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根据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的不断推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初始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属于当代史研究的范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柳随年等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7]及《“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8]二书，对精简城镇人口的缘由、经过、结果等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如对于精简工作的结果，《“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一书中就提到：精简工作“大大增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减少了国家商品粮供应和工资开支的压力，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基本建设战线的压缩和工交企业的关、停、并、转，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对争取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被精简的职工及其家属，顾全国家大局，努力克服个人困难，为调整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9]可见，书中对于精简工作产生的结果之论述是站在国家政策实施的角度进行评价。这一时期，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为简略的介绍性论述。此外，1984年美国学者安斯利·科尔著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0]一书，也关注到了精简城镇人口所带来的中国人口变动情况。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1988年由何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11]一书，书中对精简城镇人口过程中有关被精简人员的数量、去向等方面作了统计与分析，这一成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与数据，也是现在借鉴频率较高的一个研究成果。除了上述成果，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通史类的专著，如马齐彬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2]等，都涉及了精简城镇人口问题。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作为研究的初始阶段，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解决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精简城镇人口这一问题，并从政策层面对精简政策实施的背景、经过、结果作了考察；二是为之后深入研究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提供了部分数据。

然而，这一时期的成果大多为介绍性的论述，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史料的挖掘受到限制。精简城镇人口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距离当时不到20年的时间，档案资料与其他史料都没有开放，这样就造成了学者们在史料的收集与解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研究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研究所涉及的许多层面都还存在禁区，对于这一问题本身不能做到客观把握。因此，这一时期称之为研究的初始阶段。

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注意到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其中“大跃进”运动前后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就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大跃进”运动引起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中有不少遗漏，因此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刊发了李成瑞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文中对美国人口学家科尔于1984年出版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对中国在1958年到1963年的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680万的数据，与蒋正华在1986年著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对1958年到1963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这两组数字作了对比，认为蒋正华运用的计算方法与得出的结论更为科学、客观。文章中翔实的数据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一时期，李若建也注意到了1988年《中国人口年鉴》中公布的1954—1987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统计数字失实的问题。1994年，李若建发表《中国人口迁移统计失实原因探讨》^[13]一文，认为1988年的《中国人口年鉴》公布的1954—1987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的统计数字是失实的，并对这些数字失实的原因作了探讨。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间，李若建连续刊发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14]《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15]《大跃进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衰退》^[16]等论文，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比以及自己的实地调研，指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大跃进”运动之后和困难时期中国人口统计的数据是失实的，他指出了数据失实的原因，并根据自己的调查分析得出了有关人口损失与迁移的结论，同时也提到了“大跃进”时期及之后中国城镇化高潮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大跃进”运动的政策失误，但是也涉及城乡隔离政策、粮食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城镇发展等政策上的失误。尽管这些成果都没有对1961—1963年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作直接的研究，但对于精简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尤其是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精简数据，可以说为精简问题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这一时期已有学者专门就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陈理的《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17]一文具有代表性，文章从压低粮食销量，有效缓解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尤其是城市缺粮危机以及顺利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两个方面阐述了精简城镇人口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精简政策经过酝酿、全面启动及收尾三个阶段，最终实现了缓解粮食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农业战线，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工业、基本建设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重大成效。应该说这一成果对精简城镇人口政策本身在提出、实施、结果等层面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诠释。

除了上述论文外，这一时期一些专著中也涉及了精简问题，如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在其第二篇“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对“精减城市人口的决策”专门作了论述，从当时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陈云提出精简城镇人口的举措，到中共中央出台一系列精简政策以及精简任务的胜利完成，对整个精简工作从政策的层面作了介绍。^[18]此外，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19]一书也谈到了相关的精简问题。虽然这些论著中把精简城镇人口依然只是作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一项举措进行介绍与论述，但无论是在数据的运用上还是论述的角度上，比起上一阶段而言，要客观得多。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出现了一批致力于精简城镇人口这一专题研究的学者，正是在这批学者的推动之下，学界已开始真正地从研究的角度关注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二是关于这一问题在政策层面的诠释，例如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内容已较为清晰。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已出现了一些论文与论著类的专题性成果，比起上一阶段仅仅作一些介绍性的论述而言，研究的专题性与深度都有所加强。但是，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涉及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等多个层面，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对精简政策本身进行考察，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从而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因此，可以称这一时期为研究的初步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的视角与范围也不断拓展。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罗平汉于2003年出版了《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20]一书。关于研究这一问题的缘起，正如该书的“前言”中所写：“对于我们共和国，对于那个时代经历了这场大精简的人们，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许多的国史著述或一笔带过，或寥寥数语，并不曾有详细的记叙，更不要说有专门的论著了。”^[21]有鉴于此，该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对1961—1963年的精简城镇人口的起因、经过、结果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精简工作的背景，指出“大跃进”、“大招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左”的错误的泛滥是造成国民经济困难和中共中央出台精简城镇人口政策的主要原因。关于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书中从出台“八字”方针、清理劳动力、启动大精简、统一认识、痛下决心等几个方面作了考察。关于这一工作的效果，书中得出的结论是：“1961年至1963年的精简工作，是共和国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场大精简是迫不得已的，却又是十分成功的……这项涉及上千万个家庭、数千万人口的大迁徙，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大乱子，是十分不容易的。”^[22]此外，书中还涉及了部分地区精简工作的概况。应该说，该书是对于精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也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的最为翔实的论著，为其他学者研究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除了这一专著外，罗平汉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减》^[23]《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24]等几篇相关的论文，对精简城镇人口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剖析。

其次，除了罗平汉对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倾注了大量的研究热情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关注到这一问题，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李若建一直从人口史、人口学等角度对于“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的人口变化情况作了大量研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涉及了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他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刊发了两篇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相关的论文。《“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流动》^[25]一文指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一个高峰时期，“大跃进”是形成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最根本的原因，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下放城镇居民与职工、压缩教育规模和非正式经济活动都是部分原因。大部分流动人口最后还是返回家乡，少量在流入地安置下来，由于政府采取了比较妥当的措施，使这次的人口大规模流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波动。《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26]一文，则论述了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被精简人员的构成、被精简之后的生活与出路以及精简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陈建兰在2006年刊发的《1961—1963年中国城镇人口精简浅析》^[27]一文，谈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饥荒所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是导致精简工作产生的直接原因，中共的领导与组织是本次迁移得以顺利完成的保证，因而这一人口大迁移运动与西方的人口迁移规律完全相左，它有着自己的特点。然而这一逆向人口迁移运动并没有发挥人们预期的作用，却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应该说文章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精简工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文中提到精简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次大倒退，是一次人口的逆向迁移，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后果等，引发了许多思考。这一时期，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成果还包括了刘松林的《浅析1957至1963年国家职工人数波动的原因及其历史经验教训》^[28]，该文将1957—1963年全国职工人数的波动大致分为迅猛增长期、持续增长期以及调整下降期（即精简城镇人口时期）三个时期，并提出，到1963年底，精简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职工人数压缩到了3293万人，比1960年减少了1751万人，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郑美霞的《试论困难时期的职工精简与城镇居民压缩》^[29]一文，除了考察精简政策出台的背景及精简的经过之外，还着重分析了精简产生的影响，认为精简工作是渡过灾荒的必要之举，但同时影响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造成当时社会的混乱，因此在现实与意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应该说，该文对精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苏维民的《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30]一文，通过对时任精简工作负责人之一的杨尚昆的考察，论述了精简政策出台及实施的过程。除了这些专题论述外，这一时期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相关的论文还包括黎源的《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及启示》^[31]、曹树基的《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32]、李庆刚的《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33]、张善余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动》^[34]、柳森的《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评述》^[35]等，这些研究大多将精简问题放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范围内进行考察，或是与其他的迁移活动作横向比较，加强了对精简问题研究的深度。可见，这一时期对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其结论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

此外，这一时期关于区域性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呈现，进一步表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柳森，他对江苏省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作了考察。他在《1961—1963年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减》^[36]一文中，对江苏省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各地区与各部门被精简的人数以及精简产生的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文章对江苏省从1961年1月到1963年7月底被精简的城镇人口数的估算约为143万，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大约为77万。认为精简工作既支援了农业生产，又减轻了国家负担，成为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关于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王义跃发表了《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的精简工作》^[37]一文，文中主要运用中共浙江省委的文件汇编资料对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基本过程作了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以说该文为在浙江省范围内考察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一个窗口。

这一时期，一些研究生也将研究的目光向这一问题汇集，如南京师范大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陈通的硕士论文《“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展过程研究》^[38]中有关于精简城镇人口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编制计划、出台纲领性文件、对安置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较强的解决方案等。

除了上述成果外，还可以在一些通史类的论著中见到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如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3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当代浙江简史》^[40]，杨树标、梁敬明、杨菁的《当代中国史事略述》^[41]等，尽管这些论著依然只是把精简城镇人口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措施论述，且往往较为简略，但是这些成果力图客观地记述这一事件的始末，并不多作主观性较强的定性评述，因此，其论述比起之前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而言，客观性增强，也留给其他学者许多的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论文与论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氛围，主要凸显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研究视角有所拓宽，如出现了地区性、横向比较等研究成果；二是思考的角度多元化，如对精简产生的结果问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反思；三是对这一问题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可称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除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台湾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大陆的人口变动问题。在台湾的《人口学刊》《人口研究通讯》《现代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陆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人口迁移状况，尤其是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人口变动情况，台湾学者虽有所涉及^[42]，但无专门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也有所关注，可以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著的有关中国通史类的编著中见到有关的论述，如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的第八章中，关于精简城镇人口，有“与减少投资同时，关闭了好几万建筑和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将近3000万城市居民被迫在农村重新定居……”这样的论述。^[43]其他如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44]等论著都涉及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应该说，随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增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专题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论文与论著，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都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然而，综观这些著述，可以看到，一般西方学者都把20世纪60年代初的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项措施来进行简单的阐述，而其论述的依据也大多为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采用了中国政府的一些统计数据，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的研究。

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然而，综观现有的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或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将精简问题放入某一区域内进行实证研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真正做到以“史料说话”，可以避免做宏观研究时经常会产生的一种弊端——“从结论到结论”，可以作为一种支撑，对历史进行有血有肉的描绘，可以真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样的实证研究成果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为宏观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印证，能更清晰地把握历史变迁的脉络，此所谓“以小见大，以微观处见之宏观气势”。^[45]而在现有的关于精简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柳森、王义跃等少数学者将精简问题放在某一区域内进行研究并基于政策层面的分析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其他的成果尤其是论著成果中，大多数的研究是将这一问题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而很少从某一个省或某一个地区出发进行剖析，即缺少实证研究。通过这种大范围的研究，虽然可以把握这一事件的宏观脉络，但要具体深入分析，难度很大，很容易忽略一些虽然是细节但又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因此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同时也使研究缺乏生动性，难以接近历史的真实。

其次，在史料的发掘、整理与鉴别上存在一定的欠缺。正如上文所述，综观现有的关于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大多为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较多的是侧重于整体上的梳理，因此，采用的史料基本上是已经整理成册的各类统计年鉴、文件汇编、各级领导的文集、文选等。虽然这一类史料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但这一类史料已经经过整理，整理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资料整理者的一些观察与思考，因此可能在某些方面对资料经过了修改，或添加、或删除，如果基于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难免有失偏颇，同时也会使我们通过对这类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失客观公正。在现有的成果中，基本上没有基于档案、口述等原始史料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再次，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涉及三个主要的层面，即国家、社会与个体。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大多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结果等问题，即关注精简政策的实施与效果，也就是只关注到了精简所带来的国家层面的变化。在这一项工作中，全国被精简的人员有两千多万，而事实上牵涉进这一项工作的人员远不止这两千多万人。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员参与了这一项工作，引起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在现有的研究中是缺乏的。与此同时，关于这些被精简人员以及其他牵涉进这一项工作的人们，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思想变化状况的研究，也都是缺乏的。缺少了社会与个体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有关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就会缺乏生动性，从而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

最后，对于由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而引申出的其他问题关注不够。精简城镇人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非常的手段进行的，尽管精简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这只是政策层面的成功，精简工作对于社会和个体、家庭造成的冲击是十分剧烈的。精简工作为何能够实施并取得成功，这就涉及社会动员问题，在社会动员下，个体、社会层面的变动完全被国家层面的结果所掩盖，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关系。除了社会动员，中国国家的体制、中国的城乡差异、民众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也影响着精简工作的结果。而当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因素是否还能推动国家、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精简城镇人口所引申出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对原始史料和口述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不足；另一方面，有关的实证研究缺乏。因此，对精简问题的整体性把握不够，即精简工作的真实情况尚不清晰。以往的研究只是勾勒出这一历史事件的大概轮廓，而缺少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内容，因而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是模糊的，还未能描绘出这一事件的清晰脉络，同时对于精简工作中的许多相关延伸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