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缺失时代的学术生产

——以《世界文学史纲》中的美国文学叙述为中心考察

张宝林

一

在中国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何为“文化自信”？有学者曾指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1］然而，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2］，他者永远是自我建构的重要参照。突出文化主体对本民族、国家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并不意味着要拒斥异质文化及其优秀成果。文化自信理应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对异质文化采取开放、包容和借鉴的态度，其实也是自我文化自信的另一种表达。不过，积极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也需警惕妄自菲薄的文化心理，避免滑入他者话语的泥沼。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生产，均需避免对异质思潮流派、话语模式的过分依傍。

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中国文明开始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的各个层面也加快了现代转型的步伐。面对异域“他者”不断介入这一重要事实，中国文人的心灵和精神构造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不但一改向来对异域“他者”的鄙夷心理，而且将“他者”树立为自己革新图变的典范。强大的“他者”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自信。域外文学成了现代中国文人构建文学新传统的重要借鉴，域外的各类文学史叙述，也成了他们把握世界文学图景的重要参照。“五四”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们掀起了撰写和翻译世界文学史著的热潮。当时出版的蔚为壮观的世界文学史著，承担起了生产和传播世界文学知识的重要功能，塑造了现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和想象。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不少是史家对域外史著的编译、加工和改造，而以这种模式生产出来的史著，又成了后来者撰写相关史著的重要参照。因此，现代中国的世界文学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域外话语资源的影响。考察这种影响关系，无论对于分析现代中国建构现代性知识的基本状况，把握其时文人的文化心理，还是对于反思和深化当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基于20世纪30年代李菊休编、赵景深校[1]的《世界文学史纲》有关美国文学的叙述展开研究。选择该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它基本上糅合了《现代美国文学大纲》《文学大纲》《美国文学ABC》等本土自撰和翻译史著的内容，足以展现出现代中国文人生产世界文学知识的复杂面貌；二是该著曾作为教材使用，塑造了许多现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和想象[2]；三是相关研究者经常提到它[3]，将其视为现代中国出现的重要世界文学史著，但从未对其展开详细讨论。选择该著中的美国文学叙述作为个案，主要是为了细致讨论的方便。

二

《世界文学史纲》的第十五章专论美国文学。如果细致分析该章的论述，便可发现，它既大量借鉴了相关文学史著译本的内容，直接接受了外来话语资源，又沿袭了郑振铎、曾虚白等本土学者参照外语原文撰写的文学史著中的相关说法，间接接受了外来话语的影响。

《世界文学史纲》第十五章的第五、第六部分专论20世纪美国文学，主要参考了张我军译《现代世界文学大纲》中高垣松雄著的《现代美国文学大纲》一文。将二著的内容加以简要对比，即可明了这一事实。此处仅举一例。

张我军译的《现代美国文学大纲》写道：“然而到了一九〇八年，少年批评家美西（John Macy，1877-），就在一向做着美国文学传统之大本营的文艺批评杂志《大西洋月刊》上（Atlantic Monthly，一八五七年创刊），开始吐露叛逆的见解了。……他的中心思想，发源于惠特曼所怀抱的文学论，而加之以新的社会学的考察的……好像是在宣言新时代之来到。”［3］

《世界文学史纲》写道：“一千九百〇八年，有一位少年批评家玛西（John Macy）在美国文学传统的大本营《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877-）开始吐露他的见解。他的中心思想是发源于惠特曼所抱的文学论，而加以新的社会学的考察，好像宣言新时代已经到来。”［4］

我们可以看出，二著的说法非常相似，后者仅是省去了前者的部分文字，适当改变了部分表述。二者的有些表述极为相似，说明后者并不是对前者日语源文本的翻译，而是对其汉译本的改写。即便是改写，作者似乎也很粗心大意。比如，上述引文抄错了《大西洋月刊》的创刊时间，将其写成了John Macy出生的时间1877年。

与论述20世纪美国文学不同的是，《世界文学史纲》论述19世纪美国文学时，努力融合了本土学者郑振铎和曾虚白分别撰著的《文学大纲》和《美国文学ABC》的相关内容。然而，这两部史著基本上是作者参照域外学者的史著撰写而成的。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简要考察它们论述19世纪美国文学时如何借鉴了域外资源。

郑振铎非常推崇“文学史”的价值，认为对于初学文学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指导者”[4]。接受了美国学者莫尔顿“世界文学论”[5]的影响之后，他又形成了文学统一观。他指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5］正是基于这种文学统一观，他编纂了打通古今、跨越中外的鸿篇巨制《文学大纲》，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来于1926年至1927年以单行本出版，共包括四卷。他的这一贡献，近些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6]，也得到了很高的赞誉。比如，陈福康认为，“郑振铎此书最大的历史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世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出的比较文学史”。［6］然而，很少有学者对这一著作的著述方式、资料来源等展开研究。

《文学大纲》第四十三章为“美国文学”，专论20世纪之前的美国文学。该章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学者约翰·玛西著《世界文学史话》的相关内容非常相似。前者共包括五个部分，除第一部分论述19世纪之前的美国文学，之后四个部分分别论及19世纪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等。后者论述19世纪美国文学时，用了三章的篇幅，依次论述小说、论文和历史、诗歌。另外，二者论及的作家以及各个作家所占篇幅的比例基本一致。凡是约翰·玛西重点论述的作家，均被郑振铎安排了更多的篇幅。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和行文表述而言，二者也非常相似。在此，我们从胡仲持的《世界文学史话》译本和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中，就相关内容选择一个案例做一对比。

在《世界文学史话》中，约翰·玛西写道：“库柏和欧文在生的外面底冒险之中，在从外部发生于人们的事情之中看出罗曼斯来。两个较年轻的罗曼斯作家那坦聂尔·霍桑和以得加·亚伦·坡则从内部发生于人们的事，将他们的心底及精神的冒险，较多作为问题。他们都是缺乏欧文的温和的可笑味、库柏的强健的力的悲哀的人。”［7］

《文学大纲》写道：“柯甫和欧文把人生的外面的冒险与奇遇写成为他们的传奇。两个较他们后辈的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与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5）写的却是人生的内面事件，他们的心灵的冒险与奇遇。他们俩都是愁郁的作家，没有欧文那样的诙谐与微笑，也没有柯甫的雄伟的力气。”［8］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过，郑振铎的表述更为流畅，但该处引用的胡仲持译文，显然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许多表述显得非常拗口。二段引文表达的内容非常相似足以说明，郑振铎其实从《世界文学史话》的源文本中翻译了相关内容。不过，他主要采用了意译法，对原文的句子结构做了部分调整。事实上，二者有关19世纪美国文学的表述，相似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郑振铎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约翰·玛西的影响。

郑振铎在第四十三章最后列举了多条“参考书目”，但并未将他事实上主要参考了的《世界文学史话》列入其中，反而列出了约翰·玛西的另一部著作《美国文学的精神》。事实上，他并未借鉴该著的相关成果。不过，他在该著的“叙言”中写道：“Macy的《世界文学史》（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7]）也特别给编者以许多的帮助。”［5］这里提到的“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便是上面引用的胡仲持译本《世界文学史话》的源文本。

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了曾虚白撰写的《美国文学ABC》。它成了中国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著。在该著中，作者对美国文学做出了非常偏颇的评价，认为它“在真正世界文学史上是没有独立资格的”，“只是英国文学的一个支派”。［9］曾虚白对美国文学做出的判断，除了受制于他秉持的真美善统一的文学评判标准，还与沿袭了西方学者对美国文学的消极评价不无关系。《美国文学ABC》一书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它的资料来源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实际上，约翰·玛西的《美国文学的精神》是该著的蓝本。将二者做一简要对比，便能明了这一事实。

《美国文学的精神》主要局限于讨论19世纪美国文学，共十七章。第一章为“总体特征”（General Characteristics），综论美国文学的特征，接下来的十六章均以欧文、库柏等作家名为章名。《美国文学ABC》共十六章，除第一章“总论”，接下来的十五章，除作者因信奉纯文学观念排除了前者列入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其余列入的作家及其顺序与前者完全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该著无论是对美国文学的整体评价，还是对个体作家的分析，都与前者惊人地相似。此处仅从二著中就相关内容抽取一列加以对比。

《美国文学ABC》在解释美国作家为什么无法抓住人生时写道：“他们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天才；他们只注意在人生浮面的不相干的现象；他们对于小说的观念完全搅错了，虽然他们未尝不努力的工作。”［9］

《美国文学的精神》写道：“The trouble is that they lacked genius；they dealt with trivial，slight aspects of life；they didn’t take the novel seriously in the right sense of the word，though no doubt they were in another sense serious enough about their poor productions.”［10］

对比上述两段引文，不难看出，曾虚白确实对《美国文学的精神》中的部分内容做了有选择的编译。其实，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美国文学ABC》本身就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外来话语影响的史著。

考察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人撰写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时，有研究者指出：“这些通史具有几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便是“受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影响颇深”。［11］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文人接受西方话语的重要中转站，它的影响确实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英美和苏联等国的影响，因为许多具有英语、俄语等外文阅读能力的文人，并不完全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来接受西方话语的。郑振铎和曾虚白便是典型的例子。尽管约翰·玛西的《世界文学史话》，在19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两个译本[8]，但均在郑振铎撰写《文学大纲》之后出版。而《美国文学的精神》，根本就没有译本。因此可以断定，二位史家完全通过阅读英文接受了外来话语的影响。

曾虚白与约翰·玛西对美国文学的判断基本一致。他撰史时尽管运用了以人为纲的体例，彰显了真美善统一的纯文学观念，但具体的分析却参照了约翰·玛西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对19世纪美国文学的判断与约翰·玛西并不相同。郑振铎给予美国文学很高的评价。简略论及殖民时代和革命时代的文学之后，他即指出，美国文学到了19世纪便进入了黄金时代，“出现了不少的不朽作家”，足以“与英，与法，与德，与俄，共为近代文学的‘天之骄子’”。［8］整体来看，约翰·玛西对19世纪美国文学持贬低态度。比如，他虽然指出美国的小说展示了“人间底内容的成长和优秀技艺的丰富”，但认为“更美的文体的意识”“却没有今日别的诸国那样热心地被开发”。［7］再比如，他在论述美国诗歌时，基本否定了其独立性，认为除惠特曼和不多几篇用美国地方、种族方言写的诗之外，“亚美利加的诗大都可以说是由英吉利的小诗人所写的罢”。［7］郑振铎与约翰·玛西对美国文学的基本判断并不相同也可说明，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史家的主体性，并未完全沿袭域外学者的相关判断。或许，他又借鉴了其他肯定美国文学的域外学者的说法，只是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证据而已。

仔细对比《世界文学史纲》与《文学大纲》和《美国文学ABC》有关19世纪美国文学的论述，不难看出前者对后二者的借鉴状况。在结构上，前者主要参照了郑振铎著的《文学大纲》，依次论述美国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成就。但就内容而言，无论是总论美国文学，还是分论具体作家作品，它都努力融合了后二者的相关内容。我们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世界文学史纲》第十五章开篇写道：“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独立的资格。美国文学史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产生文学的时期，虽然自从一群清教徒乘了‘五月花号’踏上美洲的大陆上时，美国的文学便开始了。”［4］

《美国文学ABC》写道：“在翻开美国文学史的以前，我们应先要明白理解‘美国文学’这个名词，在真正世界文学史上是没有独立的资格的”，“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叶才是它真正开始产生文学的时期。”［9］

《文学大纲》写道：“自一群的清教徒乘了‘五月花号’踏到美洲的大陆上时，美国的文学便开始了。”［8］

很明显，《世界文学史纲》先沿袭了《美国文学ABC》对美国文学的基本判断，从根本上否定了它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接着又照搬了《文学大纲》有关美国文学起源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前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因为在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中，史家如何“定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按照正常的逻辑，既然《世界文学史纲》开首就明确否定了美国文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那么，在接下来具体的论述部分，它就应将努力论证自己的观点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但事实上，它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论述，而是先基本按照《文学大纲》的论述框架展开，接着参照了高垣松雄《现代美国文学大纲》的相关论述，致力于呈现美国文学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丰硕实绩。这样的叙述特点，使得该著明显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和观点上的矛盾冲突。前文已经提到，郑振铎对19世纪美国文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而高垣松雄也努力呈现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成就。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世界文学史纲》在努力构建一种与自己实际上参考了的几部史著均有所不同的话语，但正是这样的尝试，它反而成为一部充满话语冲突、逻辑混乱的史著。

三

1932年，余慕陶出版了《世界文学史（上）》。许多批评者指出，该著涉嫌抄袭中外学者的相关成果。比如，赵景深发表了《文剪公余慕陶》一文，给予了严厉批评：“说余慕陶是抄袭其实是客气的，因为抄袭究竟还要用一点誊录的工作。他是剪窃，他只要用剪刀，飕飕的几下，于是大著成功了。”［12］其实，赵景深参与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纲》，也明显存在“剪刀加浆糊”抄袭的情况。我们指出该著明显存在借鉴他人成果的情况，当然不是要揭发“黑幕”，而是为了说明那个时代知识生产中确实存在的一些重要现象。

现代中国蔚然成风的世界文学史著述，的确显示出中国文人试图以“世界眼光”观照世界文学历史变迁和现存状态，审视特定民族/国家文学的性质、地位、思潮流派和重要作家作品。但正如贺昌盛评述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研究时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未曾摆脱依赖域外既有文学史著及相关资料而加以编译撰述的困境，能在直接阅读的基础上发一家之见的著述少之又少”［13］，无论是《世界文学史纲》，还是《文学大纲》和《美国文学ABC》，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域外话语资源的影响。域外学者有关世界文学的叙述，实际上成了现代中国学者面对世界文学时已经具备的“先入之见”，而他们又用自己的语言将相关“先入之见”表述出来，反过来影响了其他一部分学人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和想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对世界文学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无论是李菊休和赵景深，还是郑振铎和曾虚白，撰写世界文学史著时，其实都是匆忙上阵的。尽管他们都是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也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语言，阅读和研究那么多国家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知识储备明显不足，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就导致他们只能借鉴其他学者尤其是域外学者的相关论著。

不少现代中国文人的世界文学知识生产明显接受外来话语影响，除有知识储备不足等客观原因之外，还与文化自信的普遍缺失有很大关系。尽管鲁迅等现代文化先贤基于主体精神积极倡导“拿来主义”，呼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但现代中国文人大多呈现出文化自信不足的特点。重要表征之一便是他们在言说域外文学时，很少能够基于中国立场、视野或问题意识对其展开阐发。他们大量译介域外文学，固然有追求拓宽学术视野、追求知识进步的用意，但也是为了达到“他者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然而，域外文学毕竟属于异质文化，本身与中国文化和现实存在一定的隔膜。要是译介者既不能以中国立场、视野选择和观照他者，又不能让他者与中国问题产生较为丰富的意义关联，效果自然难以理想。

任何一种文化和学术要获得更大的进步，都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异质文化的成果。然而，文化主体面对异质文化时，除了需要采取积极“拿来”的姿态，还需具备理性的心态和自觉的选择、鉴别意识，充分体现出主体精神。故步自封、唯我独尊固然不可取，但挟洋自重、妄自菲薄、自我问题意识淡薄也是文化自信缺失的典型表征。现代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或知识生产，已经成了我们可以评头论足的对象。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在于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14］，我们在当下语境中反观历史，还原历史，更是为了让历史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从而为审视当下的文化状况提供一种重要参照。就当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而言，积极介绍域外的相关理论和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固然有很重要的价值，但研究者要是丧失了主体立场，丢掉了“本位”意识，完全依傍外来的话语模式，变相“抄袭”域外的研究成果而欺蒙国人，也实在不可取。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4），21-25。

［2］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426页。

［3］〔日〕高垣松雄：《现代美国文学大纲》，〔日〕千叶龟雄等：《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张我军译，神州国光社，1930，第104页。

［4］李菊休、赵景深：《世界文学史纲》，亚细亚书局，1933，第386、379页。

［5］郑振铎：《叙言》，《文学大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6，第1～2页，4页。

［6］陈福康：《重印〈文学大纲〉序》，郑振铎：《文学大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6～14页。

［7］〔美〕约翰·玛西：《世界文学史话》，胡仲持译，开明书店，1931，第670页。

［8］郑振铎：《文学大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27，第550、554页。

［9］曾虚白：《美国文学ABC》，世界书局，1929，第1、2页。

［10］John Albert Macy，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Inc.，1913，P12.

［11］陈婧：《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理论月刊》2013年第6期，第185～188页。

［12］赵景深：《文剪公余慕陶》，《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21日。

［13］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87页。

［1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249页。

[1] 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年出版了《世界文学史纲》，封面上标明是“李菊休、赵景深合编”。1936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再版该著时，封面上只标明“李菊休、赵景深”，但在封里标明是“李菊休编、赵景深校”。根据赵景深1932年4月25日为该著写的“序”，他仅是在李菊休著述的基础上做了些删改工作。他说：“我在原稿上删去了十几个人，如：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他们有些对于文坛很有影响，但我站在纯文艺的观点上，不承认他们是文学家。”因此，该著应为李菊休编、赵景深校。参见赵景深《序》，李菊休、赵景深《世界文学史纲》，亚细亚书局，1933，第1页。

[2] 自1904年清政府实施“癸卯学制”以来，世界文学史教育就被纳入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体制。当时许多世界文学史著的撰写和编译，就是为了满足学校教育之需。本文论述的《世界文学史纲》，1936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时，封面上就印有“中等学校适用”，封里印有“学校参考用书”等字样。因此，正是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像《世界文学史纲》这样本来没什么原创性的史著生产出的世界文学知识，又进入了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可参见陈婧著《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理论月刊》2013年第6期）、刘洪涛著《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林精华著《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之困境：对1917—1950年代文学史观再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等。

[4] 在《各国“文学史”介绍》一文中，郑振铎写道：“我们如果初次踏进了文学的门墙，必会眼光眩乱，不晓得文学宝库里所陈列着的珍宝究竟有多少，也无法去选择什么是最好的，最适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必须有一个指导者，将这些东西的内质及其价值告诉给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有选择的标准与目的，‘文学史’便是这个指导者。”参见《小说月报》16卷1期，1925年6月10日。

[5] 在《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郑振铎曾介绍过莫尔顿（R.G.Moulton）的《世界文学论》（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参见《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10日。

[6] 可参见杨玉珍著《郑振铎与“世界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李俊著《“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兼论〈文学大纲〉的学术史意义》（《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等。

[7] 应为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文学大纲》遗漏了第二个the。该著由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Inc.）于1925年出版。

[8] 分别是胡仲持译《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和由稚吾译《世界文学史》（世界书局，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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