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以《废都》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另一个作家像贾平凹这样，既饱受争议又同时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家，近30年来，贾平凹几乎每部小说都会引发文坛的强烈关注和巨大争议，《废都》尤其如此。这部小说甫一问世，就被卷入巨大的舆论旋涡，对于这部小说的争论，也迅速超越了学术界，演变成了一个社会性文化事件。迄至今日，对于《废都》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息，也许，还要长久地争议下去。对于这部小说的争议，源于不同的层面，有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层面的，也有艺术、精神层面的。可以说，围绕《废都》已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也形成了一个个悖论奇观。

一

毋庸讳言，《废都》无疑是贾平凹最重要的小说，代表了贾平凹创作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品之一。透过那些极易引发误解和争议的表层故事，《废都》实是贾平凹的精心之作、泣血之作，里面有贾平凹的大悲悯、大寄托、大情怀。套用一句话，如果把贾平凹2000万字的创作比喻成一个高原，那么《废都》就是这个高原的最“高峰”。相对于贾平凹之前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浮躁》而言，《废都》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蝶变”，从《废都》开始，贾平凹真正表现出了一个大作家的精神气象，他由对当下现实的热切关注和书写，将思考的目光投向人类精神和历史的幽深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美学品格和精神向度。

然而，《废都》又是一部被文学史严重忽视、艺术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作品，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时代、文化等原因。众所周知，《废都》出版后一度被禁17年，但在国外又获得极高声誉，被翻译成日、法、俄、英、韩等多国文字，并曾获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在民间，各种盗版更是从未停止过，据贾平凹自己估算，“正版、半正版和盗版的《废都》超过了1200万册”，他自己收集到的盗版本就多达“六十余种”，也有人估计《废都》的实际发行量应在2000万册以上。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悖论式奇观：一方面，是禁书；另一方面，大量的盗版书流行。这说明《废都》事实上存在着数量庞大的隐形读者，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地下、半地下阅读现象。

与《废都》的这种地下、半地下阅读相映成趣的是，学术界并未因为《废都》的被禁，影响到对这部小说的研究，相反，学术界对《废都》的热情从来就没有消歇过。据笔者统计，从《废都》问世到今天20年时间里，以《废都》为题的学术论文有350篇，其中研究生学位论文13篇；而以《废都》为“关键词”的论文，则多达800余篇。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另一部小说像《废都》这样，20年来在被禁的情况下，持续激发着研究者的学术热情和兴趣，还没有一部小说具有如此持久的学术效应。这也是“《废都》现象”之一种。然而，这只是“《废都》现象”的一个方面。

与学术界的这种持续热情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文学史对《废都》描述的极端冷落和缺失。一方面，许多著名文学批评家认为《废都》“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作品”,“《废都》虽不能说是旷世奇书，但它确是一部可入史册的杰作”。但同时，笔者也做了一个大体的统计，在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几部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废都》的文字，少之又少，简直到了吝啬的程度。《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文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注明了“同月（1993年6月——引者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字样，也即是说，在洪子诚先生看来，1993年《废都》的出版是值得关注的文学史事件，但在这部文学史的正文之中，除了对学术界关于《废都》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客观介绍外，并无一字评价性语言，且从介绍文字的语调看，作者对《废都》持批判性态度；而几乎与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同时出版的另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很多当代小说如《风景》《一地鸡毛》《动物凶猛》等，都做了十分详细的专节介绍，但是对于《废都》只字未提，只在书末“附录二·当代作家小资料”之“贾平凹”中有如下文字：“80年代初的小说《二月杏》《好了歌》曾因‘不健康倾向’而遭批判，90年代初又因小说《废都》中过多的性描写而引起争议。”而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一方面认为“贾平凹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并把《废都》归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热”中出现的“较为重要的长篇小说”，然而，对这部最能代表贾平凹创作水准的小说，却也同样是未置一词。另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陶东风、和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废都》的态度也同样如此。与以上文学史的集体“失语”略有不同，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则对贾平凹和《废都》持比较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其关键词是“迷失”，贾平凹是“迷失的时代文魂”，从《浮躁》到《废都》“标明在精神迷失的当下作家消褪了‘浮躁’中的激情，放弃了道德理想与社会责任感，显示出精神上的困惑、无奈”。

与对《废都》的暧昧态度不同，很多文学史不约而同地对贾平凹早期的创作特别是“商州系列”给予高度评价，有的则对《浮躁》《秦腔》做了重点评析。也即是说，文学史面对《废都》这样一部作品采取了故意“搁置”的策略。事实上，《废都》在文学史叙述中成了一个无法安放的存在，也就是说，《废都》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是一个“非合理性”存在，在目前的文学史语境中，《废都》尚难以找到容身之所。这既是《废都》的尴尬，也是文学史的尴尬。

二

那么，何以会出现文学史面对《废都》的集体性“失语”呢？仍要从《废都》这部小说自身谈起。

众所周知，《废都》甫一出版，即被查禁，查禁的理由是“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文学性评价，而是一个社会道德层面的说辞。就个人阅读感受而言，笔者不认为《废都》“格调低下”，相反，笔者认为《废都》是一部典型的文人小说，恰如作者贾平凹所言“《废都》通过了性，讲的是一个与性毫不相干的故事”。绝大多数读者只停留在这部小说“形而下”层面，甚至只看到了其中的“性描写”，至于“性”背后的东西却全然不顾。性之于《废都》是一把双刃剑，也一直是困扰这部小说的一个主要原因。性描写事实上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结构性存在，是这部小说得以“立身”的一个重要支撑和依托，也许正鉴于此，贾平凹对《废都》英文版翻译者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原文一句也不要删”。可见，贾平凹对这部小说包括其中性描写的高度自信。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废都》的性描写，《废都》中的性描写一方面走的是《金瓶梅》的路子，甚至，贾平凹故意强化了性描写中的“颓废”成分，然而，与《金瓶梅》之一味客观性描写不同，《废都》中的性描写是充满象征意味的。贾平凹小说如《怀念狼》《高老庄》中的性描写也都是隐喻性的。贾平凹小说中的性描写，大都具有某种逆向意识形态性。事实上，《废都》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文本，是一部具有多重意蕴的小说。但是，即便如此，《废都》的精神指向与当代文学史的主流话语和“期待视野”仍存在明显差逆。

贾平凹前后有两部小说名《废都》，一个是中篇小说《废都》（载《人民文学》1991年第10期），一个是长篇小说《废都》（初刊于《十月》1993年第4期，同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个作家，写两部同名小说，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贾平凹对“废都”二字是多么欣赏，多么意犹未尽。“废”是贾平凹对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评价和情感态度，既指向现实层面，更指向精神层面。甚至可以认为，《废都》《秦腔》《高兴》构成了贾平凹“废系列”三部曲。《废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和心灵史，《废都》与20世纪40年代钱锺书的《围城》一样，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寓言”。从40年代的“围城”到90年代的“废都”，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个绝妙隐喻。当然，《废都》的意义视域并不止于此，而是有更具超越性的解读空间。

然而，《废都》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这部小说的精神指向。读过这部小说的都知道，小说一开头就出现了主人公庄之蝶最经常说的口头禅：“泼烦”。“泼烦”是理解庄之蝶乃至整部《废都》的一个关键词。“泼烦”并不仅仅是指庄之蝶的个人生活状态——作为西京城里“四大名人”之一，庄之蝶一会儿不得不给101农药厂做广告，一会儿又被迫给市长杜撰宣传材料，再不就是被好友阮知非捉去做了“捉刀吏”，西京城里到处都有他的影子，然而，也仅仅是“影子”而已，他的灵魂永远都不在“此处”，他始终无法真正安下心来写他的“长篇”。庄之蝶是典型的“无事忙”,“忙”而“无事”，其实是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是自我背离和迷失，庄之蝶常说自己唯一的所有是自己的名字“庄之蝶”三个字，而这三个字用得最多的还是别人。由此可见，“泼烦”之于庄之蝶，其实并非是由某一桩具体事件引发的烦恼，而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一种根本性的精神状貌和本体性生命状态。

《废都》又是一部充满了悖论的小说。权且不说“废都”的象征意味，单是“庄之蝶”三个字，就极富寓意。自“庄生梦蝶”故事起，“蝴蝶”在中国文化中就成了一个极富诗意的意象，是某种精神和心灵自由的象征：轻盈、美丽、自由、灵动。产生于六朝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及《搜神记》中韩凭夫妇“化蝶”的故事，则进一步强化了“蝴蝶”之“自由”内涵。“庄生梦蝶”的意趣是“自由”:“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恰是在“自由”的含义上，《废都》建构了这部小说的哲学品格，也即是说《废都》思考和关注的一个核心命题是自由的问题。“蝴蝶”本是自由的象征，而小说中的庄之蝶恰恰是最不自由的灵魂，这构成了小说的一个悖论。《废都》的第二个悖论出现在小说结尾。当庄之蝶深深厌倦了西京城中这种身不由己的生活时，他决定拼力反击，那就是他要走出“废都”，寻求精神解脱的新可能、新途径，这也符合“庄之蝶”寓意中的“蝶变”内涵。但是，小说结尾给出的却是完全的绝望和不可能，当庄之蝶即将离开“车站”的一刹那，他“双目翻白，嘴歪在了一边”，庄之蝶得了中风。“车站”在这里有种深刻的象征意味，“车站”本是有车有路，意味着多种选择的可能，而庄之蝶的“中风”则无疑更具有象征意味，在这一具有巨大历史寓意的细节中，贾平凹把庄之蝶最后一丝希望都给彻底无情地掐灭了，庄之蝶注定永远无法走出“废都”。就在他决定走出“废都”的一刹那，庄之蝶走完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旅途。很少有人注意《废都》的结尾，笔者则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小说最精彩、最具象征意味的结尾。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形象，庄之蝶并不能够自然合理地站到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谱系之中，因为“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只是偶然呈现，大多数情形下，它是被深深地压抑在书写遗忘的死角”。从庄之蝶这一具有浓郁悲剧感的结局来看，贾平凹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有着深刻敏锐的体察，传达出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和绝望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废都》可以看作中国版的《城堡》,《城堡》中的K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而庄之蝶则是至死也未能走出“废都”。他们面对的具体现实“困境”各不相同，但小说的旨趣深层相通，此时的贾平凹与卡夫卡穿越历史的时空，深情相望。

三

不止一个人从《废都》中读出了《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况味，由之，有人称《废都》为“世情小说”。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过于强调《废都》与《红楼梦》《金瓶梅》之间的关联，也许会遮蔽《废都》的另一更重要的思想维度，那就是它的更为浓烈而鲜明的现代意识。贾平凹在《我心目中的小说》中说：“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贾平凹的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纯粹就小说的精神向度而言，笔者认为《废都》体现得更接近于贾平凹所说的“现代意识”，虽从未有人将《废都》贴上“先锋小说”的标签，但《废都》无疑是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它的“先锋性”不是表现为许多似是而非的形式技巧，而是源于其浓烈的现代情怀和现代意识。然而，这又是双刃剑。《废都》的“现代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精神向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的，与文学史的主流话语也并不吻合。也就是说《废都》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目前尚无法真正进入文学史的价值视野，这也许是这部小说被文学史广泛“忽视”的一个原因。

的确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贾平凹《废都》之前的创作“贴现实太紧太近”（陈晓明语），如前所述，诸多的当代文学史喜欢介绍贾平凹的《浮躁》和“商州系列”，因为无论是《浮躁》还是“商州系列”，贾平凹都采取了叙述与现实的同步视角，再说，这类小说十分符合彼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语境，容易被接受。然而，这似乎并不完全符合贾平凹的艺术个性和追求。恰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的秘密”。一个有情怀、有抱负的作家，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和灵魂。就审美旨趣而言，《废都》无疑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是一部关注现代人灵魂的小说。然而，恰是这部小说的现代感，将《废都》引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毋庸讳言，这部小说弥漫着深刻的虚无感和浓郁的悲剧感，根本上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特别是与当代文学精神相背离，这构成了《废都》的深层悖论。

《废都》是当代不多的深具哲学意味的小说。有的论者过于强调这部小说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语境即“世纪末”情绪，将庄之蝶直接等同于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过于现实化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这部小说的精神向度和力度，因为《废都》中的诸多颓象并非“世纪末”所独有的症候，而是更多指向一种人类之普遍性精神困境，也就是说，《废都》具有超越性的一面。只有极少数评论家注意到了《废都》的“虚”。李敬泽说，贾平凹“在《废都》中的艺术雄心就是达到《红楼梦》式的境界：无限地实，也无限地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李敬泽之谓“虚”，恰是《废都》的超越性所在。这就是小说的辩证法。

就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而言，其主流是中庸、节制，是中正平和、温柔敦厚，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深刻影响和制约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趣味和美学品格。按照传统的美学观点，《废都》中的那些诸如“哲学牛”、人鬼对话之类的怪异描写，几近“怪力乱神”,“在精神气质上，它（《废都》——引者注）属于有别于儒家正统的道家邪狎一类”。在一定意义上，《废都》有异于中国文学的审美传统。特别是相对于当代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而言，《废都》更是一个异质性存在。当代以来，中国文学陷于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迷思之中，其主流是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传统，“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青保林”（《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文学“经典”，奠定了当代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趣味。新时期以来，在迅速超越了伤痕、反思等控诉型文学潮流后，改革文学的兴起，使新时期文学又重新回到了“三红一创”的审美老路上去，陈晓明用“壮怀激烈”来描述中国当代文学是基本妥切的。从大的审美范畴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而《废都》却是一部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风格较为晦暗。整体而言，《废都》呈现出的颓废审美情调、虚无的精神氛围，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传统，实为“另类”。

也就是说，《废都》无论是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还是当代文学精神，都龃龉难谐。且不说庄之蝶这一艺术形象与中国当代小说文学形象相距甚远，《废都》的“颓废”美学和整体性的虚无主义，之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特别是当代主流审美情趣而言，都是一种“破坏性”质素。也就是说，《废都》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挑战，事实上也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解构。这是《废都》在当代文学史遭遇的深层原因。然而，这也正是《废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