀念〉為戰時香港留下了諜影，殊不多見。戰事方歇，天災又來。海兵的〈風災〉寫颶風襲擊長洲情狀，文字饒富香港色彩；戈雲的〈周求落魄記〉亦帶鮮明的嶺南情調，這兩篇文章刊出時都被歸類為「報告」（文學）。

愛書人在戰火離亂中叨念的是書籍、信件、文稿和藏書票，即便委屈求全，亦不忘借中外典故以曲筆明志。葉靈鳳在《新東亞》創刊號上發表的〈吞旃隨筆〉，赫然就讓蘇武、屈原和「自打嘴巴」的伽利略在太陽旗底下登場。⁽⁴⁴⁾日據時期逃離香港的侶倫亦是愛書之人，他在沒有書店的異鄉過著「死的生活」，怎能不懷念家中僅存的一箱書呢？〈書與我〉發表於戰後，既悼念自己的「靈魂避難所」（書室），也為倖存的人與書祝福。對照之下，戴望舒多年以前逛瑪德里書市的事，幾乎就是天方夜譚了。那個時候，他還有閒情，常特意到華多尼大叔的書店，只為了看望「張大了青色憂鬱的眼睛望著遠方的雲樹的，他的美麗的孫女兒」。

有人為了自家性命與自由而棄書，也有人為了保存別人的書籍而犧牲自己。巴波的〈書〉記的是人，西康的小明。他在山洪爆發的時候，為了搶救一本《整風文獻》而丟了性命。這個故事由書主在康藏高原的寒冷雨季裡娓娓道來，宛然有沈從文筆下的氛圍。小明一心投奔「北方」，故此捨生成仁；他的事跡，與黃藥眠在〈沉思〉裡書寫的左翼革命情懷可以互相映照。宋光所記的藏書家則別有寄托，常因心疼文學名著而緊張至面色蒼白。他惜書晒書，就是不讀書。

戰亂之中購藥不易，尤其在窮鄉僻野，侶倫的〈人參〉講述的就是一則內地山區漏夜求藥的故事。戰時缺乏醫生，求醫又何嘗容易？望雲寫〈殘生〉，追憶一個感情與事業雙失的香港中年醫生遠赴疫症流行的北方戰區行醫遇難的事跡，語調又是那麼的荒涼。據說這個才智兼備的頹廢派，彌留之際猶呼喊一個女人的名字。聶紺弩不是醫生，也「不曾留心過」「別人的生活和健康」，但毛澤東在延安時代的疲態還是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毛澤東先生與魚肝油丸〉裡記道：「但對於毛先生，卻不但當時，就是以後偶然聽見提到他的名字，也不絕彷彿看見了那有些虛胖的笑臉，同時還聽見了那輕微的乾咳嗽聲，而不舒服起來，雖然我願意他的咳嗽只是一時的現象。」聶氏關心的人正是《論持久戰》的作者。

鷗外鷗身經兩次大戰，認為國與國間，人與人間，男與女間，必須正心誠意的和平相處，方為正道。〈與北園克衛的友誼〉紀念他與日本超現實主義詩人的友情，〈愛我的夏娃（們）〉追憶他十歲時所愛的伊朗女孩，〈一個人的成長〉和〈當我寫作的時候〉則講述個人生命體驗。這些文章為兒童而寫，風格簡樸率真，鷗外鷗之「獨一無二」可見一斑。⁽⁴⁵⁾

五

本卷的說理文章不少，排第二位。此類文章向以嚴肅者多，戲筆者少，撒野者更難得一見。聶紺弩是繼魯迅之後的「雜文」大家，長於議論，曾被譽為當年「香港最紅的作家」。⁽⁴⁶⁾〈怎樣做母親〉乃傳統家庭陰暗寫照，有五四遺風。〈論時局〉則別出心裁，在敘事與寓言之間說理，頗為抽象。相較之下，司馬文森在〈「山上人」和「山下人」〉所用的寓言手法就顯得太露了。夏衍的說理文章重科學與邏輯，屬新文化傳統之一脈；然而〈超負荷論〉與〈坐電車跑野馬〉議論綿密，條理分明，又自成一家之言。黃秋耘與林默涵為文，關注焦點是意識形態正確與否；黃氏談「青年生活諸問題」的三篇說理文以及林氏夾敘夾議的〈獅和龍〉，展示的正是典型的左翼立場與文風。陳君葆的議論，筆調近乎閒談；〈談女人〉、〈上下〉、〈詹言〉、〈閒空〉都有深入淺出、平易近人的特點。馮式秋夜談蟲，〈蚯蚓的文學情調〉讀來宛如奇趣錄。⁽⁴⁷⁾歪打正著的議論，當向三蘇充滿諧趣的「三及第」時事「怪論」裡尋。「三及第」指文言、白話、粵語三語混雜的書面文體，曾風行於四〇與五〇年代的香港，三蘇乃此中能手。他針砭時弊，依賴的是淺近文言，輔以白話與粵語，有基本教育程度的讀者不難明白。從〈直版論〉、〈實迫處此論〉、〈恭喜平安論〉、〈雞變鴨論〉四篇短文，可領略這種蹊徑另闢的本土通俗文風。⁽⁴⁸⁾對粵語感興趣的作者，當然不止三蘇一人。日據時期，戴望舒曾以「達士」為筆名，在《大眾周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廣東俗語「考據」文章，語調亦莊亦痞，既說理，也撒野，在正經與「鹹濕」之間來回耍雜。入選的〈鹽倉土地〉性質溫和，料想不至於使讀者「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

寫景狀物的文章數量接近說理文，位居第三。其中寫景占了絕大多數，狀物只有施蟄存的〈栗與柿〉一篇。本卷寫景文章以香港城市景觀為主。〈香港·船的城〉為夏果所作，手法新穎。穆何之在〈衝鋒章〉裡描摹乘坐公共交通之難，儘管語氣誇張，六十多年後讀來依然可信。文中以「香港仔」、「香港女」稱呼乘客，可見香港身分意識早在一九四六年已露端倪。夏果的〈香港風情畫〉、蘇海的〈電車社會〉、高岱的〈香港二樓社會〉與文值的〈秋風裡的蕭頓球場〉四篇，文字平實，是昔日香港景色與生活面貌的紀錄。易玲的〈香港新年雜景〉、李綉的〈職業太太〉、〈緊急疏散——香港學校風光〉以及易水的〈木屋旅行記〉⁽⁴⁹⁾雖旨在記事，將之視為本地景觀亦無不可。左翼文人睥睨香港，不免要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進而批判此地的意識形態。〈沒有眼淚的城市〉裡的黃藥眠，一如〈香港的憂鬱〉裡的樓適夷，在這個華美的城裡看到的都是平庸、不義與悲哀，因而感到非常的惆悵與寂寞。⁽⁵⁰⁾黃秋耘則行動起來，以〈「香港頭」的改造〉一文批判殖民地生活與教育，並號召香港的年輕人一起來改造猶如「香港腳」的「香港頭」。

當年報上憶述內地風物的文章汗牛充棟，本卷只挑風情各異的四篇，以見移民與難民的思鄉之情。在〈華北的黃塵〉裡，澹生將北方的萬丈黃塵寫得充滿文化氣息，聲稱「雨少塵大的北平」「有一種令人難捨難分的文學韻味」。居港的江南文人看了，恐怕要生「同是天涯淪落人」之嘆。〈北平的胡同〉和〈故都的酒肆〉出自穆何之手筆，古都文化氣息猶在，但少了風沙，添了野趣。酒肆楹聯「四座了無塵事在，八窗都為酒人開」，見證的確是亂世中難得的安閒與福氣。馮式為文追憶烽火中的貴陽，固然因為那裡的南明河最具江南情調，令人懷念，也因為貴陽地處「湘桂大撤退」路上，屬於戰時難民集體回憶的焦點之一，容易引起共鳴。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南明河之憂鬱〉發表時，人民解放軍已逼近貴陽，且同時抵達中港邊界。⁽⁵¹⁾香港局勢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那是一九四九年冬。

六

表意文章數量不多，排第四位，以葉靈鳳和黃魯兩人產量最豐。不論讀書，還是懷鄉，葉靈鳳筆下的中國情懷總是濃得化不開。〈秋鐙夜讀抄〉乃一佳例。難怪他來港三年，還是萬般不習慣，連花開蟲鳴也覺得擾人心神。他在〈憶江南〉裡慨嘆：「香港的蟲，似乎同香港的花一樣，不分季節的亂開著，也不分季節的亂叫著。」在他眼裡，即便潑皮人物，香港的也毫無格調可言：「揚州也有著名的『青皮』，但若像香港的『浪仔』那樣，蝗蟲一樣的將整座樓房拆得一塊板不剩，甚至連人家門前的電燈線電燈泡也要偷，揚州的青皮是絕對不幹的。」據說，揚州雖然衰落了，但「那裡的人物總還保持著一種舒徐的風度。這種無論什麼時候悠然不慌張迫切的氣概，大約只有北平人可與相比。」北平人的風度，學子觀察入微，都記在〈關於北京人的種種〉裡。他說，北平人有文化，「就是在困苦的時節也不會失去這種風度，比方說，倒斃在路旁的人，其中有的居然在手中還緊握著他的鳥籠。」又比如，洋車夫打劫女乘客，一般只取現鈔的三分之一，餘款退回。更有風度者則悉數全收，然後安慰乘客道：「太太你還要到哪兒去？這些地方不大安靜，我陪著你，再拉你回去好了！下一次晚上真不要一個人出門！」

黃魯的小品，既是對生命的感嘆，亦具冥想性質，〈門〉、〈斷想五則〉、〈死的默想〉都是現成例子。望雲的〈無心之失〉是對生活小事的反省。玄囿的〈夜談與散文〉、望雲的〈給我一隻好浴盆〉、〈黃金的好日子〉、侶倫的〈燈火〉，娓娓道來的都是生活與文化的情趣，或令人安心的瑣碎事物。表意文章也偶有充滿創意之作，例如夏果於戰後發表的〈喜悅的尋覓〉和艾迪的〈沒有了燈的房間〉，兩篇都不按常理出牌，令人耳目一新。

抒情文所占篇幅最少。寫下〈沒有眼淚的城市〉的黃藥眠，也不是沒有感情澎湃，需要抒懷的時候。一如〈海的懷念〉所述，在這種時刻，他會夜探淺水灣，到麗都浴場的紅綢小燈下，聆聽樂師半頹的演奏、如幻的人魚夜歌，還有「遠方海岸上思婦們為著遙遠的愛而歎息的聲音」。淺水灘頭的夜色，大概很動人，是極難抗拒的：「正如我要去會一個情人，所以我是一個人悄悄地去的。」戴望舒則比較落寞，他除了觀海，便是看山，或者凝望行雲，那種感覺道來既像哀愁，又像安慰，曖昧非常。這種「夢也無聊、醒也無聊」的心境，〈山居雜綴〉和〈寄友人〉都有非常傳神的摹狀。玄囿漂泊香港，過年時節尤感孤寂，在〈新歲感〉裡遂有「畸零人」之嘆。戴望舒雖有「乘風歸去」之意，語氣卻不比葉靈鳳來得決絕。葉靈鳳「走在擠滿了人可是又寂寞的街上，對著始終是陌生的不斷開著花的香港春天」，浮上心頭的卻是「模糊黯淡的家鄉景像」。其實他對故鄉的印象何止「模糊黯淡」呢？南京不僅「沒有春天」，而且「路旁的麥田裡，仆臥著不少屍體」——且不提他的母親罹病早逝的事。儘管如此，〈鄉愁〉還是要說：「存在我的記憶中的就是這些陰鬱灰黯，可是卻又使我十分珍惜難忘的印象」。何以如此？是落葉歸根的願望使然：「屈原所說的『狐死必首丘』，正是這同樣的意義。」

既然提起抒情，又說到回家，豈能少了同樣思鄉的舒巷城？〈冬天的故事〉所記，是一個來自亞熱帶島城的少年在戰爭期間流落北方的雪泥鴻爪。他千辛萬苦，經歷「湘桂大撤退」，在貴陽遭遇平生第一場雪；後來，還在東北的風雪寒夜裡迷路，差點兒回不了家。他說：「雪往往使我想起不愉快的冬天和不愉快的故事，因為在我的記憶中，我曾見過飢寒交迫的人們，在嚴寒的冬天裡找不到溫暖的燈光與爐火。」北漂的日子裡，只有家書帶來溫暖；有人問歸期，他便想起春天——亞熱帶的春天：「陽光和溫暖……畢竟是可愛的，我以前說過，現在也是這樣說。」

舒巷城寫這篇文章時，已回到香港，時維一九四九年。

七

囿於編者學識所限，以及資料不全與時間倉促等客觀因素的影響，本卷的選編缺漏在所難免，希望日後還有機會調節增補。敬祈專家讀者，不吝賜正，是所至幸。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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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一八四一—一九四五）》（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一），頁三，二三二—二七三；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香港重回英國的統治——駐港日軍投降書〉，《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香港：中華書局，二○一一），頁一八四—一八七。

(2)　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香港身份證簽發之始——《人口登記條例》〉，《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頁二○○—二○八；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一八二、一九一、一九九；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6-140。

(3)　袁小倫〈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近代史研究》二○○二第六期，頁一二七。

(4)　文學史家王瑤、藍海認為，三○年代以後的香港是個「文化中心」；見盧瑋鑾〈漫漫長路上求索者的報告（代序）〉，《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七），頁二。周而復稱四年代末的香港為「臨時文化中心」，見周而復〈往事回首錄〉，《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二第二期，頁一一一。

(5)　一九三○年創刊的《超然報》在〈創刊宣言〉裡宣稱，香港是「國外輿論之中心，與國內輿論中心之上海」「形成對峙之形勢」，見楊國雄〈毛澤東訂閱的香港報紙《超然報》〉，《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一三），頁二三五—二三六。鄭樹森視香港為當年重要的「言論空間」，見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文學資料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頁二二。

(6)　關於戰後香港的報業盛況，可參考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二○○○），頁一八○；鍾紫〈戰後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一五四—一五六。茅盾將四○年代末的香港喻為言論天堂：「一九四八年的香港，在我們這些政治流亡客的眼，又是個小小的自由天地。在報刊上，只要不反對香港當局，不干涉香港事務，你什麼都能講……這樣便利的條件，對於我們這些握了半輩子筆桿卻始終不能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人來說，真像升入了天堂。」茅盾〈訪問蘇聯，迎接新中國——回憶錄（三十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六第六期，頁二八—二九。周健強談到聶氏的香港時期有如下評語：「在香港這一段時光，是聶紺弩最愜意的」，原因在於香港有「說話的自由，發表文章的自由也是國統區從來未有過的。」周健強《聶紺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一九七—一九八。不少文人回憶戰後的香港，都說香港政府取消新聞檢查，輿論自由。事實上，當時百廢待興，香港政府缺乏人力與資源，對於華文報紙的新聞檢查一時未能按照戰前方式執行，故此產生此種印象。關於香港報業事前送檢的制度，可參考陸丹林〈續談香港〉，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八），頁四五—五○；張釗貽〈蕭乾《坐船犯罪記》與香港中文報章檢查制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一一第八期，頁二○○—二○五。

(7)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七），下冊，頁四九三—五三三。關於二○及三○年代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港辦報情況，可參考楊國雄《香港戰前報業》第三部分的文章。至於汪精衛集團在港創辦的《南華日報》在三○年代的文宣活動，參考Lawrence M. W. Chiu, "The South China Daily News and Wang Jingwei's Peace Movement, 1939—19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Branch, vol. 50 (2010), pp. 343-369。

(8)　「中國近代報刊刊載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始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但這類作品往往與其它文章混編在一起，沒有固定的版面或欄目。而《遐邇貫珍》卻為這些作品開闢專欄，且位置固定在論說與新聞報道兩大內容之間，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一專欄，實為我國報刊副刊之濫觴。」黃瑚〈《遐邇貫珍》介紹〉，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頁一二。亦可參考郭武群關於中國近代報業與文學的討論〈第一章：文學與報紙聯姻〉，《打開歷史的塵封——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二○○七），頁一—一二。

(9)　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明白香港在中日戰爭中所處的重要特殊地位，決定到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還特別提醒駐港工作人員，香港將因時移勢易而「由商業城市逐步轉變成文化城市」。詳見陳敦德《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香港：中華書局，二○一二），頁一○—二五，一五六—一八○。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更決定以香港為中心，建立城市工作據點，並派出骨幹文人到香港等大城市籌辦或復辦報刊，以占領文化陣地。袁小倫〈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頁一三○、一三九。關於四十年代後期中共在香港的「文化搭台，政治唱戲」活動，見葉漢明、蔡寶瓊〈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與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十期（二○○一），頁一九一—二一五。

(10)　且舉幾個例子：蕭紅、茅盾、端木蕻良、夏衍、郭沫若、胡風、葉靈鳳、戴望舒、歐陽予倩、司馬文森、黃藥眠等作家均在香港發表不少作品，詳見盧瑋鑾以下五篇文章的討論：〈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十里山花寂寞紅——蕭紅在香港〉、〈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收錄於《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頁一五—一六、一六二—一七○、一七六—二一一；〈蕭紅在香港發表的文章——《蕭紅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補遺〉，《抖擻》總第四十期（一九八○年九月），頁四五；〈茅盾在香港報刊（一九三八—一九四一）上發表的著作〉，《抖擻》總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一年五月），頁四一—四六。另一個突出例子是聶紺弩，周健強評道：「在香港的近三年，是紺弩創作的全盛時期。他除寫雜文、散文、詩歌、小說之外，還寫了不少政治性較強的社論、專欄以及短論等等，曾被稱為香港最紅的作家。」周健強《聶紺弩傳》，頁二○四。黃繼持對這個時期香港在文化領域的特殊性有如下評語：「到了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前後，中國整體新文學的布局，文化城市中，香港與桂林、重慶、延安，同等重要。香港以這樣的空間，在殖民地的特殊弔詭式形勢下，竟然可以延續中國抗戰時期文脈一線。這是香港對整個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貢獻。」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頁三九。

(11)　例如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間在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主要投稿人都是日後中共掌管文藝領域的重要領導人或文壇領袖。這個刊物上發表的文章顯示了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已提前向文藝界宣示其領導中國文藝的權威地位。詳見錢理群《一九四八：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二○○六），頁二一—四七；吳福輝《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頁四六二—四七六。

(12)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頁五一三。

(13)　黃康顯〈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抗戰前夕的香港文藝期刊〉、〈戰後初期香港的文藝期刊與文藝路線〉，《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一九九六），頁六—四二、四三—六○、六一—六九。關於三○年代大批內地文人南來對香港本土文學創作的影響，見盧瑋鑾〈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頁一五—一六；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頁二二—二七。至於第二次內地文人南來的盛況與影響，可參考以下文章：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九），上冊，頁三—三七；周而復：〈往事回首錄〉，頁一一一—一一九；茅盾〈訪問蘇聯，迎接新中國——回憶錄（三十三）〉頁二八—三四。此外，亦可參考黃萬華〈戰時香港文學：「中原心態」與本地化進程的糾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三第一期，頁八七—一○二。

(14)　此說根據的是黃康顯與黃繼持的意見，見黃康顯〈從難民文學到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七○；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文學資料三人談〉，頁八—九。

(15)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167-189。一八四二年割讓香港時，全島人口僅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一人；到了一九五○年底，香港境內人口已達二百三十六萬人，其中大部分人口來自內地。王宏志〈第一章：（非）政治論述：香港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三。換句話說，「從人口組成的角度看，今天的香港，開始於一九四九年」。詳見陸鴻基〈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一九九五），頁六四—七九。

(16)　黃康顯認為，一九五○年以後，香港文學才獨立發展；至七○年代香港的文學新生代出現以後，才有香港文學。關於香港文學的定義與分期，見黃康顯〈香港文學的分期〉，《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八；黃康顯〈從難民文學到香港文學〉，頁七○。關於香港文學的界說，也可參考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這兩篇文章收錄在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五三—五五、九一—一○二。

(17)　此為《超然報》〈創刊宣言〉用語，引自楊國雄〈毛澤東訂閱的香港報紙《超然報》〉，頁二三五。

(18)　Lai-bing Kan and Grace H. L. Chu, Newspapers of Hong Kong: 1841—1979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pp. 166-167, 187.

(19)　李少南和李谷城的數據是十一種，見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頁五一九；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頁一七四。本文依據的是簡麗冰和朱陳慶蓮的報告，見Lai-bing Kan and Grace H. L. Chu, "Introduction," Newspapers of Hong Kong: 1841—1979, pp. v。

(20)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頁五一九。謝永光還提及《大成報》和《中國人報》等小報，前者創刊於一九四三年，後者資料不詳。謝永光〈第十三章：日據時期的香港傳媒體〉，《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二三二。這兩份小報在簡麗冰和朱陳慶蓮的報告裡均未提及。根據鍾紫的資料，當時坊間還流傳東江縱隊的《前進報》和港九游擊隊的油印報《地下火》。鍾紫〈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頁二三二。

(21)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頁一七六；謝永光〈第十三章：日據時期的香港傳媒體〉，頁二三五。

(22)　Lai-bing Kan and Grace H. L. Chu, Newspapers of Hong Kong: 1841—1979，pp. 167-168.

(23)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頁一八○—一八四。

(24)　關於戰後香港文藝期刊的情況，見黃康顯〈戰後初期香港的文藝期刊與文藝路線〉，頁六一—六九。

(25)　玄囿的〈夜談與散文〉和葉靈鳳的〈憶江南〉原來在報上分兩天刊載，現將上下兩篇合一，各視為一篇計算。

(26)　葉靈鳳一九三九年來香港，定居至一九七五年去世。絲韋〈葉靈鳳生平簡述〉，絲韋編《葉靈鳳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三○七。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五月來香港，擔任《星島日報》「星座」副刊編輯，籌辦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一九四一年底日軍攻陷香港，戴望舒因宣傳抗日罪被日軍逮捕入獄，後為葉靈鳳設法保釋出獄。居港期間，他曾與葉靈鳳主編《大眾周報》、《華僑日報》「文藝週刊」、《香島日報》「日曜文藝」，亦曾為《新生日報》主編「新語」副刊。一九四六年三月返回上海，一九四八年五月再來香港，一九四九年三月返回北京。王文彬〈戴望舒年表〉，《雨巷中走出的詩人——戴望舒評傳》（北京：商務印書館，二○○六），頁三六一—三八四。葉、戴兩人於日據時期在香港發表的作品，已選錄於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二○一三）。

(27)　玄囿的原名估計是羅玄囿，他曾在《新東亞》撰文，討論如何在日本的「大東亞戰爭」取得勝利之際，發展中日文化交流、提高東亞文化水平以及促成東亞文藝復興。羅玄囿〈發展東亞文藝復興運動〉，《新東亞》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二年八月），頁八二—八四。他也有發表新詩，可參看新詩卷收錄的兩篇作品。

(28)　學子的文章內容雖與香港並無直接關係，卻分別在日據和戰後時期在本地報紙兩次刊載，可見當時副刊編輯與讀者的閱讀趣味。此文於戰後再刊時只改動作者姓名與篇名，內容不變。慕陽〈籠城小品〉，《星島日報星座》，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

(29)　一九三八年夏，施蟄存從昆明回滬探親，繞道香港，停留兩周，並在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文藝副刊《星座》上發表〈路南遊蹤〉等作品。一九四○年三月，再次從昆明返滬，又經香港，居留約六個月。應國靖〈施蟄存年表〉，《施蟄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八），頁三一一—三二八。

(30)　香港出生，曾就讀華仁書院，一九三五年同時考上香港大學、倫敦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中山大學，後來決定入讀清華大學，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秋耘《黃秋耘自選集》（廣州：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黃秋耘《風雨年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三；黃偉經《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一一。

(31)　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一年來港，日本占領香港後，返回內地。一九四六年重返香港，參與創辦達德學院，任文哲系主任，並主編《光明報》，一九四九年返回內地。黃藥眠口述，蔡徹撰寫《黃藥眠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三），頁七四—七七、四三六—四六○、五三六—五四五；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二○一一），頁八九；〈黃藥眠同志生平〉，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紀念黃藥眠》（北京：群言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二三五—二三八。

(32)　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三月來港，為《文匯報》撰寫社論、為《大公報》每日寫一短文，同時給一九四六年在港復刊的《野草》投稿。一九四九年六月返回內地。一九四九年底第二次來港，為《文匯報》寫社論，翌年出任《文匯報》總主筆，一九五一年三月赴北京。周健強《聶紺弩傳》，頁一九六—二○四。

(33)　祖籍廣東東莞虎門，出生地不詳。童年時曾隨家人於一九一八年來港，就讀育才書院，一九二二年返回廣州。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前夕再來香港，主編《中學知識》月刊，在香江中學任教，後任國際印刷廠總經理。日軍據港後，於一九四二年逃往桂林。陳衡、袁廣達主編《廣東當代作家傳略》（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二七三—二七四；〈重讀鷗外鷗：編者按〉，《八方文藝叢刊》第五輯（一九八七年四月），頁七二—七四。

(34)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一年一月來港，在廖承志領導下，與鄒韜奮、喬冠華等創辦《華商報》，任編委，並分管文藝副刊。一九四二年一月底離港赴桂林。一九四六年十月經香港去新加坡，同年八月被新加坡當局「禮送出境」，返港擔任中共華南分局委員、香港工委委員（後任書記），負責統戰工作，並出任《華商報》編委，編輯副刊「熱風」（後改名「茶亭」），亦為《群眾》撰稿。一九四九年四月接中共中央電示，赴北京，準備接管上海文教工作。夏衍《夏衍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一三八—一四二、一九二—一九六；會林、紹武〈夏衍生平年表（初稿）〉，《夏衍研究資料》（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三），上冊，頁二九三—三二二；顧家熙〈憶《華商報》的《熱風》和《茶亭》——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九四九年五月〉，《夏衍研究資料》，下冊，頁七七三—七八二。

(35)　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六年夏來港，任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日報》副刊編輯，不久即返回上海。一九四六年十月再次來港，與章漢夫負責《群眾》周刊的編輯工作。《群眾》是公開出版的中共刊物，公開登載新華社的評論和中共領導人的署名文章，向海內外發行。章漢夫是香港工委書記，主管統戰、工商等工作。林默涵是香港工委報委書記，兼任《華商報》社論委員。兩人於一九四九年九月返回北京。陸華整理〈林默涵自述〉，《新文學史料》二○○六第三期，頁五五—七○；王曉吟〈林默涵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在香港〉，《新文化史料》一九九六第一期，頁三九—四○、二六；〈林默涵同志逝世〉，《文藝理論與批評》二○○八第一期，頁一○六。

(36)　生於香港，成長於新馬，一九三一年返回中國。一九三六年夏來港升讀高中，一九三八年三月返回內地；一九四○年春來港，到母校華僑中學任教，同年夏天返回內地。一九四六年秋再次來港，從事寫作，居留至一九四九年八月。一九六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秦牧〈自傳〉，《中國當代作家自傳》第二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一九七九），頁二○○—二○四；艾治平、翁光宇、黃卓才《秦牧評傳》（廣州：花城出版，一九八九），頁一、一八、二五、三三、四九—五三；劉以鬯編《香港文學家傳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一九九六），頁六六。

(37)　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六年一月，《文藝生活》（光復版）在廣州復刊，由司馬文森和陳殘雲主編。同年六月被國民政府通緝，逃亡香港，任香港文委委員。一九四七年出任達德學院文學教授和香港文協常務理事。一九五一年一月被香港政府逮捕，獲釋後被遞解出境，返回廣州。楊益群、司馬小莘〈司馬文森生平與文學活動年表〉，楊益群、司馬小莘、陳乃剛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一二—八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頁七○。

(38)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八年十月來港，協助茅盾編輯《文藝陣地》，並繼茅盾之後，從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起代理主編。一九三九年六月離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再次來港，與周而復共同創辦《小說》月刊。一九四九年六月返回北京。樓適夷〈自傳〉，《中國當代作家自傳》第二輯，二三三—二三四。孔海珠〈樓適夷編輯生活的重要台階——樓適夷與《文藝陣地》〉，黃煒〈樓適夷革命生涯——樓適夷編年〉；這兩篇文章收錄於上海魯迅紀念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樓適夷同志紀念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五），頁二三五—二六五、三七九—三八○。

(39)　戈雲〈風雨搏擊五十年——歷盡坎坷的文學之旅（代總序），《文壇是非多》（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七），頁一一—一二。戈雲原名卓戈雲，廣西人，因戰亂於一九四六來港，一九四九年返回內地，一九八一年赴美定居。曾發表小說、散文、文藝評論、政論、兒童小說、報告文學。張超主編《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作家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一一二—一一三。

(40)　據《新生日報》編者按，自強「本是香港青年，參加我遠征軍任少校繙譯官，隨軍征戰滇西各地」。自強〈龍陵雨〉，《新生日報》「生趣」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他的另一篇文章是〈五月渡瀘〉，刊於《新生日報》「生趣」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41)　「佚名」本具姓名，但因報紙漫漶至無法辨認，不得已以「佚名」代之。佚名在這次徵文比賽裡獲第二名。第一名是李士，其文為〈黔桂路上殺敵記〉，分上下兩篇刊於《工商日報》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與七日。玉銘以〈生死的搏鬥——三南戰役片段〉得第三名，文章分上下兩篇刊於《工商日報》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及十八日。這三篇記敘內地戰爭經驗的文章，以佚名的一篇最為樸實可信，故此入選。紅鷹的文章得第四名，寫香港一般百姓的遭遇，亦予選錄。

(42)　余光中根據廣義散文的功能，將之分為抒情、說理、表意、敘事、寫景、狀物六類。余光中〈不老的繆思——《提燈者序》〉，盧瑋鑾編《不老的繆思——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三），頁四二—四八。本文對散文的分類與命名均得益於余文。

(43)　日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宣佈，沒有居住地址或職業的難民都要離開香港，立即執行。香港人口在一年之內減少了五十萬，到日本投降之日，香港人口已降到不足六十萬。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123.

(44)　盧瑋鑾〈《吞旃隨筆》是「物證」之一〉，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頁一三七—一三八；參考張詠梅〈「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作家》二○○五年七月，頁一七—二二；亦可參考盧維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所錄資料，頁二九八—三三二。

(45)　此語出自鄭樹森：「鷗外鷗的成就在中國現代詩的發展上是獨一無二的」，「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有其獨特的位置」。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三人談〉，頁四一。

(46)　周健強《聶紺弩傳》，頁二○四。

(47)　此文收入文集時，增添了一段文字。見馮明之《歷史的奇趣》（香港：上海書局，一九六一），頁一○—一二。

(48)　關於「三及第」文體的界說以及三蘇的創作，見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二○○二），頁四—一六、一○三—一一二。

(49)　此文後來出現另一版本，行文較為簡略。戴維〈木屋之旅〉，《華商報》，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收入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上冊，頁八四—八六。

(50)　樓適夷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三八年，收錄於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一九八三），頁一二五—一二六。

(51)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