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实用到审美:近现代域外游记散文的转型

域外游记从兴起到繁荣成熟,走过了一段由实用转向审美的漫长发展历程。正如前文所述,早期域外游记大部分是使官应清廷要求撰写的出使日记,并非海外游历者个人的自觉文学创作。真正的域外游记文学创作出现在“五四”之后。笔者认为,近现代域外游记实现由实用到审美转型的节点应该是“五四”。因为域外游记审美化的实现必须包括“游”与“记”两个方面。“五四”之后出现的域外游记,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已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价值。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1922)、《赤都心史》(1924);梁绍文的《南洋旅行漫记》(1924);孙福熙的《山野掇拾》(1925)、《大西洋之滨》(1925);冰心的《寄小读者》(1926)等均属于文学创作,与近代域外游记的机械实录截然不同。实际上,晚清使官中也不乏出色的文学写手,如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就是桐城派的中坚。他们的出使日记中也有不少精彩片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片段只是显示了作者个人的文学才华,却无法改变早期域外游记文学色彩淡化,政论味道浓厚,可读性不强的不争事实。究竟是什么使得域外游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实现了“游”与“记”的审美熔铸?“从‘游记’一词的构成来看,‘游’是 ‘记’的文学内涵,‘记’是 ‘游’的文学体式”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现代域外游记的审美化必须依赖于“游”与“记”的双向互动才能得以实现。

对于最早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晚清海外游历者来说,域外行旅带给他们最深刻的体验主要是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惊奇与艳羡。随着域外行旅的拓展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国人对于西方不再感到那么陌生。行旅者的域外行旅体验开始由惊羡转向审美。行旅体验的转变必然会导致“游”的内涵的变化,而“记”为了适应“游”的变化也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适。影响域外行旅体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游历者的身份、游历的目的与方式、游历者的个人学养与文化心态、游历的时间长短与频次等。域外行旅体验就是这些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行旅者试图将域外行旅体验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时候,这些因素又会左右游记的书写内容和表述方式。因此,域外游记之所以由实用走向审美,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行旅者的行旅体验发生变化,才导致他们对体验的表述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